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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蒂，他要的是现实。戈登则相反，他讴歌奉献；追求帕屈里夏一阵后，回到自己雕刻的那座没有动静、热情永恒的躯干。在回归的过程中，他流露出：奉献固然有魅力，但也要付出代价。埃尔默代表福克纳显然希望逃避的命运，戈登体现了福克纳继续反抗的命运、戈登虽然“生活在自己的高傲的城堡中，无求于人”，但他“在这所寂寞和倨傲的象牙塔里”，孑然一身。
9 月，《蚊群》脱稿后，福克纳继续住在帕斯卡古拉，虽然他的主人斯通一家已经离去。他需要清静，有些东西要修改，有些回忆和情感需要清理，又过几天后才回牛津。菲尔·斯通帮他准备打字稿寄给波尼利弗赖特公司。
利弗赖特坚决要求改写，冲淡小说中有关写作是否性变态的讨论以及有关同性恋的露骨描写，否则不同意出版。第二年4 月发行前，福克纳已回新奥尔良访旧，并同威廉·斯普拉林合作写《舍伍德和其他克里奥尔名人》，这部书中有为《两面派》撰稿的几个人作的漫画，和福克纳学安德森的笔调写的引言。这部书是他第二次告别新奥尔良之作，后来他称之为“不幸的漫画事件”。在完成他的份额以前，他已着手两个写作项目，明确了他的天职，找到了文学和想象力的归宿。此后几年里，他依旧心神不定，不断搬进搬出牛津，但几乎已有了重回牛津居住和工作的思想准备。
第三章注
（1） 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爵士（1854～1941），英国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古典学者。所作《金枝》为人类学重要著作。
（2） 亨利·伯格森（1859～1941），20 世纪初法国著名哲学家、“变的哲学”
的创始人、“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
（3） 当时新奥尔良的文人，见诸手头辞书者有麦克卢尔，《两面派》杂志的编辑；巴索，新闻记者、小说家、编辑；布赖福德，作家，专写有关黑人的故事。
（4） 哈特·克莱恩（1899～1932），美国诗人。
（5） 詹姆斯·迪基（1923～），美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
（6） 卡洛斯·威廉姆，不详。第四章中提及，为医生兼诗人。
（7） 莱奥内尔·特里林（1905～1975），美国文学评论家、教师。
（8） 法国东北部和北部二重镇。
（9） 克里斯托弗·马洛（1564～1593），英国诗人、戏剧家。
（10）西尔维亚·比奇（1887～1962），美国女书商，在巴黎文学界占重要地位。
（11）1789 年法国大革命初期的温和主义阶段曾在此签署《网球场宣言》。
（12）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和狩猎女神，借喻善骑善猎或抱独身主义的女人。
（13）巴勒斯坦北部古城，耶稣的故乡。
（14）托玛斯·沃尔夫（1900～1938），美国小说家。
（15）詹姆斯·布兰奇·卡贝尔（1879～1958），美国小说家。《朱根》讲一个充满了性象征主义的故事，对美国正统观念和习俗进行攻击。
（16）圣芳济（1181？～1226），一译方济各，意大利僧侣，“方济各托钵修会”
创始人。
（17）中世纪法国哥特式建筑的优秀典范。
（18）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的主人公。
（19）西哈诺·德·贝热拉克（1619～1655），法国士兵，在西班牙战争中负伤后成戏剧家、小说家。
（20）阿尔贝·加缪（1913～1960），法国小说家、戏剧家、评论家。
第四章 伟大的发现（1927）
福克纳回牛津后的一年里，发生了几件小事，有一个伟大的发现。他住在家里，自然就滑入原来的生活方式：常去原来的树林里散步，烦躁得实在难熬时，独自去新奥尔良，或者同菲尔·斯通一起去孟菲斯。埃斯特尔·富兰克林又回娘家住，因此经常和她见面。埃斯特尔和康奈尔·富兰克林夫妇关系时好时坏，多年努力无效，终于走上漫长的离婚道路。她结婚日子越久，越觉得无法忍受。福克纳知道她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有时，他觉得她很亲近，几乎和从前一样。长久的疑虑终于证实：他必须作出决定，是否同埃斯特尔结婚。可是他忘不了海伦·贝尔德，因此六神无主。
他不时出入牛津，找其他女人。
终于，他住在牛津的时间多了起来，工作的时间也多了起来。4 月底，《蚊群》出版时，他已完成和斯普拉林合作的《舍伍德·安德森和其他克里奥尔名人》一书；为埃斯特尔的女儿维多利亚写了一篇童话《愿望树》，亲笔誊抄并装订；另外还开始写两部新书。上午的工作效率最高，往往到中午已经写了五六小时。在一部小说即将出版、短篇故事有了读者、新书写作进行顺利的情况下，他兴致很高；对自己的工作信心十足。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他发现自己的“命运将是不断地写书”。
1925 年初到1926 年末在新奥尔良、巴黎、帕斯卡古拉的几个月里，他更具体地发现，那样的命运意味着什么，他逐渐把握自己对艺术的暧昧感情。他要创作——
要侍奉心中的“一个梦和一团火”。但他既要“用大理石或声音在画布上或纸上赋梦以形，又要有自己的生活。”他和他的梦一样没有形，和它一样需要有形：“我不过是一团无定形的湿泥巴，走出痛苦，哭哭笑笑，努力奋斗。”相互矛盾的种种冲动曾使他在奉行不动不语和追求火药与飞行勋章的两种实验之间彷徨。
这些冲动后来都用进《埃尔默》和《蚊群》的语言和情节中，他愿像一股生命力运行在自己的天地里，撩拨美女的春心，进行伟大的冒险。这时的他对语言持有怀疑。《蚊群》中的道生·费尔柴尔德说：“你在用语言代替行动，像个阳萎不举、老婆偷汉子、每晚抱着《十日谈》上床的男人。”福克纳试用过的并在某种意义上追求的替代，使他对自己苦苦努力以求掌握的媒体产生怀疑。有时，他几乎像一个被逼下海的艺术家。使他苦恼的倒不是艺术带来的出类拔萃的感觉，而是他选定的天职和媒体的性质。他没有想到献身艺术就不能考虑“一己的感情和经历”，只能把它们当作素材。
他不在乎当一个“完美的文人”，当一个“为了给自己制造存在的幻觉而创作寓言的人”。但是，有若干理由证明，小说比诗歌更开放，更能让他有所作为，因此，对于克服内心抗拒的帮助甚大。他带了《绿枝》去新奥尔良写，但是搁下了，因为另有新的题材——几篇速写和《军饷》。他继续写散文，避免作出放弃诗歌的决定。他在巴黎写《埃尔默》，在帕斯卡古拉写《蚊群》。
《蚊群》的创作，特别是其中一个人物道生·费尔柴尔德的塑造，是转折点。
虽然对于天职和媒体的怀疑阴魂不散，但信心此时已增长到足以与怀疑相抗衡的地步。费尔柴尔德把语言文字看成行动的替代，还补充说，语言文字虽无生命，但可以“进行完满的结合”从而“产生生命体”。
福克纳相信自己能把天才和艺术结成某种关系，开始信心十足地制订一个又一个写作计划。眼下的三个计划说明展示在他面前的可能性。在含有斯诺普斯世家的种子的《亚伯拉罕神父》中，他开始关注正在改造南方的种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在日后成为萨托里斯的《坟墓里的旗帜》中，他开始汲取地方和家族的传说传统。在后来成为他的第一部杰作的《喧哗与骚动》中，他回到幼时的家庭模式以及童年的回忆。虚构小说使他觉得艺术不妨成为他的天职，因为它扩大了创作的源泉。
他在《军饷》中怯生生地、在《蚊群》中大胆地用虚构小说把自己的诗人形象召来挥去，由此可见他即将走出的下一步：对本地、本家和本人进行探索，从而使他的写作成为行动而不是替代，成为探险而不是逃避。
诺思罗普·弗赖曾指出：“写诗需要很大意志力，但一半的意志力必须用于放松意志，使写出来的东西像是信手拈来。”福克纳写小说比写诗歌容易放松，其中原因恐怕尚待假以时日方能看出，但他从小爱听故事、爱讲故事，特别在《坟墓里的旗帜》中，开始大力借用青少年时期听到的陈年宿话老故事。回到早年的口头文学同时，他回头重读早年读过的一些作家，包括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近年来又集中阅读了19 世纪晚期的作品，写作中流露出它们的影响——有意识地游戏生活的貌和力，有意识地探索意识和想象的构成，有意识地审查语言文字作为游戏的手段，有意识地展示虚构和现实之间的错综关系。这些问题虽然极其现代化，但不是新问题，至少在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身上已经存在，换言之，打从小说诞生之日起已经存在了。不同的是在福克纳回归青少年时期听和读的东西时，他并不关心其中提出的问题，只关心自己对那些问题的认识的深度。甚至关心哪些作家最使自己爱不释手。后来自称喜欢威廉·莎士比亚的“蹩脚的双关语、蹩脚的历史故事”和不高雅的趣味，不喜欢沃尔特·佩特的纤巧工整。他也回头去读19 世纪的伟大小说家，特别是巴尔扎克和狄更斯。在《亚伯拉罕神父》和《坟墓里的旗帜》中，他明显表现出19 世纪虚构小说背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