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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万字。酒量大、牛皮大的人不少见，少见的是像他那样一早起来便写、成小时地写个不停的人。同他最接近的人只觉得他“文思涌流不息”。他仍旧怯生，好在每走一步都有菲尔·斯通和伊丽莎白·安德森介绍的人相助。威廉·斯普拉林·约翰，麦克卢尔、朱利乌斯·弗兰德、汉密尔顿·巴索、莱尔·萨克森、罗阿克·布赖福德（3） 都同他交朋友。《两面派》的撰稿人中有不少志趣相投的作家和画家，而这本杂志给了他发表文章、诗歌和随笔的阵地。
《两面派》的销售量虽不大，声誉却蒸蒸日上，编辑们敢于探索，发表过哈特·克莱恩（4） 、埃兹拉·庞德、欧内斯特·海明威和舍伍德·安德森的创作，还乐意把藉藉无名的小地方文人同已成名的作家放在一起。三年前曾刊登过福克纳的一首诗，叫作《肖像》，福克纳抵新奥尔良后的第一期又刊登了他的一首诗、一篇杂文和一篇洋洋洒洒的散文。叫作《新奥尔良》。这是一个预告，此后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中，福克纳不断有作品发表在《两面派》上，也有发表在新奥尔良的《时代小报》上，有几个为《两面派》这本小杂志撰稿的作家是报社记者或专栏作家。报纸开始让他凭写作挣到一点钱，杂志开始让他尝到作品有人读的甜头。
他酝酿的一个大课题是诗集《绿枝》，他仍把自己看作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在英国遇识者而成名，因此，斯通希望福克纳也能在欧洲赢得承认。《两面派》上的评论和诗歌比密西西比大学发表的那些来，进步不大，散文随笔却令人刮目。在象征主义运动的彻底冲击下，他一直在寻找借以捕捉意识之微妙的种种隐喻模式；写诗时期的成功不大，写散文开始了一个飞跃的时期。
写完一组11 篇印象主义的独白《新奥尔良》并发表在《两面派》上以后，开始为《时代小报》写一组长而复杂的随笔。两组随笔都试用新的题材、结构和人物（后来运用得更加复杂细腻），倒像是开始第二次学艺。先前写诗作文是读书的最后阶段，现在他写散文和随笔，也是为了这一目的。他肆无忌惮地见到需要的拿来就用。从1924 年10 月《两面派》刊载的朱利乌斯·弗兰德颂扬康拉德的文章中袭用了“永恒的真理”一语；从约翰·麦克卢尔评《大理石牧神》的文章中撷取了崇高的失败的意思；后来又从人家评《军饷》的文章中，接受了虚构小说乃“想象、观察与经验的综合”的思想。这些思想和其他借用的思想，他一再应用，直到完全化为自己的思想。在他当时写的随笔中反复出现几个人的印迹，至少有一个人、约瑟夫·康拉德的影响比比皆是，似乎福克纳在重读康拉德。康拉德的“印象主义”
手法显然是那时新奥尔良“热烈讨论的题目”。福克纳常把时间颠来倒去、喜欢卖关子、偏爱讲精神或性格失败的故事，其中显而易见康拉德的影响。不久，他学康拉德的样，运用印象主义的技巧，把传奇剧般的情节用入严肃小说。有些随笔集中渲染反复观察或侦察等行动；有些则通过一个抱有同情但保持超然、置身事件发生的近处却和读者一样感到不解的说书人或旁观者。在这些置身事外的手法中，他找到了日后使他能够采用恐怖或荒诞、伤感或胡闹的情节而不卷入、不表态的技巧。
在许多随笔中，福克纳关心文体。虽然他的文笔基本上用口语体，但是他用传统的修词手法而取得更大的共鸣，用方言而使文笔更丰富多彩。《码头工人》是这一类试验中最有意思的。一个黑人口中的方言制造浓厚的宗教气氛，为采用传统的词藻进行铺垫。“自人给我穿衣裳穿鞋子，但并不能使石子路喜欢我的脚。这些城市不是我的；这片黑暗却是我的，里面有我的同胞吐入的年深月久的热情、恐惧和忧愁。”说到这里，突然语不成声，收到希冀的效果；因为它把心灵的深邃睿见和需要，同传统的遣词造句两相结合，表示同感。方言的采用固属偶然、公然，修词的采用却是既有个性、又有共性。福克纳越写越熟练地兼收并蓄、进退自如。但他坚持、甚至果断地融雅俗于一炉，《八月之光》的第一章便是明证。
2 月底，福克纳决定回牛津住几天，看看埃斯特尔，同菲尔·斯通谈谈自己的打算。他重又想去欧洲，可是又回到新奥尔良，住在威廉·斯普拉林家的一间客房里，开始两项新规划：同舍伍德·安德森交朋友；写一部小说，叫作《军饷》。安德森和福克纳都忙于笔耕，但两人还是经常见面，有时在下午，有时在晚上。安德森比较健谈，年纪比福克纳大一倍，名气也大，自然当起导师来，福克纳成为被保护人。福克纳回忆道：“我们一起散步，他说我听。”晚上，“我们一起喝着酒，坐到一二点钟，依旧是他说我听。”两人都喜欢画画写作，都爱吹牛皮。安德森从这番交往中有三大收获：一则故事，后来写成《会见南方》；许多快乐的时光；和一个创伤。福克纳的得益要大得多：第一部小说得以出版，全赖安德森的帮助；各式各样的忠告；据以创作《蚊群》中的一个人物的材料；最重要的是，一个有用的学习榜样。
出于吹牛的同好，两人合作创造了艾尔·贾克森；先是半马半鳄、变成半羊半人、最后变成鲨鱼般的东西，专门捕食在水里游泳的肥胖的金发女郎。
经过这次短短的合作，安德森得出一个清晰的印象，警告福克纳道：“你才气太大，写起来太不费力气，这样写、那样写，变化太多。一不小心，会什么也写不出来。”比安德森的劝告更重要的是他提供的榜样。安德森个子不高，因此对福克纳没有体魄上的威势。作为作家，他的成就已够令人钦佩，但也有瑕疵，不致让人望而生畏；凭此二者便足以成为福克纳的最佳导师。
福克福由衷赞慕安德森的《俄亥俄州瓦恩斯堡镇》和另外一些故事，包括《我是傻瓜》。但也看出安德森创作的局限性，特别是“笨手笨脚地精益求精”。
安德森是福克纳认识的第一位重要作家，也是他可以师法并努力赶超的一位小说家。对于安德森的虚构小说，他可以套用詹姆斯·迪基（5） 对卡洛斯·威廉斯（6）
的介绍：这种东西也称得上小说的话，我也能写。
这点认识对福克纳至关重要。有些才子或天才很早便学会“对自己信心十足，尽管也会有怀疑的时刻”。有些则“运气好或者懂得交什么样的朋友”，在才华尚未充分显露之际便有人赏识。据莱奥内尔·特里林（7） 称，约翰·济慈便是这样，因此在提出“重大问题”、试作“重大解答”时，对自己的思想感情深信不疑。福克纳偶尔也宣布自己是天才，迟早会出名，有一次在高尔夫球场上对一位女士如此说，那位女士不胜诧异。有时，甚至早在去新奥尔良认识安德森以前，他已相信自己是天才。但是，深信不疑自己有才的过程相当缓慢；结交到识才的朋友、特别是赢得他敬重的有才之士，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安德森身材矮小，散文写得很笨拙，这些人所共见的局限加上他的年纪和成就，使他能给予福克纳其他新奥尔良作家所不能给予的帮助；使福克纳产生同样的信心和欲望，如福克纳在他身上所看到的—
—“作家必需有信心，相信自己的情感是重要的”，“有把这些情感一吐为快的愿望”。
多少年来，福克纳一直朝着这样的信心和愿望靠拢。几个月的相处中，安德森加强了这一意识，加快了他转向写小说的过程。后来，1926 年中，福克纳和威廉·斯普拉林合写《舍伍德·安德森及其他克里奥尔名人》时，仿效海明威在《春潮》中的游戏文笔，拿安德森的风格开玩笑，虽无恶意，却伤害了这位一向与他为善的朋友。但是，早在福克纳日后戏称之为“不幸的漫画事件”发生前，两人的关系已日趋紧张。两人都很敏感、都好胜；一个正在起步，欣欣向荣，一个却走在缓慢痛苦的下坡路上；师徒关系目然无法继续。安德森给过福克纳帮助，使后者有可能长进，两人都为自己无意间扮演的角色感到不安。多年后福克纳回首往事时称安德森为巨匠，是“我这一代作家之父”，这些话未免夸大了安德森的成就，然而也反映出安德森在福克纳的成长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尤其在1925 年写作第一部小说期间。
3 月回新奥尔良后，福克纳继续写随笔，有了一些读者，挣了一些钱。
他投寄《星期六晚邮报》等畅销杂志的东西一篇篇都遭退稿，但他仍打算掌握写商业小说的条件。有时他担心为稿费而写作会毁掉自己的才华，但是他渴望成功，而成功无法同金钱分开。他讨厌中间道路、讨厌小康的收入和作风。贫困和默默无闻的生活不允许他作长期磨练，虽然以后写到这种生活时不无温情。伊丽莎白·普劳尔·安德森说得好：福克纳已染上不亚于其雄心壮志的昂贵嗜好。既追求名利，又要忠于艺术，他要寻找一条既能出名赚钱又不致降格或败坏创作的道路。写《军饷》时的经验成为日后生活的一条组织原则：把零星时间和不少心思用来写商业小说，把天才留给艺术。1925 年3 至5 月在新奥尔良时，这一方针意味着每天工作很长时间，马马虎虎写杂文，认认真真写小说，“上午、下午、往往直到深夜”伏案写个不停。
《军饷》起初叫作《五朔节》，写此书经过几个步骤：手写初稿，修订后打字，再修订打字稿，有时大段大段地改动；以后习以为常。事先仔细地列出提纲，说明他有明确的写作目的，也可看出他写战争时想象力的不断发展。写《军饷》期间，不仅铺展而细致地刻画伤兵，还写了一篇短文，叫作《文学与战争》，无比坦率地评论了别人“把最近这场战争用于”文学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