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制。此时的他，不仅想借文学为突破口，写作出奔腾呼号的作品，也和许多爱国留学生一道采取一些实际行动，积极响应国内爱国风暴。突出的表现就是“五四”刚过的6月，他和同学组织了一个爱国团体“夏社”主要活动就是广为搜集日本报刊上的侵略中国的言论，然后译成中文刻印出来寄往国内，以激起国人反帝爱国的热情。在“五四”时代气氛和精神的激发感召下，他的创作热情如同火山一般喷突出来，在1919年冬和1920年上半年，出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他后来回忆说：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像一座作诗的工厂一样，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在1919年与1920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创造十年》）这是郭沫若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许多不朽的名篇，如《凤凰涅盘》、《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炉中煤》、《光海》等，都是这时写成的。
就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也是毛泽东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同时，即1921年夏，郭沫若和几位思想爱好共同一致的伙伴，在日本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为自己献身的文学事业同时也是革命事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时至此刻，毛泽东和郭沫若，一个韶山冲里的伢子，一个沙湾镇上的娃儿，通过各自的途径和通道，都成长为新时代的新青年，都正积极投入时代的潮流，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不过他们至此还互不相识，天各一方，没有任何交往。
他们还在等待时间和机会，在历史的重要关头汇合握手。
有一种说法是，五四时期郭沫若和毛泽东即虽说不上开始交往却已有过接触。具体是：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候，日俄战争爆发，他参加驱俄义勇队跑回国来，写诗明志，跑回来一看国内没什么动静，他就在北京转悠。杨昌济是日本留学监理，郭沫若就去杨家玩。杨家有一个年轻人来给他开门，开门之后默默就走了。待郭沫若和杨昌济谈话结束，这个年轻人好像听到一样，又赶快跑来开门，送郭出来，一句话都不讲。郭沫若说月亮之下，觉得那个人个子高高的，留着长头发。
后来郭沫若回忆说，那时候眼真拙啊，原来给他开门的人就是中共领袖毛润之啊。这就是郭沫若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
还有一种说法是，大革命时期郭沫若积极参与北伐，一下就官至国民革命军行营政治部主任。这时也跟毛润之有一面之缘。郭沫若回忆说有一天毛润之来要见张发奎，来到政治部，郭沫若就问“咦，你是毛润之吧？”毛泽东当时是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其实那个时候算是我（郭沫若）的上司了，但是我是蒋介石的秘书。要见张发奎啊，“好，我就写介绍信吧。”毛泽东就拿着总司令秘书的介绍信去找张发奎。张发奎在睡午觉，护兵就问有名片没有？毛部长说没有，只有一个介绍信。“介绍信放这吧，张长官在睡觉。”张发奎醒来，看到介绍信，“哎，中央领导来了，还拿了总司令秘书的介绍信，赶紧出来迎接。”
以上说法，乍听起来，好像有鼻子有眼，颇为有声有色，可惜并无根据，而且认真考察就会发现与事实严重相悖。以第一种说法看，首先，日俄战争是日本与沙皇俄国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战争时间是1904—1905年间，以沙皇俄国的失败告终。此时无论是毛泽东或郭沫若都还没有离开家乡，郭沫若是1913年才初出夔门，而毛泽东是1918年才走出湘省来到北京的。早在十几年前的日俄战争时，毛、郭怎能在北京见面，毛泽东为郭沫若开门更是从何谈起？其次，郭沫若在留学日本期间，确曾因爱国抗日返回国内一次，那是1915年5月间，因日本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出于愤怒，一些留日学生回到上海，数日后即返回日本。郭沫若既未去北京，毛泽东此时也未到北京，在杨家开门见面之事岂不也是子虚乌有吗？
再以第二种说法看，郭沫若在广州投身革命参加北伐，一开始被任命为政治部宣传科长，旋于大军出征之后才任命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即便在广州时郭沫若是政治部主任，身为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的毛泽东要见张发奎，也不至于要到政治部找郭沫若开介绍信。这应该是基本规矩和基本常识。至于毛泽东到张发奎驻地要见张，张因睡觉未见，更是天马行空，信口开河。时张发奎虽为第四军第12师师长，军营重地，北伐在即，也不至于如此摆架子，耍大牌。这样描述，颇像说书，生动倒也生动，只不过仅能让人一乐，实不足信。
第二章 交往的开始
●一、中国的“莫斯科”
“真的，在那时，无论是赞成或反对，谁不把广州当成了莫斯科呢？”
这是郭沫若对于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的时局和人心的一种描述和看法。
其实，又何尝只是郭沫若这样看，当时的人们，尤其是一些有着革命要求的青年也这样看。
在反动的军阀势力以北京作为大本营，顽固地盘据着中国广大的土地的时候，北京知识界和青年们就都持有一个同样的看法：光明的南方，黑暗的北方。这“南方”，就是指以广州为中心的南中国。
说广州是中国的“莫斯科”，当然不是指它的文化氛围或城市历史、城市地位。
那时，莫斯科已经是年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首都，她已成为红色革命的苏联的象征。当时的广州虽然不是中国的第一都市，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却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革命力量的聚集和酝酿，她显然已成为国内革命的中心。可以说她既是每一个怀有先进社会理想的人心中向往的革命“圣地”，也是所有企图剿灭革命的反动者所惧怕和痛恨的地方。
广州的春天，繁花似锦；即便是在冬天，北国一片肃杀气象，这里也温暖如春。
木棉花开红似火，英雄树盖翠欲滴。不过，这都不是它成为“革命策源地”的理由和原因。
之所以说广州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是因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辛亥革命的发动人、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是广东人，长期以这里为活动基地，在这里积蓄了相对厚实的革命力量。经过二次革命并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孙中山先生还是选择了广州作为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联合的地点，首次在这里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在这里，新的革命力量开始聚集并发展壮大，为经受着辛亥革命挫折的人们创造新的希望。
而这一局势的形成，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并没有发生人们所希望的那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舞台上，各种势力仍然在进行着激烈的较量；在人们的思想领域中，也还在发生着不停的冲突和反复。时局像一团拨不开的云雾，笼罩着中国大地，也笼罩住人们的心。当时的中国真像一个发育不良的幼儿，正步履蹒跚地要走完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就在这个时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但“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语）也让人们“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鲁迅语）于是中国的革命者和先进分子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认识到有必要调整自己创导的主义，推行革命的新三民主义。
由此也可以说是掀开了中国革命新的篇章。
事实也迫使人不能不考虑辛亥革命以来的情况：政局的混乱，经济的凋敝，尤其是北方军阀的连年混战，这一切使得中国的土地上硝烟弥漫，哀鸿遍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更为鲜明和彻底的姿态参与并改写着中国的历史，使得更多的人们更深切地认识了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但是，五四运动总体说来乃是一次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要想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没有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不行，而只有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也还是不行。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这是革命的规律和真理。作为革命的行动家和实践家，孙中山先生除了继续组织力量再行发动新的革命，此外不可能还有别的什么选择。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积极地准备着北伐，希望维护革命的成果，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他经历了屡次的失败和挫折，几乎是在绝望之中，看到俄国的十月革命的成功，在认真思考和总结之后，毅然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他本人及其他同志的努力下，于1924年，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中国共产党才刚刚诞生了两年多的时间，虽然不够成熟，但毕竟代表着先进的力量，也承载着广大人民的期望。从这次代表大会开始，国共两党形成了团结的力量，并且加强了对群众的组织工作。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各种形式的政治讲习班，就成为了革命骨干的摇篮，而广东地区也就成为了公认的革命的策源地。
热气腾腾的广州“革命策源地”，既是由处在这里的革命力量所造成，又反转过来吸引着其他各地的革命者和热血青年。且一批共产党人如瞿秋白、恽代英、林伯渠、毛泽东等就聚集在这里；而一些着名的文化人也纷纷到这里来，希望跟上时代的步伐，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
其中最有名的当数郭沫若、郁达夫、鲁迅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