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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了他们诗歌创作的热情。他们歌颂集体的劳动，歌颂劳动的集体，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在发现广大人民群众劳动热情的同时，也敏锐地发现他们诗歌创作的热情。他对当时已经广为流行的民歌十分重视，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大规模地搜集全国民歌”。在他的号召和指示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大规模搜集全国民歌》（1958年4月14日）、《要抓紧领导群众文艺工作》（1958年7月3日）和《加强民间文艺工作》（1958年8月2日），由此可见中央对这一工作的重视。
在此情况下，经济战线上的“大跃进”激发起民歌创作的巨大热情；反过来，大跃进民歌创作又激励着全国工业农业及其他各行各业的生产热情。一时间，全国上下真的是一片热气腾腾，热浪滚滚，民歌创作也就铺天盖地。有些地方行动唯恐不快，宣传唯恐不力，甚至大搞赛诗会，大摆诗擂台，提出“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个个是作家，人人是诗人”。当时民歌创作真是成了“诗的海洋”。
毛泽东看到这些情况当然是十分兴奋的。他认为从那些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领袖以及表现工人农民生产热情的诗歌中，可以看到民心、民气，可以看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是怎样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也看到自己在人民群众中是享有怎样高的威信。当然，他也不是完全头脑发热，还是对一些做法有所保留，存有疑问。特别是对一些地方报道人人都写诗表示了不同意见，说：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的发展。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几亿农民都要写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不过，从总体上说，他还是对这样的群众诗歌运动持肯定态度的，他一再对周围的人说：“从民歌可以懂得许多东西。”
在大跃进的日子里，毛泽东自己也写了两首气壮山河的诗，即《七律二首·送瘟神》（1958年7月1日）。
这二首诗前有短短数十字的前言，说：“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诗两首真实地表现了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是怎样关心人民的疾苦，萦怀人民的命运。他为受血吸虫病害的人民痛心，又为他们消灭病害无限欣慰。毫无疑问，两首诗表现了领袖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是激动人心的好诗。这两首诗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和浪漫主义手法，稍通一点艺术的人也都充分肯定，作出很高的评价。无论是谁，不能把它们和当时一般的大跃进民歌相比，更不应该把它们和大跃进民歌相提并论。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毛泽东的这两首诗，特别是其中第二首，有一些诗句，如“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等，或多或少是夸大了人的主观力量。
这样说，不能算是苛求。
我们知道，毛泽东写诗，喜欢天马行空，汪洋恣肆。在他的诗里，不乏一些豪迈雄伟的诗句。诸如“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沁园春·长沙》），“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蝶恋花·从汀洲向长沙》）；特别是在《念奴娇·昆仑》一词中，对于昆仑山，唱出“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在《沁园春·雪》中，唱出“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这样一些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甚至在大家公认为革命浪漫主义表现得最好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中，通篇天上地下，思绪飞扬。但我们所说的这一切，都有特定的指代和意境，并不完全是随心所欲，表现出不受任何约束的人的主观意志和愿望。若仔细推敲和研究，还是可以看出它们和《七律二首·送瘟神》中的有些诗句是有所不同的。因而我们也不能不说是在这两首诗中或多或少也留下了一点当时“大跃进”时代的印痕。
面对如海洋一样广阔如海洋一样丰富的“大跃进民歌”，郭沫若当然地更是极为兴奋。且不说他十分清楚，大跃进民歌是受到毛泽东的支持和鼓励的；毛泽东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也由大跃进民歌作出了实践的印证。而且，他尤其作为一个诗人，并且是浪漫主义诗人，面对如此空前的群众性的诗歌运动，他怎能不雀跃，不激动！
在那热气腾腾的日子里，郭沫若亲自率领文艺家到张家口专区参观访问，深入到怀来县花园乡、涿鹿县、张家口市等地体验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受到各地大跃进气势所启发”，也写了好多首大跃进民歌一样的诗作，用典型的大跃进的词语做了一个总题《遍地皆诗写不赢》。以后又写了《跨上火箭篇》和《长春行》等，诗中甚至不乏诸如“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这样一类不但内容虚假浮夸而且诗句粗糙乏味的所谓“诗句”。后来，他又和周扬在全国大跃进民歌的基础上，合作编选了一本《红旗歌谣》。他在这本歌谣集的《编者的话》中，对大跃进民歌作了极高的评价。说：
……新民歌是劳动群众的自由创作，他们的真实情感的抒写。“诗言志，歌永言”。这些新民歌正是表达了我国劳动人民要与天公比高，要向地球开战的壮志雄心。他们唾弃一切妨碍他们前进的旧传统、旧习惯。诗歌和劳动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民歌可以说是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这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风。这是作了自己命运的主人的中国人民的欢乐之歌，勇敢之歌。他们歌颂祖国，歌颂自己的党和领袖；他们歌唱新生活，歌唱劳动和斗争中的英雄主义，歌唱他们对于更美好的未来的向往。这种新民歌同旧时代的民歌相比，具有迥然不同的新内容和新风格，在它们面前，连诗三百篇也要显得逊色了。
……历史将要证明，新民歌对新诗的发展会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他在为新民歌集《大跃进之歌》所作的序中也赞叹道：
6亿人民仿佛都是诗人，创造力的大解放就像火山爆发一样，气势磅礴，空前未有。
同时，他还就当时的诗歌创作中的主要问题答《诗刊》社问，他认为“大跃进”
以来所出现的歌谣，即新民歌，它的形式是会发展的，它的精神会成为主流。
现在，“大跃进”的年代和“大跃进民歌”都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历史已经证明，虽然对于“大跃进”的主观愿望以及勇于奋斗的精神不可完全抹杀，对于“大跃进民歌”也要一分为二，分清其积极向上的情感因素，扬弃其虚假浮夸的成分。但事实表明，大跃进对全国人民是一次大灾难。而由于当时“左”倾思想主观主义盛行对于主观意志和精神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新民歌”也就不可能避免这方面的影响，表现出太多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以主观代替客观，以幻想代替现实，把生活的假象看作生活的真实，用狂热和虚夸来取代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些缺点和问题，都是我们今天应以为鉴的。
●二、“毛泽东的第一解诗人”
郭沫若和毛泽东二人之间的交往，更多也更显密切的是对于他们自己诗作的切磋琢磨。这是因为他们二人都是杰出的诗人。诗，为他们提供了密切交往的基础。
他们在一起交谈诗学，切磋诗艺；在诗学中论时事，谈社会，又在人生万象和世间哲理中寻找和发掘艺术真谛，而更多的是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的琢磨、诠释和讲解。
这一切，也为政界和文艺界留下了趣谈和佳话。
前已说过，毛泽东最早公开发表的一首诗（词）是他作于1936年2月的《沁园春·雪》，发表的时间是1945年11月重庆谈判刚刚结束。当时重庆的《新民报·晚刊》发表是根据传抄，并未得到作者的同意。但诗既刊出，一时轰动了整个山城。
人们由此开始认识到这位共产党的领袖原来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当时，围绕这一首词，各种政治面貌的人做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郭沫若针对一些人的蓄意曲解和恶意歪曲，就曾挺身而出着文给予正确阐释，并且用该词原韵填词二首，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他对毛泽东的崇敬和理解。应该说，这是郭沫若和毛泽东在诗词创作艺术的海洋里（但当时也是在政治的风浪中）最早的神交。
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的18首诗词，并有他给该刊主编及其他编委的信。当时也引起全国轰动，一时各地书店门前排队购买《诗刊》，成为壮观一景。接着，1958年，他又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蝶恋花游仙》词（后改题《蝶恋花·答李淑一》）和《送瘟神二首》（后改题《七律二首·送瘟神》
），时值国内处于大跃进热情高涨和文艺界正热烈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二革”创作方法的时期，毛泽东的这三首诗词，更为国内人民的高涨热情增添了催化剂。
就在毛泽东发表《蝶恋花·答李淑一》后不久，郭沫若立即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中，重点分析了毛泽东的这首词。他说：
这词的主题不是单纯的怀旧，而是在宣扬革命。从这里可以看出：（1）革命烈士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2）革命家抱有革命的乐观主义，对于革命的关心是生死以之的；（3）抱有正义感的群众（吴刚和嫦娥）对于革命和革命烈士是怀抱着无限的尊敬和同情的；（4）革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