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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今天上午大会（政协会议）是讨论军事问题，想来会场总会是杀气腾腾的，可是今天上午会场一堂和气。”然后话锋一转，说：“倒还不像今晚沧白堂这般杀气腾腾。”
接着，他又带着满脸不屑的神态，对着那些在会场鼓噪的特务流氓说：“连政府都要来协商，你们又何必这样呢？”
郭沫若的神态、语气，真正是势压千钧。会场上顿时四处掌声，小特务们一个个就像瘪了气的皮球，一时竟鼓不起劲来。
当然，特务流氓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捣乱是他们的职业。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仍然捣乱不止。
政治协商会议于1月31日闭幕。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以及会议内外民主力量的斗争和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在会上作出一定让步，作出一些许诺。然而，这种让步和许诺只是表面的，暂时性并且是带策略性的。国民党决不会真心实意痛痛快快给人民一点什么甜头，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会后进行更大的反扑和破坏。当时有些精明的进步人士就有所估计，然而人们还是没有想到这估计会来得那样快。
这就是当时由国民党一手制造的“较场口血案”。
那是2月10日上午，重庆各界群众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大会。
这天，郭沫若一早就偕同夫人于立群带着全家来参加庆祝会。大会的主席是李公朴。郭沫若、沈钧儒、马寅初等都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他们一起站立在临时搭起的台上。
大会还没有开始，主席台周围就乱了起来。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大吵大闹，要求赶快宣布开会。与此同时，主席台上突然挤满一些不明来历的人，他们自称是重庆各职业团体的代表。他们又是抢播音器，又是占主席台，并不顾大会真正合法的主席团，公然径自宣布奏乐开会。有一个自称是“农民代表”的人把住播音器就要讲话。这些人蓄意捣乱是再也明显不过了。
这时，大会主席李公朴，还有主席团一些成员赶忙上前交涉，还书生气十足地对他们说：大家应好好商量，要发言也要按预定程序，不要打乱原来的计划。
这种“交涉”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对方本是蓄意为之，怎能按您老意见“商量”，“按预定程序”进行呢？
这时，台下就有人高呼：
“他们（当然是指主席团成员）扰乱秩序！”
“让我们的代表（当然是特务流氓）发言！”
“打！打！”
就这样，一时喊“打”声四起，会场一片混乱。
这时，早已站在台上的10几个特务流氓立即把李公朴包围起来连打带拖推到了台下，李公朴当即被打得头破血流。
就在李公朴被特务流氓包围殴打的同时，郭沫若和主席团其他一些成员赶过去阻拦，特务流氓也对他们施以拳打脚踢。郭沫若左额被打肿，胸部被踢伤，眼镜也被打落在地。
主席团另一些成员，施复亮被许多特务流氓拖打，以至遍体鳞伤；马寅初被打后，所穿马褂长衫亦被流氓抢走；沈钧儒也被流氓殴打……就在主席台乱成一片的时候，台下群众一片义愤，大家一齐高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然而，特务流氓已经打红了眼，他们在台上还打得不够，有一些人又跳下主席台去打群众，还有一些流氓抄起主席台上的板凳扔向台下的群众。还有一些特务流氓身上藏有石头和铁器，他们趁混乱又继续殴打与会群众。结果一些工人、学生及新闻记者60余人被打伤。
正当特务流氓行凶时，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闻讯赶到，大力控制和制止事态发展，痛斥特务流氓的卑劣行径。那时国民党当局多少还是有些顾忌，特别是不敢公开对共产党人周恩来表现不恭，才不得不赶快住手。
“较场口血案”发生的当天下午，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会在中苏文协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报告较场口事件经过。郭沫若带伤赴会，到会者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和慰问。
郭沫若虽然身上带伤，但仍精神不减。他激动地对大家说：
“今天惨案的发生关系到政府的威信，因为政协的五项协议是在蒋主席主持的会议上经过全体起立，很严肃地通过的，像今天这种行为，实无异于对蒋主席的侮辱。”
全场听众听了郭沫若的话，无不表示气愤。新闻记者不断揿动快门，咔嚓咔嚓地对着郭沫若拍照。
郭沫若捂着自己受伤的胸口，仍然有力地接着说：
“有些人的作风和想法不容易改变，总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是自己的失败……”他留住半句话没有说出，那就是：“破坏政治协商会议，到头来才真正要尝到失败的苦头。”这半句话并不是他说不出，而是他觉得这句话说了也没有用，因为蒋介石国民党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他们决不会甘心于搞政治协商，更不会给全国人民以和平和民主。
事实也确是如此。尽管政协成功大会筹委会为较场口血案向法院提出了起诉，郭沫若、李公朴等也曾亲自出庭，事情还是不了了之。
不仅于此，继重庆较场口血案之后，3月18日，江苏南通又发生了国民党军警武装镇压集会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市民的南通事件；4月21日，北平中央公园举行国大问题讲演会，又遭国民党特务破坏，一些到会教授被打致伤……但是，正如郭沫若所说，国民党如此逆世界民主潮流而动，是决不会有好结果的。打手们的指挥者总以为自己很高明，打了你，你把我无可奈何，而且打了你，你身上总觉得痛。这是一点也不错的，暂时也实在把你无可奈何，暂时也实在晓得痛或甚至有死亡的危险；然而我们正感谢你这样打，你把铁打成了钢，把广泛的朋友都打成患难之交了。
5月4日，郭沫若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第二届“文艺节”及该会成立八周年大会。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的前身是1938年3月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5年10月因抗战胜利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郭沫若一直为该会理事，为它做了大量工作，有着非常突出的贡献。特别是1942年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传达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郭沫若是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认真贯彻的。他的生活经历和二三十年的文艺实践使他深深懂得，在现今世界，特别是在现今的中国，文艺不可能离开政治，而总是要为一定的政治服务。
尽管现在看来，他当时的一些看法和认识不无一点偏颇，但当时的政治现实实在是不容许他有丝毫犹豫和别的什么选择。所以，在这次5月4日举行的文艺界的大会上，也是他离开坚持斗争达六年半之久的重庆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中，他再一次勉励文艺界同仁“为继承国父孙中山反帝反封建的遗志，为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而努力。”在这次大会上，他还根据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原则告诫大家：“文艺是为人民说话的工具，不强调政治性是错误的。”
由于5月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文化中心也逐渐转移到上海，因抗战而聚集在重庆的文化人也陆续离川，郭沫若此时也已经决定去上海。就在他离渝前回答记者关于对当前时局的看法时，他毫不犹豫地说：
“我是乐观的，虽有曲折，但民主终必胜利。”
郭沫若在离别重庆飞赴上海时，发表过一次谈话，说重庆这个地方既值得留恋，又特别令人讨厌。说“值得留恋”，是指他在这里生活战斗了很长一段时间；说“令人讨厌”，则是指那里的国民党统治，特别是在那里特务横行。
他来到上海，立即发现这里的国民党统治和特务流氓和重庆没有什么多大不同。
除了这里有自己要坚持的工作，周围所见烦心事并不比在重庆要少。如果要他发表对上海的印象，他大概还是会说上海既“值得留恋”，也“令人讨厌”吧。因为郭沫若早在20年代初就是以这里为基地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无论如何，他对这里有着特别的感情，会觉得它“值得留恋”，甚至还要加上一句“值得回忆”
。但是，眼前的上海经过敌伪统治，现在国民党回来又是特务横行，此情此景，又怎能不“令人讨厌”呢？
但是，郭沫若不顾这些，也顾不上这些。他一到上海，在连住处尚一时找不着的情况下，就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深知，作为活跃在（或者说“挣扎在”）国民党统治区文化工作者的有影响的人物，既肩负着党和毛泽东的嘱托，又时时为文化界同仁所期望，自己是只能全力以赴地投入紧张的战斗的。他不仅在上海四处奔忙，还要席不暇暖地跑到当时的国民党首都南京去参与和促进国共两党的和谈。
由于国民党的顽固态度和死硬政策，促进和谈当然是白费力气。但是，郭沫若却有机会在南京见到中共负责谈判的周恩来。
周恩来和郭沫若是老朋友，北伐时期二人在广州结识，抗战开始又在武汉共事，一直到在重庆坚持到抗战胜利，二人除有党的工作关系，私人之间可谓已成莫逆。在和周恩来的接触中，郭沫若不但认真地完成周恩来所交任务，也从中学到许多东西。
南京的梅园是一座雅致的小院落。整洁的楼房，小巧的庭院，让人感到这里一切都是那样井然有序，生机盎然。
周恩来听见郭沫若来访，赶快迎了出来。
郭沫若见周恩来出来，先是一愣，似乎有点吃惊。他怎么也想不到和周恩来分别不过两个多月，原来风度潇洒的老朋友竟然变得如此消瘦，头发很长，胡茬满面，脸色也显得有些苍白。
“周公，几日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