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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优待”吗？而且像山西阎锡山那里，不是还有收编了的
日军在吃老百姓辛苦耕耘而自己吃不到的米麦吗？此外，不是
还有待遣返的日侨三百万人，也在吃米，迟迟不遣送日俘日
侨回国，好好供奉着他们的，不也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
其次，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并没有立即真正
进行整军复员，还继续保存许多正规部队和各种名目的队
伍，不久以前，且有在重庆取缔“衣冠不整，拉去当兵”的
事情发生。这些也都是只有消费民粮，丝毫也不从事生产
的。由于上述原因，更由于日寇投降以后，内战再起，至今
反动派的内战阴谋仍炽；内战的进行，以东北为尤烈，所以
征军粮始终未减未停。以已经破产之农村，负无法负担的军
粮；加之原有苛杂，原封未动，而物价高涨，竟达无法捉摸
的速度，怎能不造成遍地灾荒呢？叫人民怎能不奔走呼号，到
处求救呢？湖南人士提出“迅予有效赈济，并豁免摊派，缓征
军粮二百八十万袋”，提出“应停止摊派军粮，并速调撤别
动队及遣派俘虏”。湖北人士呼吁：“军粮俘粮负担太重，
县乡两级人员随意建立名目，苛扰人民，望当局赶快解
救”，安徽代表跪请减免军粮等，都是身受其苦而发出的衷
心呼吁。这也证明灾荒之原因，实在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
府人为的原因，而不是其他。
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一面否认经济危机之存在；一
面对救灾则完全依靠外国，本身却什么也不做，这种不负责
任的态度，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人民没有事实证明政府是真
能为人民的，救灾如救火，决不是拖延敷衍所能混过。现
在，应该赶快从治标治本两方面入手。赶快进行赈济，免征
军粮俘粮，抑制物价等，以稍纾民困；同时，却须用大力迅
速遣送日俘日侨，整编军队，并用一切办法使灾区灾民能够
开始从事生产，安定生活。老实说，国民党内反动派的内战
及维持一党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
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党确定的和各党派一道走上
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
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
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
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
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
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
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
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
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
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
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
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那样的共产党
不会模仿苏联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1944年毛泽东与福尔曼的谈话
在延安，毛恰巧并不是一个难以接近的预言家，不是一
切智慧与指导的源泉，他的话也不是毫无问题的法律。当
然，毛泽东的观点与建议在形成政策上，有着极大的影响，
但它只拿来当为讨论的一个基础，而由该党各领袖组成的一
个委员会来作最后通过，这些领袖们自然不是些橡皮的图
章，因此毛所宣传的演说，是首先小心地思考出来，再由他
的党中同志整理过，最后的形式，因此是党委员会的混合表
现，而并非纯粹是毛自己的观点。
……
他对我说，“第一，我们不是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
的共产主义。我们更其愿认为我们现在所在做的，有些象林
肯在你们内战中所为之作战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在今天
的中国，我们有好几亿的奴隶，为封建社会桎梏着的奴隶。
80％以上的我们的人口是依赖小块土地生活的农民，大部分的
土地是属于穷奢极侈的大地主的。由于近80％的佃农，须以
他们生产品50％…80％偿付地租，它等于实际奴隶所偿付的。
……
“不过为设法解放这几亿人民与用土地改革来改进农民
生计，我们不想象苏联那样趋于极端——没收地主的土地，
重行分配于人民。我们承认，我们确然在过去那样做过；但
在1937年9月22日，和国民党与政府缔结协定后，我们放
弃了这种政策，代以修改的政策——一个劝告地主减租达到
合理的数字，而同时向他们保证这些减低了的地租一定由佃
户正常地交给他们。在这一点上，就经济的意义上讲，我们
是和苏联不同的。
“政治方面，在我们既不要求也不计划无产阶级专政一
点上，我们也和他们是不同的。我们也不主张一个足以沮丧
个人创造性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我们是鼓励竞争与私人
企业的。并且在一互利的协议之下，我们要准许并且欢迎在
我们控制区域中的工商业的外国投资。我们自己能够做的，
我们自然要做。但有着好多我们不能做的事，我们将欢迎外
国人及外国资本流进来，去做那些事。我们是落后的国家，
因此对于外国投资十分需要。
“讲到政府——象你晓得的一样——我们信仰与实行民
主政治，采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象
今天国民党所实行的那种情形。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和俄国
的苏维埃制度大不相同，那就是在那里面，我们的民主政府
形式，包括地主、商人、资本家、小市民、以及工农。在今
天的苏联，却是没有地主、没有商人、没有小市民的。”
“可是你们既不实行共产主义，”我要求说明，“那末
为什么叫你们自己为共产党呢？”他的答复是，这一名字是从
往日沿袭而来。“你在这儿已经看到很充分的事实来证实我
所说的话，”他说，“充分的事实使你明白我们不再是苏联
所谓共产党这个字的意义了。”
“那末为什么，”我坚持着说，“你们不改名呢——改
为属于民主政治范围的‘新民主党’，或其他这样一类名
称——任何共产主义以外的名称呢？”
他摇摇头。“我们或别的人所称呼我们的政党的名称，
对于我们，或对于我们的天良上，并不关重要。如果我们是
突然改了别的名称，在今天的中国——以及外国也是一样—
—就会有那些人利用它来作资本，要指斥我们想隐蔽某些事
实。不，我们不能，我们也不该改换名称。我们也无此必
要。所重要的，是内容与实施，不是名称！”
—— 哈里森·福尔曼著《西行漫记》第二十一章摘要
“共产党员只有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义务
而无排斥一切垄断一切的权利”
·毛泽东·
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
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
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中国社会是
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
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
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
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
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
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
级，而特别顾着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
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
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在土地关系
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
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资关系上。我
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
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所有这些，都是
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合力抗日。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
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我们希望
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不但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并
且在全国也实行起来。
我们实行这种政策是有成绩的，是得到全国人民赞成
的。但是也有缺点。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
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
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
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这就是要倾听人民群众的
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陕
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
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就是针对着这
一部分还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同志而说的。共产党员必须倾听
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
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
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
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
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
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
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
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
的私事。因此，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