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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利,进而征服整个人类。同一时期,一位苏格兰共济会会员约翰·罗宾森(John Robinson)也提供了一份“证据”,证明光明会取代人文主义宗教传统,希望创立一个世界性唯一政府的企图。
光明会成员就在我们中间
两个多世纪后,巴伐利亚光明会,也就是现在的光明会(出于怎样的秘密?)已经将他们的权利扩展到无所不在的境地,并朝向他们开始时的目标——控制世界,大踏步迈进。
在一美元纸币光芒四射的三角形上,一只“全知”之眼耸立在有着十三级台阶的金字塔的顶端。这一在阴谋论者看来如此震撼的标志被解读为阿道夫·克尼格划分的光明会的十三种管辖级别,并由此证明光明会的无处不在。全知之眼上端的口号“我们的事业将被成功加冕”以及下端的“世俗新秩序”也都引起了阴谋论者们的极度怀疑。
在《美国的秘密建立:骷髅会介绍》中,英国经济学家、史学家、斯坦佛大学胡佛基金会研究员、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系教授安东尼·西斯勒·苏东(Antony Cyril Sutton: 1925—2002)将世界新秩序与另一个秘密组织——骷髅会联系起来。骷髅会起先为耶鲁大学的精英学生社团,由威廉·亨庭顿·罗素(William Huntington Russell)于1830年12月建立,并很快成为光明会美国分部的一支,开始在美国其他大学繁殖和“克隆”。让作者苏东倍感震惊的是,在骷髅会的成员名单中,最富盛名的家族名字全部系数到场:洛克菲勒、固特异、伯金斯、贝氏堡、克罗格、范德比尔特、克里和布什……苏东认为,这个超级俱乐部的建立意味着“个人自由不再被接受,而必须被合理的专制所引导”。骷髅会的终极目标即为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3]。
一个名为罗伯特·吉莱特(Robert Gillete)的人也写过一篇相同主题的文章。他认为,光明会长期以来影响着政府,控制着银行、股市、跨国公司,将媒体和意见领袖工具化,进而有效地让民众屈服于他们的统治。为了更完美地实现国际化的远大蓝图,他们不惜使用最激进的手段,动用国家机器来肃清异己:暗杀,行贿、勒索、支持革命、发动战争[4]。作者断言,1917年的十月革命后,美国政府表现出对红色政权胆战心惊的同时,华尔街大公司却立刻私下给与这个新政府经济上的援助。
这些并不比“9·11”更耸人听闻的“历史后镜”中的匆匆一瞥,足以令我们信服吗?
阿道夫在华尔街的护翼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根据凡尔塞条约(1919年),德国不得不付出高额的战争赔偿费,然而千疮百孔的德国却无力偿还。在美国和英国政府的倡议下,一队由查尔斯·G·道威斯(Charles G。Dawes)领导的金融专家于1924年7月24日提出一个延长国际债务偿还期限的计划,目的在于帮助刚刚建立不久脆弱不堪的第一个德国民主政府——魏玛共和国,度过高通货膨胀的危机。四年之后,各国就德国一战的赔偿问题再度协商,制定了杨格计划。1929年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希特勒上台,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登基使得这一计划最终流产。
通过对纳粹经济的分析,苏东对第三帝国为战争所做的规模巨大的准备作出自己的解读。他认为,1939年前生产炮弹和炸药材料的大公司,诸如法本和联合钢铁,正是从道威斯和杨格计划以及美国科技中获益。比如,法本公司和位于新泽西的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合作,从煤炭中提取汽油的合成物,从而提高了德国军事车辆的作战能力。根据他的分析,没有华尔街的资助,也就没有法本公司,没有阿道夫·希特勒,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通过多年来对美德关系研究,苏东断言,美国在德国一直拥有巨大的金融利益,尤其是罗斯福倡导下的重建银行、经济和股市,旨在帮助美国走出经济萧条的新政更是这一关系的彰显。
罗斯福,光明会成员?
“希特勒女祭司”的童年
本节部分资料来自于英国资深学者尼古拉斯·古德里克·克拉克(Nicholas Goodrick Clarke[5])关于纳粹主义神秘源头的研究,其1998年出版的著作《萨维特里·黛维:希特勒的女祭司》将一个鲜为人知的新纳粹主义狂热信徒推至台前。
马克西梅阿尼·朱丽亚·珀塔兹(Maximiani Julia Portaz)1905年出生于法国里昂,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希腊公民。在她十一岁的时候,曾用粉笔在火车站的墙上写下“打倒同盟国,德国万岁!”的口号,抗议法国、意大利和英国远征军于1916年12月1日登陆比雷埃夫斯[6]。1922年,中学毕业会考将近,她却远走希腊,希望重新发现那个曾滋养过她童年时代无限想象的国家。她在那里住了一年多,然后重新回到法国完成中学学业。1928年2月,她选择了希腊国籍,宣告她对希腊化时代的信念,以及与“西方文明的伪善和堕落”一刀两断的决心。一次去巴勒斯坦的旅行使她对基督教和犹太教产生强烈的反感,德文版的《我的奋斗》则使她决定将雅利安人和包括希腊公民宗教在内的多神论主题深入挖掘下去。渐渐地,她开始在异教以及与光明、健康和种族有关的观念间摇摆不定。
另一本对她产生深远影响的书是出版于1903年的《吠陀经中的北极家园:吠陀早期经文和传说新解》,作者巴勒·冈伽德哈尔·提克拉(Bal Gangadhar Tilak)在书中描绘了极地后来如何成为印欧文明发源地的过程。
在好奇心和雄心的支配下,朱丽亚·珀塔兹开始攻读起先是科学,而后是文学的博士学位,并开始学习冰岛语、印地语和孟加拉语。1932年,未来的“希特勒女祭司”踏上了前往印度寻找“被犹太基督教排挤取代的雅利安异教”起源的旅程。她发现,和来自雅典,罗马和古日尔曼的诸神和祭祀仪式相比,“我们种族的人们早在六千年前已经拥有了对太阳的宗教祭祀。”珀塔兹随后加入印度教,改名萨维特里·黛维(Savitri Devi:印度—雅利安的太阳女神)。起初她仍不断旅行,最后决定留在印度,并拿起笔来为印度独立主义运动提供支持。1939年,对轴心国的狂热信仰使她差点儿遭受牢狱之灾。之后,萨维特里·黛维嫁给孟加拉僧侣贵族、纳粹主义观点发言人、亲德报刊《新信使》驻加尔各答编辑阿西特·克里沙纳·穆克荷纪(Asit Krishna Mukherji)。在萨维特里·黛维对印度教的崭新狂热中,折射出她对纳粹主义的信念。她认为,在纳粹党党徽的太阳雅利安之轮中,“可以看出希特勒和正统印度教之间的联系。”
在梵文中,纳粹党党徽有着“带来好运”之意,这一标志最初出现在古印度史诗《摩珂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是人文科学领域的最早标志之一,被许多文明所使用,却拥有不同的含义。在艺术装饰、宗教或者非宗教建筑上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它曾被印在英国贺卡上代表护身符。在成为一个耻辱的符号之前,这一符号还出现在了1925年可口可乐的广告中。
死于1890年的德国商人、冒险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在其备受争议的考古学研究中发现,在安那托利亚的希萨里克(被认为是特洛伊旧址)出土文物里,可以看到印度–欧洲文化联系的印记。他进而推断,雅利安人是希腊人的后裔,其影响力一直抵达所有文明,尤以欧洲为最。这一断言在几年后纳粹党选择这一标记作为雅利安主义象征时扮演了重要角色。难道它也对年轻的马克西梅阿尼·珀塔兹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了吗?
这个反卍字在成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标志前,也曾经被德国工人党所采用。1935年的纽伦堡国会,帝国的正式旗帜为万众膜拜:黑色的十字代表着战争,白色的圆圈代表雅利安的纯洁,红色则代表着纳粹主义思想。
希特勒,毗湿奴的第九个化身
战后,萨维特里·黛维到欧洲旅行,她看到了一个被瓜分、被蹂躏、衰弱不堪的德国。1949年2月她在科隆停留期间,对于那个逝去帝国的理念的狂热信仰使她被判入狱六年。在单人牢房中,黛维着手编撰两本关于希特勒分子“英雄行为”的书。在被关押了七个月后,她被驱逐出境,来到法国里昂。1953年,不顾禁令,黛维又重返德国,在那里度过了两年的时光,参拜阿道夫·希特勒故居和国家社会党所在地,并通过这些所见所闻写出了一本书——《圣地》。
第三帝国垮台后,纳粹立刻着手将希特勒神圣化,试图为他们的独裁者寻找一种宗教涵义。基于对希特勒的疯狂崇拜,萨维特里·黛维开始投身于将印度教和纳粹主义合二为一的狂妄中,希望在雅利安的神秘主义与幻想“新世纪”的极端右翼间建立一种混合的学说,以最终为希特勒赋予“毗湿奴的第九个化身”的称号,将他塑造成化为人身的神,来地球复兴一个金色的世纪。生命的轮回,印度人的众神都可以证明希特勒来到地球是为了带领雅利安人完成建立最初世界理想国度的目标。
保护之神毗湿奴和创造之神梵天、破坏之神湿婆一起,是特里穆提(印度教的特立尼达)三位一体主神的第二神。史诗巨著《摩珂婆罗多》(印度神秘主义梵文史诗)中心部分的博伽梵歌认为,当世界陷入混乱与死亡威胁之中时,毗湿奴神将降临人间,并将拥有十个不同的化身。其中最广为人直的是他的第七个化身,有神猴哈努曼辅佐的印度神秘之王拉玛,以及第八个化身,即诸神之神的克瑞希那,然后,便是德国法西斯独裁者担当的第九个化身!
在1958年发表于加尔各答的《光明与太阳》中,萨维特里·黛维大力鼓吹三个历史人物。他们分别是:古埃及第十八个朝代的第九个法老阿赫那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