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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萨台继续咄咄逼人。1951年9月，他下令给英伊石油公司的英国员工一周的时间收拾行李并离开伊朗。除此之外，卡沙尼甚至还宣布设立了一个名为“憎恨英国政府日”的全国节日。英国已经成为伊朗所有坏事的代名词，并为政治联合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基础。摩萨台告诉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您不知道英国人有多么狡猾，您不知道他们有多么邪恶，您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玷污了他们所接触到的一切。”诸如此类的言辞使得摩萨台在国内大受欢迎，甚至在海外也声名鹊起：1952年，他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并当选为该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
英国人强行采取的拙劣措施未能奏效。面临失去英伊石油公司及其收入的危险，英国政府进入了危机状态，并宣布对所有伊朗石油实施禁运。英国的目标是打击摩萨台并使其屈服。英国驻德黑兰大使威廉？弗雷泽爵士（Sir William Fraser）认为，最快速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停止对伊朗的资助：“当（伊朗人）需要钱时，他们将五体投地拜倒在我们脚下。”
显然，这些发表在主流媒体上的类似声音几乎不可能为英国赢得公共舆论的支持，反而更加坚定了伊朗人的决心。到了1952年底，英国人已经不再相信制裁会取得效果，因此他们向刚刚成立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提出一项“推翻（伊朗）首相摩萨台的联合政治行动”的计划，即发动政变。政权更迭似乎又一次成为了解决这一地区问题的方法，而且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
美国官员对英国的提议表示赞同。中东地区的特工被赋予了尝试创造性解决方案的自由，以处理那些要么对美国不冷不热、要么与苏联打得火热的地区领导人。这群出身于东海岸特权阶层的、志同道合的年轻特工，曾经参与了1949年推翻叙利亚领导人的政变，以及三年后的赶跑肥胖、腐败、靠不住的埃及国王法鲁克（Farouk）的行动——该行动的非正式代号是“FF计划”，或称“胖子法鲁克计划”。
与一个世纪以前那些觉得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英国中亚特工，以及那些热衷于为苏联传递情报的对手们一样，迈尔斯？科普兰（Miles Copeland）以及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两个孙子阿奇（Archie）和克米特（Kermit）对特工事业同样极富热情。叙利亚政府倒台之后，这些年轻的美国人前往“十字军城堡和一些冷僻之地”旅行，并在沿途欣赏阿勒颇的建筑和风景。行动的决定往往就是在这些旅途中作出的。“我伪造的报告和你让你手下做的有什么区别？”科普兰问冷峻而博学的阿奇？罗斯福，“至少我的看上去破绽更少。”这些一线人员快速而卖力的工作方式很快就受到了华盛顿的注意，一位高级情报官员告诫说：“今后我们不会容忍这些不负责任的自作主张。”然而在处理伊朗问题时，他们的意见依然得到了采纳。
英国官员在1952年底公开表达了他们对国有化将导致伊朗经济衰退的担心，这引起了美国人的共鸣。在华盛顿的一次例会之后，美国开始动手。中情局驻德黑兰情报站对摩萨台感到担忧，并建议华盛顿应在伊朗“扶植一个继任政权”。政策制订者马上决定必须使伊朗国王成为统一与安定的代表，以便“合法或者准合法”地解除首相职务。
劝服国王的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这位自负且有些神经质的国王第一次听到代号为“阿贾克斯行动”（Operation Ajax）的时候，他惊恐不已。英国的介入让他尤其害怕。据一位美国策划者称，国王对英国这只“看不见的手”有着一种病态的恐惧，担心这一行动是个陷阱。于是针对国王的威逼利诱开始了：BBC广播用一系列关键词语表明，这一行动得到了伦敦最高领导的批准；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次广播演说中更是明确地承诺会支持伊朗，这进一步说服了他；同时，克米特？罗斯福还在私下告诉国王，如果他不合作，伊朗将会被“赤化”，成为第二个朝鲜。
为了确保反对摩萨台的“公共舆论达到最高点”，华盛顿拿出重金结交关键人物，并使他们转变立场反对首相。几乎可以肯定，克米特？罗斯福通过行贿搞定了伊朗议会中的一些领导人。他委婉地写道，其目的是“说服”他们收回对摩萨台的支持。
其他地方同样花钱如流水。据一位当事人称，巨额的美金涌入了德黑兰，以至于1953年夏天美元对伊朗里亚尔（rial）的汇率下跌了将近40％。一些资金被用于雇佣德黑兰街头的示威者，而示威的组织者是两名中情局的特工。被资助的名单中还包括一些关键人物，尤其是像卡沙尼这样的毛拉。据判断，他们的利益与政变者的目标一致。这些穆斯林学者认为共产主义的学说和无神论是与伊斯兰教相违背的。因而，中情局与阿訇之间达成了共识，后者对共产主义伊朗的危险性尤其警惕。
1953年6月，英国与美国的策划者在贝鲁特达成了一致。之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亲自批准了一项计划；几天后的7月初，艾森豪威尔总统也批准了该计划。接着，情报人员对其加以改进，使之能够被“颇为啰唆且逻辑混乱的波斯人”理解：西方国家希望平稳顺利地实现伊朗的政府更迭。
但最后还是出了大岔子。计划泄密，时间表也乱了套。随着局势陷入混乱，吓坏了的国王逃到国外，连穿袜子的时间都没有。在逃亡罗马的途中，他在巴格达见到了美国驻伊拉克大使，这使后者有机会向他提议：“为了国王考虑，我建议，永远不要透露任何有关外国人参与了近期事件的消息”，这对您的名声没有任何好处；要想尽可能地保留余地，必须把美国撇干净。伊朗国王“经历了三个不眠之夜，他对事态的转变心有余悸”，几乎没有办法思考。不过，大使最终还是发回了令华盛顿欣慰的报告：“国王同意了。”
当得知国王流亡意大利后，伊朗的广播电台发布了严厉的声讨，媒体将其形容为一个男妓、强盗和小偷。这段艰难的日子让国王年轻的妻子苏瑞亚（Soraya，许多人私下说她结婚时年龄还未满19岁）难以忘怀：她身穿红印有白色波尔卡圆点的连衣裙漫步在罗马的威尼托大街（Via Veo）上，讨论着德黑兰险恶的政局，并且悲伤地听从丈夫的建议考虑买下一小块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也许是在美国。
然而，国王的逃离却造成了戏剧般的误解：街头巷尾充斥着摩萨台觊觎王位的谣言，事态随之逆转。几天后，尽管困难重重，国王还是踏上了回家之路，并在巴格达作了短暂停留以便穿上空军总司令的制服。盛大而光荣的回国场面表示他不是一个因害怕而逃走的懦夫，而是一位回来掌控局势的英雄。摩萨台被逮捕并遭到审判，他被单独监禁，之后又被长期流放，直到1967年去世。
为了削弱西方势力并把他们彻底赶出中东，摩萨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将人们对英伊石油公司的担心激发成对整个西方的厌恶和憎恨。这使得他成为了伊朗头号的麻烦制造者，足以促使英国人和美国人制定出斩草除根的肃清计划。不过，态度强硬的并不只有他一个，控制着东西方连接通道的西方人还遭到了其他地方的强烈批评。在埃及，不断增加的仇恨情绪引发了反英暴乱，当地人要求英国军队撤出位于苏伊士运河的基地。一位访问开罗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准确地描述了当地的局势。他写道：“人们痛恨英国人。这种仇恨既普遍又强烈，笼罩着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英国必须制定一个紧急的解决方案。
时代在改变。关于西方撤出亚洲中心后该地区的新前景，摩萨台是表达得最清楚的一个。尽管情报机构将摩萨台下台的细节档案保密了数十年，并警告解密这些材料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摩萨台的下台显然是西方列强从自身利益出发策划的一场阴谋。因此，摩萨台可以说是该地区众多后继者的精神之父。尽管霍梅尼、萨达姆？侯赛因、奥萨马？本？拉登以及塔利班的手段、目标和野心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核心理念，即西方人是奸诈和邪恶的，想让当地民众获得自由就必须要摆脱外部势力的影响。要实现这一点有很多途径，但是摩萨台的经历表明，那些给西方制造麻烦的人都要为可能面临的后果做好准备。
现在，这场政变正处于一个心理上的关键时刻。伊朗国王错误地认为自己很受伊朗人民的爱戴。事实上，人们对这位国王的态度顶多只能算是摇摆不定，毕竟从他那位当骑兵军官的父亲夺取王位到现在只有短短三十年的时间。他出逃罗马无疑是一种令人担忧的懦弱表现。他坚信自己是伊朗现代化过程中的领导者，但是这一身份需要很强的把握主流政治风向的能力，以及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干涉保持距离的能力。这对一个爱慕虚荣、追求享受，从而为敌人提供机会、让自己手足无措的人来说，要求太高了。
然而更重要的是，在中情局支持下的1953年政变标志着美国在中东地区角色转变过程中的分水岭。新任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判断，伊朗还存在被“第二次”拯救的机会，一个确保伊朗留在西方势力范围内的机会。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告诉国王，鉴于“目前的条件，（显然）不适合建立一个民主独立的伊朗”。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自由的、“非民主的独立伊朗”，或者一个“永远被铁幕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