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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更确切地说是欧洲西北部——从未有过的繁荣，令一些人感到担忧。低地国家加尔文教派的教士就认为，金钱是万恶的根源，会让人沉迷于奢侈品。在英格兰也有类似的观点，托马斯？孟（Thomas Mun）是17世纪初的一位评论家，他愤怒地指出人们“整天无所事事，只知道享乐”，并警告说，物质财富将导致知识上的贫瘠以及精神和肉体上的“大麻风病”。
当然，财富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平均分配。地租的上涨对地主是件好事，但对佃户来说就不太妙了；更开放的市场意味着国内羊毛、纺织品和其他行业面临更多竞争带来的价格压力。经济和社会的剧变还导致了道德标准的降低，让一些人动起了歪脑筋。越来越多的保守人士断定，是时候去建立一个新的世外桃源了，一片能奉行简朴生活的、以宗教奉献和精神纯粹为先的乐土，一块能让一切重新开始并且返璞归真的土地。
定居在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不满于欧洲崛起所带来的变化，反对随之而来的富足生活。他们对那些让世界变得陌生的新思想和新事物十分反感：出现在家庭餐桌上的中国瓷器，与和欧洲人肤色不同的人结婚所导致的身份及种族问题，以及被某位学者称为“第一次性革命”的对待肉体态度的转变。
摆脱这一切的答案就在大西洋的那一边。他们选择的目的地不是那些已经有人驱使奴隶开拓甘蔗种植园的加勒比地区，而是新英格兰的处女地。在这里，移民们能够过上一种理想化的虔敬而淳朴的生活。唯一难对付的是土著人，他们“喜欢用各种能想到的残忍手段折磨人，如用贝壳给活人剥皮、把人的四肢和关节一点点切下来、在活人面前烤他们的肉吃等各种可怕而残忍的行为”。但即便如此还是值得冒险，这里仍然要比他们原来生活的世界好得多。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些清教徒先辈们在安全抵达这片富饶土地之后首次庆祝的感恩节，其实也是一场反对全球化的纪念活动：不仅仅是对新发现的伊甸园的欢呼，也是对已遭破坏的故乡天堂的告别。
对于那些有着不同想法的人来说（他们无意于坚持简朴的、宗教保守主义的生活状态，而是渴望在世界上发现新收益、寻找新乐子），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向东到亚洲去。不过，要想系统地、有组织地搭建一个将英格兰与亚洲连接在一起的平台并不容易，这是一个缓慢的、常常令人泄气的过程。早在1600年就已获得好望角以东地区皇家贸易专营权的英国东印度公司（EIC），借助武力成功地在波斯湾的阿巴斯港（Bandar Abbas）和印度西北部的苏拉特港（Surat）取代了葡萄牙人，并在那里建立了颇具潜力的贸易据点。然而，与无所不能的荷兰东印度公司（VOC）进行竞争是一项巨大挑战。英格兰的贸易规模确实在增长，但处于霸主地位的荷兰人在17世纪中叶的货运量是英国人的三倍。
英国与荷兰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一方面，低地国家为英国商品提供了客户和贷款，因此尽管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存在着商业上的竞争，但是它们的成功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另一方面，这两个坚定的新教国家不乏军事和政治合作的基础，因为它们拥有共同的敌人——西班牙。1639年，荷兰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击败了西班牙人，不久之后又在巴西沿海的伊塔马拉卡岛（Itamaracá）再次取胜，这令英格兰的一些上层人士深受鼓舞。于是，自命不凡的奥利弗？圣约翰（Oliver St John）率领代表团前往海牙，以求巩固同荷兰的关系，他甚至提出两国应当“结成更加紧密的联盟”——换句话说，双方应该合并为一个国家。
不过，欧洲列强的行为向来难以捉摸。在提出结盟建议后仅仅一年，英国和荷兰就兵戎相见了。战争的导火索是圣约翰代表团回国后不久后国会颁布的一项法律——《航海条例》。该条例规定，今后所有进入英国的货物必须是由英国的船只运抵英国港口。尽管这一以恢复内战之后的经济为名义的条例，隐藏在其背后的无疑是商业动机，但它也表明，在英国存在一个日益强大的游说团体，他们批评荷兰人只受金钱驱使，过于物质，而且缺乏宗教信仰。
该条例展现了英国人的野心。正如一个世纪前他们对西班牙人的评价越来越恶毒一样，如今对荷兰人的批判也是如此，特别是当荷兰因试图为自己的港口打通英吉利海峡和北海之间的商道而与英国爆发激烈交战的时候。这导致了英国的海事改革。海军在都铎王朝时代就已经获得了大量的投资，现在更是被加以系统性的彻底改造。17世纪下半叶，英国人为大规模的造船计划投入了大批资源。海军开支剧增，很快就占到了整个国家预算的将近五分之一。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见证了这一进程，他的个人日记不仅记录了正在发生的军事和地缘政治上的转变，还描绘了小到造船厂、大到整个国家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佩皮斯收集了荷兰专业人士最新的相关作品——包括造船理论大师尼古拉斯？维特森（Nicolaes Witsen）的著作——并开始全面运用这些理论：从开办教授“航海艺术”的学校，到为志向远大、资金充沛的新一代设计师提供最前沿的技术参考。
海事改革围绕着三个基本观点。首先是特制的重型战舰的效率要比轻型巡洋舰高。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发射密集的火力，以及抗密集火力打击的能力。因此人们在舰船设计上做出了相应的改进，力求建造出如同漂浮在海上的堡垒一般巨型强大的军舰。
第二个观点是，实战是更好的课堂。17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与荷兰的对抗均以惨败告终，舰船被击沉或俘虏，高级将领和舰长战死沙场。仅在1666年的一次交战中，英国就丧失了几乎十分之一的海军高级指挥官。痛定思痛，英国人对海军战术进行了系统性的重新研究。由当时最杰出的海军统帅布莱克上将（Admiral Blake）所写的《战斗指令》等训练指南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并被迅速运用。分享新知和以史为鉴是打造世界最强海军的关键。从1660年至1815年，英国舰长的阵亡人数令人吃惊地降低了98％。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观点：海军必须像一个正规机构那样运转。要想成为上尉，必须先在海上服役三年，然后通过由高层军官命题的考试。军队晋升严格地基于能力而非随意任命，这不仅意味着只有那些有才干的人才能升到高位，还意味着他们的晋升也必须得到同僚的认可。这种透明的任人唯贤的选拔机制后来又得到改进，以嘉奖那些在最重要的职位上服役最久的人。这与施行于伊斯兰早期、并在之后穆斯林的征服过程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组织规则大体一致。现在，英格兰也采取了这种根据预设规则分配利益的方式，军官和水手按级别和服役年限获得相应奖励。这使得晋升成为一种向人人开放的获利机会，促使人才向高层流动。这一制度还受到海军部门的监督，目的是杜绝偏袒和不公平，确保有功必赏。
改革很快就收到了成效。对海军的重金投资大大增强了英国的实力，并使得它有机会利用任何欧洲内部对抗、战争以及加勒比等地的局势来让自己得益。经过与改革一样的长期而缓慢的进程，英国人终于在亚洲确立了强大的贸易地位。除了苏拉特，东印度公司还在印度次大陆东南角的马德拉萨帕南（Madrasapatnam，即今印度金奈）建立了一个重要的贸易枢纽站点。英国人曾经在17世纪上半叶与当地的统治者通过谈判获得了免税贸易的特权。正如当代企业众所周知的，税务减免是相当大的便利，使得长途运抵的货物能够廉价出售，并且很快会带动国内物价的下降。另外，随着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成功，东印度公司必将在未来的其他谈判中获得更有利条件。短短七年，马德拉萨帕南就发展成了一座繁荣的城市。英国在其他地区继续复制这一模式，效果最明显的要属孟加拉的明珠——孟买（Bombay）和加尔各答（Calcutta）。东印度公司的财富正稳步积累。
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一样，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英国政府之间界限也非常模糊。这两家公司都有权像一个准地方政府一样行事：它们有权铸币、缔结同盟，不仅可以拥有而且还可以使用武器。在这些高度商业化且享受着政府保护和巨额利益的公司工作，无疑是一条极富吸引力的职业道路。全英国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人都蜂拥而至，其中还有保守主义的新英格兰人。那些在公司内一路高升的野心家和聪明人都得到了丰厚的报酬。
其中的典型代表是一个出生于1649年的马萨诸塞人，他在儿时随着家人搬回英格兰居住，之后进入东印度公司工作。一开始他只是个低级文员，但经过层层晋升，最终成为了马德拉萨帕南的总督。他给自己捞取了相当多的油水，实际上，五年后当他被免职时，人们都纷纷猜测他在任期内到底赚了多少钱。他回国时带回了5吨香料、大量的钻石和不计其数的珍宝，这说明对他的非议并不是空穴来风。他死后葬于北威尔士的雷克瑟姆（Wrexham），墓志铭是这样写的：“出生于美国，欧洲血统，在非洲游历，在亚洲结婚……他做了很多好事，也做过一些坏事。愿他的灵魂蒙主的恩赐进入天堂。”他对英国的回馈十分慷慨，但他也没有忘记他的出生地。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向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大学捐赠了一大笔钱，于是该大学以更名的方式纪念这位今后可能再次向他们捐钱的富商：伊莱胡？耶鲁（Elihu Yale）。
耶鲁可谓遇上了好时机。17世纪80年代，中国清朝解除了对海外贸易的限制，这使得茶叶、瓷器和中国糖的出口量猛增。结果，像马德拉萨帕南和孟买这样的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