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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葡萄牙人真是费了好大力气才弄清楚他们的亲眼所见——正如哥伦布当年的经历一样。满是印度神像的寺庙被误认为是供奉基督教圣人的教堂，圣洁仪式上的泼水被误认为是基督教教士在弹洒圣水。欧洲一直流传着耶稣门徒圣托马斯（St Thomas）抵达印度并使众人皈依基督教的传说，因此达？伽马等人不断得出错误结论并将之传回欧洲，尤其是声称东方有众多基督教王国准备和伊斯兰世界开战。许多人们从东方世界发回的报道最后都被证明是以讹传讹。
与卡利卡特首领萨摩林（Zamorin）的谈判对达？伽马来说是更艰巨的考验，他必须解释为什么虽然葡萄牙国王拥有巨量财富，远超“这里的任何国王”，但他却无法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事实上，当他拿出帽子、脸盆、珊瑚串、白糖和蜂蜜作为礼物时，廷臣均大笑不止：即便是麦加最穷的商人，都不会用这些可怜的礼品羞辱他们的首领。
紧张局势逐步升级。葡萄牙人发现他们的行动受到了限制，周围有很多人监视他们的人，“这些人都带着长剑、双刃斧、盾牌和弓箭”。达？伽马和他的手下也非常紧张，但萨摩林突然宣布，他将允许葡萄牙人卸载货物并从事正常贸易。于是葡萄牙人迫不及待地将香料和其他商品装上货船，以展示他们旅行的收获，然后起航回家。这些被他们带回欧洲的物品将会改变世界。
历经两年的伟大航行后，达？伽马在家乡受到了疯狂的欢迎。在里斯本大教堂的庆功仪式上，人们甚至公开地将达？伽马比作亚历山大大帝。这种比喻一直延续到当代，许多作家（不仅仅是葡萄牙作家）用它来描述打开通往东方世界新道路的成就。
国王曼努埃尔将抵达印度的航行视为一种壮举，他立即写信给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自己的岳父母），极力夸大达？伽马取得的成就，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之情：他手下的人带回了“桂皮、丁香、生姜、豆蔻和胡椒”及其他香料和花卉，还有“各种珍贵的石头，比如说红宝石”。“毫无疑问，”他还高兴地添上一句，“阁下听到这些消息时必定会感到无比的快乐和满足。”哥伦布当时说的是可能，达？伽马给出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结果。
当然，西班牙统治者也得到了一些安慰。第一次跨大西洋远航后，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曾向教皇游说，请求批准西班牙拥有大西洋彼岸所有新发现地域的主权，就像教皇对15世纪以来葡萄牙在非洲探险的结果所做的。仅1493年一年，教皇就发布了至少四封训令，规定了新发现的地域该如何分配。在就如何划定经线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双方终于在1494年签署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条约确定了位于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的一条分界线：“一条笔直的、从南到北、从地球的一极到另一极、位于上述海洋区域的分界线。”界线以西的一切归西班牙所有，界线以东的一切归葡萄牙所有。
三十年后，这一条约的重要意义才体现出来。到1520年，葡萄牙船队向东方的探索更进一步，航行越过印度后直达马六甲海峡、香料群岛和中国广州。与此同时，西班牙人不仅意识到他们发现了南美洲和北美洲两块大陆，而且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环游全球的壮举：一位航海家成功穿越了太平洋，抵达菲律宾和香料群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率领这次远航的是葡萄牙人，他为西班牙服役，因为西班牙愿意资助他从西方探索香料群岛，并征服该地——不是以他祖国的名义，而是以邻国和敌国的名义。当斐迪南？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开启他这一史诗般的航行（1519—1520）时，葡萄牙和西班牙又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他们同意在太平洋上再画一条分界线，与大西洋上的分界线对应。于是，这两个伊比利亚邻国瓜分了整个地球，他们得到了教皇的祝福——当然，更是上帝的祝福。
此时，欧洲其他国家必须学会适应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强势崛起。1499年，达？伽马回国的消息在威尼斯引发了种种复杂情绪：震惊、焦虑、歇斯底里。一种主流声音是，经由南非抵达印度的海上通道的发现，直接意味着本城命运的终结。威尼斯总督吉罗拉莫？普列里（Girolamo Priuli）说，事实已经非常明显，里斯本将取代威尼斯成为欧洲贸易的中心。“毫无疑问，”他写道，“匈牙利人、德国人、佛兰德人和法国人，以及所有翻山越岭到威尼斯花大价钱购买香料的人，如今都将转向里斯本。”其中的道理在普列里看来非常简单。人人都知道，他在日记里说，货物从陆地抵达威尼斯，必须经过无数道关卡，并缴纳关税；而从海上运输货物的葡萄牙人则不用承担这些成本，他们能够开出让威尼斯根本无法与之竞争的超低价格。数字说明了一切，威尼斯的厄运真的来了。其他人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6世纪初，定居葡萄牙的佛罗伦萨商人吉多？代迪（Guido Detti）同样坚信，威尼斯人将失去对贸易通道的控制权，因为他们无法与通过海运抵达里斯本的货物竞争价格。威尼斯人将重新去做渔民，威尼斯城将退回到它发迹之前的潟湖。
然而，威尼斯即将没落的传言实在是令人多虑了，至少在短期内确实如此。正如某些头脑清醒的声音所说，经由海路前往东方的通道上并非没有风险。许多葡萄牙海船并没能安全回家，114艘船中只有不到一半绕过了非洲的最南端平安返回——文森佐？奎瑞尼（Vicenzo Querini）议员于1506年向威尼斯议会报告说：“19艘满载香料的货船已确认全部沉没，另外那40艘船至今下落不明。”
不管情况如何，威尼斯还是很快派特使前往穆斯林埃及，讨论如何共同抵抗葡萄牙，并建议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甚至想到了是否能开挖一条通往红海的水上通道，让“多艘舰船随意通行”——这一想法要等到几百年后苏伊士运河竣工后才告实现。
葡萄牙人坚信，16世纪初期在红海地区及印度海岸针对他们的抵抗行为，是由威尼斯人策划的联合举动，但事实上，埃及人不用联合也会奋起保卫他们自己的水上航线。越来越多的葡萄牙商船的出现已经让他们非常不安，更不用说这些新来者都非常具有攻击性和侵略性了。有一次，达？伽马本人截获了一艘装载着几百名穆斯林的大船，他们是从麦加朝圣后返回印度的。船上的人百般求饶，表示愿意支付巨额赎金，但他仍然下令烧毁大船。这种行为简直不可理喻，一位观察家声称，“此情此景将每天浮现在我脑海中，终身难忘”。大火和海水中的妇女高举着珍珠首饰求饶，也有人举起她们的婴儿以求不被淹死。对于这一切，达？伽马无动于衷，“毫无悲悯之心”，眼睁睁看着船上最后的乘客和船员被淹死。
令人担忧的是，埃及的港口和战略要地正不断遭受攻击。麦加的吉达港（Jeddah）于1505年受到侵袭，此后不久，波斯湾重镇马斯喀特（Muscat）和加尔哈特（Qalhāt）相继陷落，寺庙被焚为灰烬。葡萄牙人也有担忧，他们开始考虑建立成网络的据点链，直通家乡里斯本。葡萄牙殖民长官、探险家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在1504年说，没有什么比“在红海海口附近建造一座城堡更为重要”，因为那将意味着“所有印度人都会和我们做生意，否则他们会发现自己太不理智”。
面对如此暴力行动和危险局势，开罗的苏丹开始派遣军队在红海及附近地区巡逻，下令若有情况出现可直接采取行动。对此，一些葡萄牙指挥官认为他们应该相应地更改策略。有人向葡萄牙国王禀告说，他们没必要将货船暴露在危险区域，更好的做法应该是放弃以前在红海海口索科特拉岛（Soqotra）等敏感地带修建的港口，而去考虑如何与穆斯林埃及建立友好关系。
虽然葡萄牙最初的海上探险一直都伴随着残忍、暴力和偏见，不过这种局势并没有持续太久，人们开始更注重实际利益，当初那些宣扬基督教胜利、伊斯兰灭亡的虚张声势已经逐渐被更为乐观、更为现实的策略所取代。商业机遇随处可见，人们对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的敌意也逐渐开始缓和，正如十字军东征时对待各行省的态度一样——冲突逐渐转化为理解，人数过少的群体必须和他人建立友好关系，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
这种改变是相互的。在彼此敌对的印度各统治者以及澳门和马来半岛等地看来，他们更愿意互相竞争为欧洲商人提供更为优惠的贸易条款，以便让更多的货币流向自己，而不是流向自己的对手。这种情况下，各方都在尽可能地减少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不过仍然有人喜欢张扬和自喜，比如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就认为，夺取马六甲海峡意味着“开罗和麦加将统统完蛋，威尼斯人将再也得不到香料，除非他们的商人向葡萄牙购买”，因此他下令屠杀城里所有的穆斯林——其结果只能是贸易的中断并引发更深的仇怨。当地的统治家族撤退了，在霹雳州（Perak）和柔佛（Johor）重新建立了一个苏丹国，以应对来自欧洲持续不断的强势竞争。不过，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看，这一东方航道的发现与美洲大发现完全不同，它通常被看作是一种相互合作，而不是一项征服行动。其成果便是东西方贸易的大幅增长。
随着欧洲人尽享来自美洲的财富，他们购买亚洲奢侈品的能力也与日俱增。没过多久，里斯本、安特卫普和其他欧洲商场便充满了中国瓷器和明朝丝绸。不过，从需求量上讲，进口最多的商品还是香料。价格高昂的胡椒、豆蔻、丁香、乳香、生姜、檀香、小豆蔻和姜黄，自罗马时代起就成为烹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们不仅是改善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