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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出使行动是14世纪中叶取代蒙古元朝的明帝国展示野心的举措之一。北京投入了大笔资金，建立了支援、保卫都城的基础设施。大批兵力调到了边塞，以守卫北部草原边疆，并与复兴的高丽人争夺满洲。南部的军事力量则是为了确保柬埔寨和暹罗的进贡通道畅通，他们能带来大量的当地特产和奢侈品，为的是以财物换得平安。比如说在1387年，暹罗王国进贡了1。5万磅的胡椒和檀香木，两年后又送上了十倍数量的胡椒、檀香木和燃香。
当然，对外开拓是需付出代价的。郑和的第一次远航带了60多艘大船、数百艘小船和大约3万名水手；光是军饷、设备还有将军们携带的用作外交的礼品，就花费巨大。支付这次以及此后数次远航的都是大量生产的纸币，当然也同样得益于金银矿开采的增加——1390年以后的十年间，通过采矿获得的资金增加了三倍。此外，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税收政策的完善同样给中央政权带来了大笔的收入。某当代学者称这是一种计划经济的建立。
中国的财富还得益于中亚的发展。在那里有一个军事将领突然崛起，成为中世纪后期唯一一个最令人瞩目的人物，他就是帖木儿。他的成就巨大，连英格兰的戏剧都写到了他；他的疯狂进攻在现代印度人心目中都留有记忆。帖木儿从14世纪60年代起跨越蒙古旧土，在从小亚细亚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阔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且还着手实施雄心勃勃的工程：在他的疆土上，如撒马尔罕、赫拉特和麦什德（Mashad）等城市，大量修建清真寺和各种皇家建筑。大马士革陷落后，一位当时的评论家说道，木匠、画匠、织工、裁缝、宝石切割师，“总之所有的手艺人”都被遣往东方的其他城市参加修建工程。西班牙国王派往帖木儿宫廷的特使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建筑规模，以及新型建筑的装饰标准：撒马尔罕附近的萨赖宫（Aq Saray palace）走廊“装饰精美，用的都是金色和蓝色的瓷砖”，接待大厅“也是金砖蓝砖，宫顶全是金子”，就算是巴黎最有名的工匠也做不出这样的精品。但这些和撒马尔罕城以及帖木儿本人的宫殿相比还不算什么：帖木儿的宫殿里装点着金树，“树干如人的大腿一般粗”，金树上结着“水果”，近处观察才知道，那都是红宝石、绿宝石、松石和蓝宝石，还有硕大浑圆的珍珠。
帖木儿并不在意挥霍他从降服者手中获得的金钱。他从中国购买的丝绸“都是全世界最好的”，还有麝香、宝石、钻石、大黄和其他香料。多达800峰骆驼同时将商品运送进入撒马尔罕。和其他人，如被征服时被屠杀的10万德里人的命运不同，中国人在分享着帖木儿大帝的成功。
不过他们看起来是下一个即将遭受苦难的人群。据一项记载说，帖木儿曾沉下心来回顾自己的早年生涯，决定应该为“掠夺、抓捕和屠杀的行为”赎罪。他觉得赎罪的最佳方式应该是“向异教徒发起一场圣战，如格言所说‘善行洗刷恶行’，这样的话，罪孽也许能得到宽恕”。帖木儿终止了和明朝的关系，1405年离世之时，他正在进攻中国的路上。
麻烦很快就来了。波斯各行省出现分裂和暴乱，帖木儿的继承人在相互争夺帝国的统治权。但更具结构性的灾难是，15世纪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席卷了整个欧洲和亚洲。危机由一系列因素引发（600年后又重新出现）：市场过度饱和，货币持续贬值，支付平衡扭曲。尽管市场对丝绸和其他奢侈品的需求仍在增长，但市场的吸收力毕竟有限。并非人们的欣赏趣味发生了变化，而是交流互换的机制出了问题。特别是欧洲，它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换取价格高昂的纺织品、陶瓷品和各种香料。中国的出产量高于它向海外的出口量，结果便是购买力的不断降低，引起“金银荒”（bullion famine），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信贷危机”（credit crunch）。
在中国，政府官员的薪俸不足，导致腐败丑闻和政务荒疏愈发常见。更糟糕的是，就算官员办事公平合理，百姓也负担不起政府的浮夸奢侈和铺张浪费。上层人士一直在臆想收入总会越来越多——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至15世纪20年代，中国一些最富裕的地方也开始财政吃紧。泡沫终于在15世纪的前25年破裂了。明朝的皇帝紧急缩减开支，下旨放缓北京建设工程，暂停耗资巨大的海上探险和疏浚京杭大运河等重大工程（这一工程最多时曾动用数万甚至数十万的劳力）。在欧洲，人们费尽心机，试图以减少货币含金量来应对危机——尽管贵重金属的短缺、货币储蓄和财经政策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显然，全球的货币供应都呈短缺势态，从朝鲜到日本，从越南到爪哇，从印度到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从北非到欧洲大陆。只有马来半岛的商人自行其是，以当地盛产的锡金属来铸造钱币。但简单地说，这些都不能发挥作用：钱就是不够用。以往支持共同货币（尽管在单位、重量和精度上并非一直统一）并让全球认可的贵重金属出现了问题。
在如此艰难的时刻，气候的变化很可能会使局势变得更糟。中国出现了饥荒、罕见的旱灾和严重的洪涝，证明环境因素对经济发展造成的重大破坏。据南北半球冰芯中的硫酸化物研究显示，15世纪是一个范围极广的火山活跃期，并导致全球变冷，给整个干草原世界带来严重打击。特别是在15世纪40年代，食物和饮水的短缺预示着一次大迁徙的到来。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停滞、困苦、奋力求生的时期。
气候变化的效应波及了地中海到太平洋的所有地区。人们对世界的改变深感不安。尽管帖木儿帝国的兴起并未给欧洲世界造成大范围恐慌，但奥斯曼帝国的兴起的确引发了人们越来越多的焦虑。奥斯曼在14世纪末席卷博斯普鲁斯海峡，击败了拜占庭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色雷斯和巴尔干站稳了脚跟。君士坦丁堡命悬一线，成了一座陷入穆斯林重重包围的基督教孤岛。危在旦夕的他们多次向欧洲王国乞求军事援助，均未得到回应。1453年，帝都陷落，穆斯林终于夺取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基督教王国，再次显示出伊斯兰世界的强大优势。在罗马，当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传来时，据说人们捶胸顿足、哭号呐喊，教皇为困在城里的人们默默祈祷。但欧洲在关键时刻没有出手相助，现在一切都已为时过晚。
君士坦丁堡的命运引起了俄罗斯的密切关注，在他们看来，穆斯林的复活预示着整个世界将濒临末日。长期以来，东正教一直有一个预言，说耶稣将在第八个千年降临，亲自主持最后的审判——而现在看来，那一时刻似乎即将来临：恶魔的力量已经崛起，已然对基督教世界产生灾难性的冲击。宗教高层对于末世预言深信不疑，遂派一名教士前往西欧探听消息，看看末日究竟会是在哪一天。还有人觉得既然末日即将来临，计算复活节或其他圣餐日的具体日期已经没有意义。根据俄罗斯所使用的拜占庭日历，末日似乎已清晰可见。如果将耶稣诞生之前的5508年作为创世纪的话，世界末日就在1492年的9月1日。
在欧洲的另一端，也有一群人同样相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在西班牙，随着宗教和文化矛盾的加剧，人们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穆斯林和犹太人身上。前者被从安达卢西亚（Andalusia）武力驱逐而出，后者则被迫信奉基督教，否则将被逐出西班牙或处以死刑。穆斯林和犹太人绝望地变卖资产，而且必须廉价出售。这让投资商占了便宜，他们用几件衣物就能换取大片的葡萄园，地产和房屋均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入手。关键是，在未来的十年里，这些廉价资产的价值将无限飙升。
许多犹太人选择前往君士坦丁堡。他们受到城市新主人的欢迎。“你们将费迪南德誉为贤明的君主，”据称巴耶塞特二世（Bāyezīd II）在1492年欢迎犹太人到来时这样说，“但他驱逐了你们，他使自己的国家陷入贫困而让我变得富裕。”这不仅是口头上说说，当时的场景会让今天的人难以置信，但却与伊斯兰早期阶段遥相呼应：犹太人获得的不仅是尊重，而且还受到了热烈欢迎，新移民的权益得到法律保护，而且他们还在许多方面获得了当地人的帮助，得以在陌生的国度展开新的生活。容忍是一个社会自强自信的主要标志，反观基督教世界，却越来越走向愚顽和激进主义。
不少人对宗教信仰的未来颇感担忧，其中就有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弗？科隆（Christopher Colón）的男人。虽然按他自己的推算，离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还有155年，但他为那些所谓的“虔诚者”对基督教的敷衍了事而感到愤怒，特别在看到欧洲对耶路撒冷的陷落似乎漠不关心后。带着一股热情和执着，他拟订了一系列计划，准备展开新一轮解救圣城的行动，同时也准备重新追逐亚洲廉价而多产的贵重金属、香料和宝石——他说，如果我们能够从事这些贸易，就可以轻松筹得解放耶路撒冷所需的资金。但问题是，他身在伊比利亚半岛，那是地中海最远的边缘地带，这使得他的宏伟理想几乎等同于白日做梦。
也许，可能还有一线希望。毕竟像佛罗伦萨的占星家和地图专家保罗？托斯堪尼（Paolo Toscanelli）就曾提出过，从欧洲的边缘向西航行或许也可以抵达亚洲。在为这一鲁莽大胆的观点费了一大通口舌之后，科隆的计划最终得到了认可。他准备了一封写给大汗的致敬信，大汗的名字空着，等到知道确切的名字后再填上——拯救耶路撒冷的伟业即将起航。他雇佣了翻译，以便和蒙古首领交谈；他还聘请了懂希伯来语、迦勒底语（与耶稣及门徒所操的亚拉姆语关系密切）和阿拉伯语的专家，可能在和大汗以及臣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