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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居安达卢西亚（al…Andalus）科尔多瓦（西班牙穆斯林地区）的犹太博学家哈斯代？本？沙普鲁特（？asdai b。 Shaprū？）最终和这一部落取得了联系。他很想搞清楚究竟可萨是真的信仰犹太教，或者仅仅是那些希望得到可萨支持的人在大吹其牛、无中生有。当他最后得到确切消息，可萨人真的皈依了犹太教，而且非常富有，“实力强大，屯兵无数”，他恨不得鞠躬作揖、感天谢地。“保佑我们的可汗和豫安康，”他在写给可汗的信中说，“愿他的家族、王宫和汗位千秋万载。愿他的时光和他儿子们的时光与以色列一起延绵永存！”
令人吃惊的是，可汗的回信居然留存了下来。可汗在信中解释了为什么他的部落会改信犹太教。可汗写道，改教的决定是由一位睿智的先王做出的，他曾邀请代表各宗教的特使前来讲述他们的信仰。他想出了一个探得真相的办法，于是先问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哪个更好一些，基督教徒回答说，当然是后者优于前者；之后他又问穆斯林们，基督教和犹太教哪个更好，这些人先是抨击基督教，然后回答说，两者之中犹太教稍好一些。于是可萨统治者宣布他已有了结论：两者都承认“以色列的宗教更胜一筹，所以承蒙上帝和万能的主的恩典，我宣布选择追随以色列人的宗教，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宗教”。此后，他将特使团送回各家，亲身实施了割礼，并下令侍从、卫士和所有手下人都照做。
然而事实上，犹太教在9世纪中叶就已经向可萨社会发起过相当强度的冲击。据阿拉伯文献记载，早在宗教特使团抵达可汗王宫几十年前，就已有改信犹太教的记录出现，埋葬习俗也在这一时期发生改变。除此之外，近期发现的众多可萨钱币也可充分证明，犹太教早在9世纪30年代已正式成为了可萨人的国教。
从钱币传达的信息中我们还能看出，宗教信仰可以通过包装改造来满足各类人的诉求。钱币上的文字捍卫了《旧约》先知的伟大：Mūsā rasūl allāh，意为“摩西是上帝的使者”。从字面上或许还看不出足够的煽动性，因为毕竟《古兰经》中明确规定，所有先知之间没有区别，他们所传递的真主启示都该得到信奉。伊斯兰教承认摩西也尊崇摩西，因此，膜拜摩西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争议。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穆罕默德作为真主使者的特殊地位仍不可动摇，清真寺里每天五次的祷告中，呼唤穆罕默德的名字仍是人们祈祷的核心内容。于是，将摩西的名字铸在钱币上便是一种颇具挑战性的做法，说明可萨人仍然独立自主，与伊斯兰世界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与7世纪末期罗马帝国和穆斯林的冲突一样，这不仅是战场上的军事作战，而且还是意识形态、语言使用甚至是钱币设计上的斗智斗勇。
事实上，可萨人接触到犹太教可能是通过两条途径。首先，高加索地区自古以来就存在犹太人社群，他们必然受到草原部落经济发展的影响。据10世纪的一位作家记载，当时很多犹太教徒都被劝说“从穆斯林城市和基督教城市”移民到可萨，因为那里不仅正式接受犹太教，而且多数高官贵族也都信奉此教。10世纪可萨统治者和科尔多瓦的哈斯代（？asdai）之间的通信表明，当时可萨正积极招募拉比，修建学校和犹太教堂，以确保正确地传播犹太教义。据许多编年史的记述，当时可萨汗国的各个城镇星罗棋布着犹太教建筑，以及根据《托拉》教义做出各种裁决的法院。
第二个引发犹太教兴趣的因素来自于贸易商人，他们远道而来，只因受到可萨汗国的吸引——它作为国际贸易中心，不仅连接着草原部落和伊斯兰世界的贸易，而且也连接着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无数的资料表明，犹太商人在长途贸易活动中非常活跃，扮演着与粟特人在伊斯兰崛起时期沟通中国和波斯过程中相同的角色。
犹太商人颇具语言天赋，据当时某文献记载，他们能用流利的“阿拉伯语、波斯语、拉丁语、法兰克语、安达卢西亚语及斯拉夫语”和人们交流。他们立足于地中海地区，但似乎经常前往印度和中国，带回麝香、沉香、樟脑、桂皮和“其他东方特产”。在麦加、麦地那、君士坦丁堡以及两河流域的一连串港口和城镇中，都能看到犹太商人从事贸易交流的身影。他们还凭借陆上通道穿过中亚抵达中国，途中会经过巴格达和波斯，或在去往巴尔克和乌浒河东部时跨越可萨国境。这些路线上的关键点之一是里海南岸的赖伊，它负责处理来自高加索、东方、可萨和其他草原地区的货物。这些货物似乎是先在朱尔柬城（Jurjān，即今伊朗北部的戈尔干Gorgan）过关——可能还有关税，然后再运往瑞伊。10世纪的一位阿拉伯作家写道：“真是令人震惊，这里竟是全球的贸易中心。”
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商人同样受到商业机遇的诱惑。说起维京人（Viking），我们自然联想到横渡北海向不列颠和爱尔兰发起的进攻，想到穿越迷雾、满载海盗准备实施强暴和掠夺的北欧龙头长船，或许我们还想问，为什么这些维京人能在哥伦布探险之前几个世纪就已经抵达了北美。但在维京时代，这些最勇敢、最强壮的勇士并未把目光投向西方，而是东方和南方。很多人获得财富和名誉的地点不仅限于家乡，还包括被他们征服的新领域。在东方，他们留下的足迹并非如他们在北美的那样微不足道、转瞬即逝，他们将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并以那些通过波罗的海、里海和黑海三大水域系统的贸易商、旅行者和入侵者的名字命名——这些人叫罗斯（Rus），或拼写为rhos，这也许是得名于他们的红发（red hair），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擅长划桨（oar）——他们就是俄罗斯（Russia）的祖先。
鼓励维京人开始向南方开拓的，其实还是商业利润的诱惑和伊斯兰世界的富有。自9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人就开始与草原部落和巴格达的哈里发积极沟通。他们的聚集地沿奥得河、涅瓦河、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Dnieper）分布。随着商人们将货物从南方带来，在这些居住地上逐渐出现了市场和贸易站。斯塔拉雅拉多加（Staraya Ladoga）、茹里科沃葛洛帝什（Rurikovo Gorodische）、贝鲁佐罗（Beloozero）和诺夫哥罗德（Novgorod，就是“新城”的意思）都是新的据点，它们将欧亚大陆的贸易通道延伸到了最远的地方——北欧。
维京人的长船非常著名。经过他们的改造，这种船的体形很小，便于在河道、湖泊等狭小水域中自由行驶。用这些单体小船远距离航行是十分危险的。一份10世纪中叶汇编于君坦丁堡的资料记载了维京人向南航行途中遇到的险情：德涅斯特河（Dniester）上的险峻航道非常危险，狭窄的拦河坝之下满是露出水面的岩石，“就像是一簇岛屿。此外，一边的水急如泉涌，另一边的水飞流直下，隆隆的巨响着实令人胆战”。这一危险河段有一个充满黑色幽默的昵称，就叫“别打瞌睡”。资料中还说，那些“罗斯人”特别容易受到攻击，掠夺者看到险峻航道上疲乏的旅行者，一定找机会下手。半游牧民族佩切涅格人会等到货船被拖出水时发起攻击，抢夺所有货物后迅速消失。于是人们开始雇佣护船的卫士，以戒备突然的袭击。如果斯堪的纳维亚人得以顺利通过危险地段，他们便会聚集在一座小岛上，用小公鸡作为祭品，或将木箭钉在圣树上，以此感谢那些保佑他们的神灵。
那些能在里海和黑海地区的市场中确保安全的人至少要身体强壮。“他们精力旺盛，耐力持久。”某穆斯林作家羡慕地写道。伊本？法德兰也提到，罗斯人身材高大，“像棕榈树”，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总是全副武装，非常危险，“每个人都带着板斧、长剑和匕首”。
他们的行为更像冷酷的犯罪团伙。比如，虽然他们并肩抵抗敌人，但他们之间并非相互信任。“他们从不敢单独行动、放松警惕，”一位作家写道，“并总会带三个随从负责保护自己，人人手持长剑，因为他们互不信任。”没人会觉得抢劫同伴是不当行为，哪怕把他杀了。他们经常纵酒狂欢，当着别人的面尽情做爱。任何人得病后都会被抛弃。他们的装扮也很特殊：“从脚趾到脖颈，每人都有深绿色文身，图案还各不相同。”这是一些生活在艰难时代的硬汉。
他们会从事白蜡、琥珀和蜂蜜贸易，同样还有阿拉伯世界非常崇尚的精致长剑。不过，另外一条商路似乎更赚钱，并导致大批的资金流先是向北流动，然后又沿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间的河道返回。我们在瑞典、丹麦、芬兰和挪威的墓穴里发现了大量来自叙利亚、拜占庭甚至是中国的丝绸，足以证明以上的推断。而且这些一定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大批当时买回的丝织品都未能留存下来。
钱币上的文字最能说明当时与远方地域之间的贸易规模。沿着河道北上，在俄罗斯北部、芬兰、瑞典，特别是哥德兰岛（瑞典最大岛屿）等地发现的大量钱币表明，维京罗斯人曾与穆斯林有过大规模的贸易活动。据一位货币学专家估算，当时从伊斯兰土地上带回的钱币总额可能达到千万甚至上亿——若以现代概念讲，那可是数十亿美元的贸易额。
从斯堪的纳维亚至里海，旅程长达3000英里，长途货运的风险和艰辛需要丰厚的贸易利润加以回报。因此可以想象，货物必须大批量交易，这样才能确保可观的收益。通过水路运往南方的货物有很多种，但其中最重要的货物，是奴隶——贩卖人口可以赚大钱。
第七章
奴隶之路
罗斯人在奴役当地百姓并将他们运往南方的时候的确表现得残酷无情。以“块头、体重和勇猛”著称的维京罗斯人，原本就是“毫无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