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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阿拉伯征服者既不像人们说的那么野蛮，也并不可怕。据考古资料记载，在整个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人们很少能发现暴力征服的痕迹。再比如，在叙利亚北部最重要城市大马士革，当地主教和阿拉伯将领达成协议后，整个城市迅速投降，未造成任何伤亡——就算其中有故意美化的成分，但从双方达成的协议看，至少都非常理性、现实：为了能使教堂不受影响并正常开放，为了让基督徒们不受侵扰，当地居民愿意承认新征服者的霸主地位。也就是说，他们不再向君士坦丁堡交税，而是向代表“先知、哈里发及其信众”的地方管理者交税。
沿着贸易要道，阿拉伯人不断朝各个方向扩张。军队云集到伊朗西南部，随后将目标转向伊嗣俟三世（Yazdagird III）——向东部逃亡的波斯萨珊王朝末代国王。进攻埃及的远征军只遇到有限的军事抵抗，当地人或是在内讧，或是愿意寻求和谈。地中海上的明珠亚历山大港很快缴械，被迫同意献上大量贡品以求阿拉伯人不要摧毁他们的教堂，不要伤害当地的基督教徒。消息一经传出，亚历山大港一片哀号，人们甚至叫喊着将协议签订者主教赛勒斯（Cyrus）以叛国罪用乱石砸死。“我签了协议，”赛勒斯辩护说，“但为的是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一个多世纪以后一位学者写道：这样，“穆斯林控制了整个埃及，从南至北。靠着新税收，他们的收入比之前增加了三倍”。上帝在惩罚基督徒的原罪，同时代的另一位学者写道。
这是一次近乎完美的扩张行动。面对军事威胁，一个又一个行省接连向新征服者屈服，签订和谈协议。君主在新征服领土上的权力并不强大，甚至不太引人注目。总体而言，当地大多数居民仍照常活动，未受新征服者的影响，后者建立的堡垒和据点都远离都市中心。一些专门给穆斯林居住的新兴城市被另外建起，如埃及的福斯塔特（Fus？ā？）、幼发拉底河畔的库法（Kūfa）、巴勒斯坦的拉姆拉（Ramla）以及位于今天约旦的艾拉（Ayla）。在这些地方，清真寺和统治者官邸都可以自由选址建造。
与此同时，在北非、埃及和巴勒斯坦，许多新的基督教堂也被允许兴建起来，这说明某种妥协正在迅速达成，对宗教的包容一如既往。在从萨珊帝国获取的土地上也有类似的政策——至少在刚开始，琐罗亚斯德教基本无人干预，任其自由行事。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甚至被允许使用更加正式的手段来予以保护。有一份叫《乌马尔公约》（Pact of ？Umar）、内容繁复又颇具争议的文献，其中明确规定了基督徒在新征服者的统治下应享有的权利，并规定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共存的基本原则：不会在清真寺上安置十字架；不可向非穆斯林子女讲授《古兰经》，但也不能禁止任何人转信伊斯兰教；穆斯林在任何场合都应得到尊崇和帮助。多种信仰并存是早期伊斯兰扩张的重要特色，也是它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约旦北部杰拉什古城（Jerash）陶瓷烧窑里发现的证据表明，即便在这种宽容政策下，有些人也依然小心翼翼。这个公元7世纪烧制的台灯上，一面用拉丁文刻着基督教的祷告词，一面用阿拉伯语刻着伊斯兰教的祈福语。如果考虑到之前波斯对这一地区的占领只持续了25年的话，这种做法的确很是稳妥。正如7世纪某希腊文献上写的，谁也无法保证阿拉伯人能长久待下去，枯木还能再生，穆斯林征服者也许就是昙花一现。
行政管理方面的新政策也颇具亮点。在新征服的地区，罗马钱币沿用了几十年，同时新铸造的钱币也在发行，但刻有基督教长期使用的类似图案；现存法律系统也保持不变；征服者还采纳了现存的社会习俗，包括财产继承、婚丧嫁娶、婚姻誓约、朝圣戒斋。多数情况下，前萨珊帝国和罗马帝国地区的总督和官员都保有其原先的职位。这种做法基于简单的数学考虑，新统治者——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其他民族，即便算上自愿和被迫皈依的新信徒——在人数上均居于弱势，这意味着争取当地人的支持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须。
从大的方面讲，这种宽容局面的出现是由于伊斯兰在波斯、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获胜之后仍有很多大仗要打。其中之一便是和罗马帝国残余势力的持续纠缠，阿拉伯领袖希望彻底击溃罗马人，因此需要不断向君士坦丁堡施压。不过，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关于伊斯兰信仰的战役。
与早期基督教的内部争端相似，如何确定穆罕默德所受的神启、如何记录和传播这些神启以及传播给什么人，这些在穆罕默德死后都成为了主要问题。斗争十分激烈、残酷：被指定为穆罕默德的代表和继承者（即“哈里发”）的前四个人中，竟有三个是遇刺身亡。在如何解释穆罕默德教义的问题上也是争得难分难解，无论是为了曲解还是继承，人们都付出了绝望的努力。人们想搞清楚，在7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中，穆罕默德到底得到过什么样的启示，才最终得以形成唯一的圣书《古兰经》。
伊斯兰内部诸教派的对立状态加剧了各方对待非穆斯林态度的转变。每个教派都宣称自己是先知箴言的捍卫者，代表着真主的旨意，因此可以想见，争斗者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了那些“卡菲尔”（kāfir，即异教徒）身上。
过去，穆斯林领袖能够容忍、善待基督教徒，甚至还在公元679年地震后重建了埃德萨教堂。但到7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致力于让当地人换教、皈依伊斯兰，随之而来的还有对这些人的敌意。
这一转变在货币上得到体现，因为货币可以被用来宣传宗教信息，这一行为被学者们称为“钱币战争”。伊斯兰领袖哈里发于7世纪90年代发行新钱币，上刻“真主是唯一的，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随后，君士坦丁堡开始反击，钱币正面没有皇帝的头像，头像被放在了背面，正面的形象全然一新：耶稣基督。其用意很明显，就是为了强化基督教的身份认同，表明帝国正得到上帝的护佑。
经过一番奇迹般的发展，如今伊斯兰世界已经能够和基督教世界平起平坐了。有趣的是，针对罗马新版的耶稣像钱币，穆斯林的最初应对政策也是发行新币：以另一个人的头像替代耶稣，并以他作为帝国和宗教的保护神——尽管据说这个人是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Abd al…Malik），但他完全有可能就是穆罕默德本人。他身着长袍，留着精致的胡须，手持带鞘的宝剑。如果这人就是先知，那这就是已知最早的穆罕默德的形象了——人们在他活着的时候亲眼所见的形象。阿拉伯历史学家拜拉祖里（Al…Balādhurī）在一个世纪后写道，有证据表明，在当年追随穆罕默德逃亡麦地那的信徒中，有健在者见过这些钱币。另一位更晚一些的学者——他有机会接触到伊斯兰的早期资料——也有类似的记述，说当时先知的朋友们对如此使用他形象的行为十分不满。新钱币并没有流通多久，因为到7世纪90年代末，伊斯兰世界的流通货币被重新设计：所有的头像都被去掉了，钱币的两面都是《古兰经》的经文。
不过在7世纪末，让基督徒皈依伊斯兰教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主战场仍在穆斯林各敌对教派之间。许多人宣称自己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因此谁若更了解先知的早年生活，谁便算掌握了撒手锏。竞争如此激烈，以至于在中东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教派，他们反对阿拉伯南部的传统主义教派，决定在耶路撒冷新建一个像麦加那样的宗教中心。兴建于7世纪90年代初的神殿圆顶清真寺是当地第一座伊斯兰圣殿，其意图之一就是转移人们对麦加圣地的关注。如一位当代学者所说，在内战期间（也就是哈里发拿起武器对抗先知穆罕默德嫡系后代的时代），包括建筑物本身在内的众多物质文化都被用作“意识领域斗争的武器”。
为了赢得伊斯兰世界激烈的内部斗争，圆顶清真寺内外的铭文明显有着拉拢基督教的意图。铭文写道：崇拜真主，善良仁慈的真主，祝福他的先知穆罕默德并以他为荣。但有的文字却又宣称耶稣是弥赛亚：“相信真主和他的使者……祝福您的使者以及您仆人、圣母玛丽亚的儿子耶稣，在出生之时、死亡之日、复活之际，都赐予他和平。”换句话说，即使在7世纪90年代，各宗教之间的界线仍十分模糊。事实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确实十分接近，当时的某些基督教学者甚至认为伊斯兰教并非一个新的宗教，而是对基督教义的另一种阐释。据当时知名的神学家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所说，伊斯兰是基督教的一支异教派而不是一种新的宗教。他写道，穆罕默德的思想来自于他阅读的《旧约》和《新约》，来自于与一位离经叛道的基督教士的交谈。
尽管为了争夺权威和地位，各宗教在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区拼得你死我活，但也正由于纷争都集中在中心区域，边缘地带仍能够实施大规模的向外扩张。比起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争论，将军们更愿意驰骋沙场，因此，伊斯兰教得以向中亚、高加索地区和北非不断挺进。即便当内部斗争白热化的时候，进攻速度仍然不减。在跨越直布罗陀海峡之后，军队横扫西班牙、直逼法兰西，最终在巴黎之外不到200英里的普瓦捷（Poitiers）和图尔斯（Tours）才遇到抵抗。在一场抵御伊斯兰入侵者的血腥战役中，查尔斯？马特尔（Charles Martel）的军队遭遇惨败。基督教欧洲命悬一线，正如后来一位历史学家所说，英雄气概和抵抗策略都是徒劳，欧洲大陆注定要陷于穆斯林的魔爪之下。事实上，失败虽令人沮丧，但并不意味着局面就一定不可挽回，只要可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