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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惠文公第一次视朝时，商鞅不知为何没有出席。第一个出来禀奏的，就是公子虔和公孙贾。
两人说：“臣闻‘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重者身危’。商鞅立法治秦，秦国虽治，然而妇女儿童都说商君之法，没人说是秦国之法，今又封邑十五，位尊权重，后必谋叛。”
新君年轻，商鞅和对立派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商鞅完全看错了，以为君主年轻就不敢轻易变更父亲的既定方针；而老世族却能看得很准，他们要用“某人功高震主”来吓唬年轻的君主。
这两派的态度在新君心中恰好形成一正一反两种感受。天平倾向哪一边，不言而喻。
秦惠文公果然上套，对两位老师说：“吾恨此贼久矣。但他是先王之臣，谋反的形迹未彰显，所以暂且容忍他。”
惠文公虽然年少，但做事还不是没有原则的，他很懂得处理问题的分寸——先君的面子要照顾，旧臣的气焰也要打掉。于是派使者去收了商鞅相印，命商鞅退归商、於。
商鞅不觉得大祸临头，反而觉得这样也好，辞朝之后，就收拾好车驾出城。他虽去职，但爵位没变，其仪仗队伍犹比诸侯。
商鞅在朝主政20年，文武百官无不出自他门下，见老主人走了，百官都来饯送，朝署为之一空。
这又给了反对派以口实。
公子虔、公孙贾密告惠文公：“商君不知悔过，僭用王者仪仗，如归商、於，必然谋叛。”
当年与商鞅辩论输了的甘龙、杜挚，也没忘20年前的耻辱，出面作证，将商鞅仪仗违规的事证实。
惠文公不由大怒，即令公孙贾率武士3000去追赶商鞅，追上了就砍脑袋，然后提他的头来见。
威权的倒台，不管后续的影响如何，都是民众的开心之日。当时百姓知道商君走了，都跑了出来，满街满巷，全在抱怨商君。一听说公孙贾要领兵去追赶，攘臂相从者，竟有数千余人之多。
当时商鞅车驾出城已有百余里，忽闻后面喊声大作，忙派人去探听，回报说：“是国君发兵追赶。”
第十一章商鞅危乎（4）
商鞅大惊，知道是新君翻了脸，怕是难逃一劫，急忙卸去衣冠，下了车，扮作卒隶，带着妻儿老母逃亡。
一行人仓促奔至函谷关，见天色将黑，便往旅店投宿。哪知道店主向他索要“照身之帖”（身份证）。
商鞅推说没有，店主遂闭门不纳，说：“商君之法不许收留无帖之人，犯者连坐，要与你一并处斩，我可不敢留。”
商鞅叹道：“唉，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一行人只得顶着夜色前行，混出函谷关门，径直投奔魏国去了。当年，商鞅在魏国游历多年，他眼下心存侥幸，希望在魏国能找到一二至交，也许能东山再起。
来到魏国边关之下，守令为一老者，名叫襄疵。此人阅历颇多，居然认得商鞅，他怨恨商鞅欺公子卬而败魏军，拒绝接纳。
商鞅请求从魏国转道别国，并不在魏国逗留。关上的魏人说：“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不把你送归，怕要惹祸上身。”随后，就将商鞅遣送回秦境内。
这真是应了“作法自毙”那句话！商鞅走投无路，只得急赴自己的封地商邑，纠集徒属，发动邑兵，向北攻击郑地，以谋求一块立足之地。
现在，商鞅的身份变得很尴尬，虽然秦国目前的中央体制没有一处不烙着“鞅”字，可是他作为一个个体，已被这体制排除出政治中枢，现在不过是一个与中央政权作对的小小城邑主了。
他亲手缔造的中央体制，只要稍稍动动手指头，就能把他捏得粉碎。
秦惠文公当然不可能放跑他，下令发大军进攻商鞅，在郑的渑池将商鞅的队伍击溃，生擒了商鞅。
20年的旧仇，今日终于可得报。秦惠文公下令，将商鞅车裂（五马分尸），以祭祖先，且恨恨道：“没有谁像商鞅这样敢造反的！”随后，又杀掉商鞅全家。
——这就是旧时许多权臣的宿命，主子一死，立遭灭顶之灾。据说“自商鞅之死，百姓歌舞于道，如释重负；六国闻之，亦皆相庆”。
第十二章政治家的悲剧（1）
在绳索将他的四肢和脖颈勒紧时，曾经伟岸不可企及的商君，是极具孤独的。
没有人怜悯，没有人惋惜，没有人为他作《黄鸟》歌。
他所缔造的事业将延展至广大的华夏之土，并将延续至千秋万代，可是他只是孤零零的一个犯人，连一个知音都没有了。
一个伟大人物的孤独陨灭，没有谁比商鞅更凄惨的了。
不过，作为肉体的商鞅虽然悲惨地毁灭了，可他的精神仍在。
秦惠文公初即位时，尚且年少，杀商鞅是有些意气用事了；但他是头脑清醒之人，很快摆脱了甘龙、杜挚之流的影响，承袭了商鞅变法的所有成果，老世族并没有重新得志。
这就是所谓的“商鞅虽死，秦法未败”。新法的许多规定，在秦国一直延续了下去，直至最终。
凡头脑清醒一点的，都不敢再开历史的倒车了。
谁愿意再做那个遭人鄙视的“夷狄之邦”的君主？
当然，商鞅本人的败亡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极端化。他所主张的“贬抑工商”、“弃绝文化”、“倡主独裁”、“轻罪重刑”，都违背了一个正常社会的规范。
他是在两难中——如果不激进，秦国便不能迅速富强；如果激进，他将陷于千夫所指。
他选择了千夫所指。
他以自己的毁灭，换来了一个雄风引领百代的大帝国！
2合纵连横大戏连台
商鞅远去，大秦仍在。
法家商鞅以其铁的意志，留下了一个咄咄逼人的秦国。
秦惠文公灭掉商鞅13年后，自称惠文王，共在位27年。这位小时候对商鞅大不敬的太子驷，并非头脑昏庸之人，他当年给商鞅捣乱，不妨可看做一个少年人的叛逆行为。当他登上君位、逐渐成熟后，就清醒地意识到：商君之法，绝不可废，新法与商鞅本人的荣辱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秦惠文王在不动声色中，逐渐疏远了老世族，延续耕战政策，继续开疆拓土的大业。
他上台后第五年，任命魏国人公孙衍为大良造，魏国迫于压力，向秦国献出阴晋，秦国将之改名为宁秦（今华阴县）。
他上台后第七年，派降将公子卬与魏国大战，俘虏魏军统帅、大夫龙贾，斩首八万。夺取了渭水以南的“河西之地”。
他上台十年后，任用张仪为相，魏国迫于压力，又献上了十五县。
他上台十三年后，派张仪伐陕，占有其地，驱逐原魏国居民。
至此，魏河西之地全部落入了秦国囊中。
变法图强，可谓立竿见影！
秦国的这种进攻态势，使得山东六国大起恐慌。
过去是“诸侯卑秦”，现在是“以一强对众弱”，天下的形势变了！
六国在惶惶不安中，都开始考虑应对秦国的策略。在此情势下，一个叫苏秦的人，脱颖而出，提出了“合纵”战略。
什么叫“合纵”？
用后来韩非的话说，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之所以叫“纵”，就是因为六国在地理位置上，都在函谷关以东，由北到南排成一个纵向。合纵，就是把六国串成一个羊肉串。
与这个策略相对，秦相张仪也提出了一个“连横”战略，即韩非所说的“事一强以攻众弱”。这个战略，是秦国给六国中的任意一国出的馊主意，让它做秦国的仆从，攻击其他五国，从中占便宜。
之所以叫“横”，是因为六国中的任意一国，在地理位置上都处于秦国的东方，与秦国携手，就是牵起了一条横线。
“合纵”，可以说还有一些联合自保的大义在里面，而“连横”纯粹是利用别人的自私心理。但在赤裸裸的利益面前，就是有人上钩，全然忘了晋国伐虢时发生的“唇亡齿寒”。
“合纵”与“连横”，是战国后期群雄逐鹿的一台大戏，一直上演了百年，尤以秦惠文王在位的27年为甚。
天下大势的轴心开始围着秦国转了。
为何战国时最精彩的段子从这时候开始？是因为战国七雄到此时都完成了变法改革，成了以地主、自耕农为基础的7个新型国家。
各国都是相同的制度，并不等于“四海之内皆兄弟”，恰恰相反，各国在逐渐强大的过程中，都意识到，天下完全可以“定于一”。现在已经不是谁来当老大的问题了，而是谁有实力来当这个“唯一”。
不能不佩服古代政治家的“野心”或者说雄才大略。以古代的交通与通信条件，天下实在是太大了。就算我们现代人，对那些过于遥远的疆域，都不会有实际的兴趣，而古代的君主们却没有放弃对于疆土扩张的冲动。正是这种近于狂热的冲动，才为后代开辟了一个可以承载帝国伟业的广大空间。
第十二章政治家的悲剧（2）
民族要强大，空间就要足够大，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秦惠文王就是一位有统一野心的政治家。在他执政的27年中，对六国左右开弓、攻心为上，施展了高超的政治、军事手腕，打得六国几无还手之力。
他的时代也造就了两位名声不相上下的纵横家——苏秦和张仪。
这两个人各据舞台，玩弄六国于股掌之中，留下了“朝秦暮楚”这样富有戏剧性的千古成语。
苏秦是东周洛阳人，曾经拜着名纵横家鬼谷先生为师。据说苏秦读透了周书《阴符》（此书在汉代亡轶），他先游说周显王，后游说秦惠文王，都未获成功。
苏秦巧舌如簧，把纵横术学到了家，他的那一套对日薄西山的周王室没有大用，但对秦国应该有大用，可惜秦惠文王放跑了他。
接下来他入赵国，仍碰壁；又入燕国，苦等几年，终于见到了燕文侯，从此大展宏图。
纵横家最善于揣摩听众心理，见人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