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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高欢逼走北魏孝武帝后，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为了牵制西魏，东魏方面主动向梁朝示好，双方互使不断。但是，高欢死后，侯景叛东魏，萧衍竟然对此人予以接纳，不仅仅破坏了与东魏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同时敲响了自己的丧钟。
梁武帝的统治时代（2）
南朝几代王朝的逐渐衰弱，实际上与北魏之乱一样，都是由于军人身份的持续低落引起。“士家”、“兵户”自魏晋以来，代代承袭，他们父子相承，不仅负担沉重的兵役，还要佃耕政府的土地交纳各种苛捐杂税，生活极端困苦，甚至连奴婢都不如。由于持续战争，兵士来源不仅越来越少，世家、方镇为了自己的利益偷偷冒隐起来的人员也日益增多。为了征兵，南朝政府就不得不重新想办法，从农村自耕农中征发“露户”、“役门”，由于主将贪暴，克扣粮食军饷，农兵逃亡，惩罚连带又重，致使许多农村自耕农相继破产丧家。如此，恶性循环，又造成了经济衰弱、公田变私、土地兼并严重、租调以外的杂调日益加重等一系列后果。最终，士气日益低落，战斗力越来越差。梁武帝晚年，可以讲是“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社会矛盾空前激烈。
最要命的，梁武帝萧衍还一直醉心佛事，是“佞佛”皇帝中最有名的一位代表人物。在他统治末年，建康“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富。所在郡县，不可胜言”。所以，诗人渲染的“南朝四百八十寺”，一点也没有夸张。萧老爷子“佞佛”，自己“佞”就算了，但他贵为士庶万民的“皇帝”，不仅常常亲自讲经解义，更过分的是他还曾经三次“舍身”，自进寺院为“寺奴”（分别在527、529、547），而且一次“舍身”比一次“舍身”的时间要长。皇帝“舍身”，大臣们得公私齐凑钱财为他“赎身”，三次“赎”皇帝，共花费三亿多万的钱，其实就是萧衍为佛寺变相敛财。上行下效，佛教的盛行不仅使南朝民心更加“慈懦”，而且大批男丁为了逃避兵役徭役出家为僧，使本来就积贫积弱的梁朝国力更是雪上加霜。南北对峙，敌人强盛，梁朝上下如此喜佛，如此崇尚玄虚，侈奢无度，下层人民辗转沟壑，痛不欲生，整个国家可以说是从里到外都烂透了。庾信所说“五十年来，江表无事”，是指梁朝统治阶级内部没有太剧烈的相互杀伐而言，繁荣浮华的下面实际上蕴藏着巨大的危机。
主人本善 豺狼终伤人（1）
——萧衍引狼入室
梁武帝太清元年（547）正月，萧衍做了一个梦：“中原牧守皆从其地来降，举朝称庆。”其实，恰如光棍做梦娶媳妇，朝思暮想，不能实现的愿望郁憋而成梦罢了。可惜，萧衍当时不知道弗洛伊德，又溺于“佛光普照”，觉得此梦是个大大的吉兆。
转天上午，萧衍见到中书舍人朱异，便很当真地告诉对方说：“吾为人少梦，若有梦必实。”
朱异乃奉迎之徒，马上相贺说：“此乃宇宙混一之兆也。”瞧，说“四海”就可以了，把佛家的“宇宙”也弄了进来，就为哄老皇上高兴。
朱异，钱塘人，自小就好聚众赌博。青年时代，这个无赖忽然“学好”，“遍治《五经》，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萧衍称帝后，朱异以进讲《孝经》、《周易》为皇帝赏识，一路升迁，当权二十多年。坏人如果有才，那危害更是巨大。朱异“善窥人主意曲，能阿谀以承上旨，故特被宠任”。由于他寒人出身，更是广收财贿，善自奉养，与他几个儿子连第接宅，大房子大院子从建康的潮沟一直绵延至青溪。此人本性又十分吝啬，虽天天和梁武帝谈佛理，却一点施舍心也没有。他家中厨房所扔弃的珍善美味，每天都有十好几车，任其腐烂，从不接济穷人。这样一个精明无比的“佞人”，根本不可能让梁武帝清醒地认识现实，反而会替主子把梦“圆”得更好。其实，仔细想想，连老百姓都懂，有一个普通的道理：梦，大多是反的。
赶巧加死催，这一年东魏权臣高欢病死，专制河南的东魏司徒侯景与高欢世子高澄有隙，心不自安，便拥兵叛乱，他首先向西魏称藩。西魏当时由权臣宇文泰掌权，此人乃人中龙虎，自然是聪明之人，便空口封侯景为太傅、河南道行台、上谷公的虚官，按兵不动。眼见西魏不动真格，既不派兵也不送粮，侯景知道骗不了对方，就把目光转向梁朝，上书梁武帝请降：
臣昔与魏丞相高王（高欢）并肩戮力，匤扶社稷……现与高澄衅隙已成，请举函谷以东、瑕丘以西，豫、广、郢、荆、襄、兖、南兖、济、东豫、洛、阳、北荆、北扬等十三州内附……且黄河以南，皆臣所职，易同反掌。……
侯景在表奏中絮絮叨叨，列举大批东魏各州属官，讲这些人与他同心协力，河南广大地区可一下子就纳入梁朝版图。其实，侯景初叛之时，只得到颖州刺史司马世云响应，其余几个刺史都是他“诱执”的。试想，一个大军区司令让归他管的军长开会，能不去吗？但他真正掌握的地盘，只有西兖州以西的数个州郡，因为以东诸郡在抵拒侯景的东魏西兖州刺史邢子才提醒下，各个严加防备，尽忠高氏。所以，侯景狮子大开口，堆出河南十三州要给梁武帝做“孝敬”之礼，实际是空头支票，根本当不得真。
萧老头起先也犹豫，在殿上自言自语：“我国家如金瓯，无一伤缺，今忽受（侯）景地，岂是合宜？如致纷纭，悔之何及？”又是朱异揣知皇上心意，一旁添油加醋，力赞萧衍纳降侯景：“圣明御宇，南北归仰。今侯景分魏土之半来归，实乃天意，如拒而不纳，恐绝后来之望，愿陛下勿疑。”
老年人就爱听吉祥、顺耳的话，萧衍大喜，定意纳迎侯景，下诏封其为河南王，大将军，都督河南、河北诸军事。同时，梁廷遣司州刺史羊鸦仁等提兵三万至悬瓠（今河南汝南县），运送无数粮草兵仗，接应侯景。
侯景，字万景，本是北魏怀朔镇人，羯族。六镇乱起之时，他和高欢先后去投附尔朱荣。虽然侯景与高欢是怀朔老乡，但他与“契胡”种（也是羯族一支）的尔朱荣应该从情感上更亲近一些。所以，直到高欢后来灭掉尔朱兆，侯景才真心投附高欢。高欢虽委侯景大权，专制河南，其实也有不少制约和牵制。而且，把他投之于外，使他远离了东魏真正的权力中心邺城，也就是说，高欢一直对侯景只有百分之五十的信任。表面上，十万多重兵和近半东魏国土在侯景手里，但侯景起事时所能掌握的也只有几万兵马，没有为其“诱执”的刺史更是个个紧闭城门反对他，当地民众也不支持他。
侯景貌不惊人，一腿长一腿短，半个残疾人，可这小子谋略过人。当时，高欢手下高敖曹、彭乐等大将皆万人敌，侯景故作不屑：“此辈狼奔豖突，意欲何为？”
侯景确有远谋，入镇河南前，对高欢讲：“我拒兵远地，奸人易生诈伪，大王若有书信来，请加以标记。”高欢同意，每次给侯景书信，都在一个双方约定的地方作记号，“虽子弟弗知”。
史书记载，高欢临终前，问床前侍疾的世子高澄：“我虽病，你面有余忧，为什么呢？”高澄俯首未答。高欢又问：“你是忧虑我死后侯景反叛吧？”高澄连忙称是。
高欢说：“侯景专制河南十四年，常有飞扬跋扈之志，我活着他不敢反，但我死后就非你能驾御了。今四方未定，我死后不要马上发丧。如果侯景反，能与之相敌的只有慕容绍宗。我一直不贵显慕容，只是想留给你来提拔他，必当得其死力。”可见，权臣深谋远虑，对谁都不会真正信任。慕容绍宗虽是尔朱荣表兄弟，为人却不失忠直，所以高欢留此人给儿子高澄。
高欢死后，高澄秘不发丧，以高欢的名义写信给侯景召他返京述职。史书上称，侯景发现信中没有两人约称的特殊记号，便拒不纳命，笔者觉得这些是史臣们太老实，以讹为实。高欢何等狡诈之人，即使和侯景有约，临死前也会把这个秘密告诉自己的亲生儿子。高欢病重，消息早已透露，侯景见来信招他回京，肯定马上猜到是要削夺自己的威权，自然要乘势造反。所以，信上有记号无记号，并不重要。
主人本善 豺狼终伤人（2）
高澄闻侯景反，给侯景去信劝解。侯景的谋士王伟以侯景口气回书，这一来一往的书信，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书信应答，文采横溢，语意诡饰，现摘录一、二。高澄去信内容大至如下：
先王（指高欢）与司徒（尊称侯景）契阔夷险，孤子相依，偏所眷属，义贯终始，情存岁寒。待为国士……常以故旧之义，欲将子孙相托，方为秦晋之匹，共成刘范之亲。况闻负杖行歌，便以狼顾反噬，不蹈忠臣之路，便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强，势不足以自保，率乌合之众，为累卵之危。西取救于宇文，南请援于萧氏，以狐疑之心，为首鼠之事。入秦则秦人不容，归吴则吴人不信。当是不逞之人，曲为无端之说，遂怀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比来举止，事已可见，人相疑误，想自觉知。……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转祸为福，宁人负我，不我负人，当开从善之途，使有改迷之路。若能卷甲来朝，垂橐还阙者，即当授豫州，必使终君身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摄，进得保其禄位，退则不丧功名。……君门眷属，可以无患，宠妻爱子，亦相送还，仍为通家，共成亲好。君今不能东封函谷，南面称孤，受制于人，威名顿尽。得地不欲自守，聚众不以为强，空使身有背叛之名，家有恶逆之祸，覆宗绝嗣，自贻伊戚。戴天履地，能无愧乎！……
字里行间，有申前谊，有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