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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医疗设备协助的情况下，米纳在妓院里生下一名女婴，取名为奈纳。很快，阿伊奴就把女婴从米纳身边带走，一方面不让她喂哺母乳（嫖客不喜欢分泌乳汁的妓女），另一方面把女婴当作人质，确保米纳不会逃走。
“我们不让奈纳留在你身边，”阿伊奴跟她说，“你是妓女，没有名誉，随时都会逃走。”后来米纳又生了儿子维瓦克，妓院老板也把他带走了。米纳的两个孩子都在妓院里由他人抚养，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宅院里她不准进入的区域。
“他们软禁我的孩子，认为这么一来我就不会逃跑了。”她说。就某种程度而言，这样的策略成功了。米纳曾经帮13名女孩逃脱，自己却没有逃走，她舍不得孩子。留下来的后果是遭受作为惩罚的一次又一次毒打。
阿伊奴年轻时也是妓女，因此对年轻女孩毫不同情。“如果连我自己的亲生女儿都可以做妓女，你们也可以。”阿伊奴这么告诉女孩。她的确让自己的两个女儿当了妓女。“她们也是被打得死去活来，最后只好认命，”米纳解释，“没有人想做这行。”
米纳估计，生活在妓院的十几个年头里，她平均一周有五天被打。大多数女孩很快就承受不住，妥协了，米纳却从来没有轻言让步。她与众不同之处就是顽强和固执，必要时可以誓死不屈，这是村民不那么喜欢她的一个原因。她违反了印度乡下所认同的女孩该有的柔顺气质，她不仅顶嘴，而且还手。
警方似乎不可能是妓院女孩的救星，因为警察定期光顾妓院，而且能得到免费服务。然而米纳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有一次她就偷偷跑到警察局求救。
“镇上一家妓院逼我卖淫，”米纳对警察局里一脸错愕的值班警员说，“老板没命地打我，还软禁了我的两个孩子。”其他警察出来观看这难得一见的场面，边看边冷嘲热讽，赶她回去。
“你还真有胆啊！”一名警察斥责她。米纳执意要告妓院，最后警方不得已，只好要求妓院承诺不再打她，才把她送回去。妓院老板没有立刻处罚她，但是一名友善的邻居偷偷警告米纳说老板打算杀了她。这在红灯区并不常见，就像农夫不会杀掉好乳牛这样的生产资料。但要是有人把这里闹得鸡犬不宁，老板也只好杀鸡儆猴。
米纳担心自己性命不保，只得抛下孩子逃出妓院。她搭了好几个小时的火车到福布斯根杰镇，该地有人向阿伊奴的一个儿子马奴杰报告米纳的行踪，他很快赶到，并把米纳毒打一顿。马奴杰不想让米纳再回到妓院惹麻烦，他命令米纳在福布斯根杰镇接客，把赚来的钱交给他。米纳不知道要是不乖乖照做是否还能活命，就同意了。
每次马奴杰来福布斯根杰镇收钱时，都对米纳给他的钱数相当不满，借此又是一顿痛打。有一次马奴杰把米纳摔到地上，用皮带狠抽，这时一名令人敬佩的当地男子——他叫库德兹，是名药剂师——打断了他：“你已经在利用她的身子，把她压榨成这副样子了，你还想把她打死吗？”
库德兹并没有扑到马奴杰身上把他揪开，但是对于米纳这种受尽社会白眼的女子而言，有任何人挺身而出替她说话，都算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马奴杰住手后，库德兹把米纳扶了起来。米纳和库德兹住得很近，这次的事件让两人产生了情谊。之后，库德兹时常来找米纳聊天，后来向她求婚。米纳兴奋不已地接受了。
马奴杰听说这桩婚事后勃然大怒，他说愿意给库德兹10万卢比（2500美元5）——非比寻常的高价——让他放弃米纳。这也许正反映了他的担忧：米纳可能会利用已婚妇女的新地位，为妓院带去麻烦。库德兹对于这项交易无动于衷。
“就算你给我25万，我也不会放弃她，”库德兹说，“爱情无价！”
米纳和库德兹结婚后，生了两个女儿，然后回到老家寻找父母。她母亲已经过世（邻居说米纳失踪后，她母亲一直哭泣，最后疯了），她父亲看到女儿有如死而复生，不禁又惊又喜。
生活显然变好了，但是米纳忘不了她留在妓院的两个孩子，常常搭五个小时的巴士回到妓院。她站在外头，恳求他们把奈纳和维瓦克还给她。
“我尽可能多回去，”她回忆着，“我知道他们不会还我，还可能往死里打我，但我觉得我必须试试。”
没有用。阿伊奴和马奴杰不让米纳进入妓院，他们用鞭子抽她，把她赶走。警察不理她。妓院老板不但威胁要杀了她，甚至扬言要绑架她与库德兹生的两个小女儿，然后卖到妓院去。有一次，两个流氓出现在米纳家，要把两个小女孩偷偷带走，库德兹抓起一把刀，厉声警告：“你们要是胆敢动她们一根汗毛，我就把你们碎尸万段。”
米纳为她两个小女儿的安危恐慌不安，但是她也忘不了奈纳。她知道奈纳即将进入青春期，很快就会被推入市场，但是她能怎么办？
常年采访米纳这样的女性，我们对于性交易的定义有了不同的看法。我们在美国长大，在中国和日本都生活过，认为卖淫是女性改变境遇或走出贫困的方式。在香港，我们结识过一个澳洲妓女，她偷偷把雪莉带到她“男人俱乐部”的衣物间与当地女孩见面，这些女孩都是因为看到了致富机会而下海从妓的。我们以前当然不把娼妓当成被迫工作的奴隶，因为美国、中国和日本的大多数娼妓并非真正被迫卖淫。
然而，如果说今日有几百万妇女“确实”遭受奴役，其实并不夸张。（与19世纪奴役的最大差异在于，这些妇女有许多活不到30岁就死于艾滋病。）经常用来描述这种现象的用词“性贩运”，其实是一种误称。问题不在于性，也不在于卖淫本身。在许多国家，譬如巴西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卖淫虽然很普遍，但大多是自愿的（是出于经济压力而非肉体强迫）。在那些地方，妓院不会把娼妓锁起来，而且许多娼妓是独立工作，不依靠妓院或皮条客。问题也不全然出在“贩运”上，因为逼良为娼这回事，不见得就是把女孩运送到很远的地方。性贩运的恐怖，用“奴役”来形容更为贴切。
现代奴隶的总数难以估计。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推测，每时每刻，全世界有1230万人在被迫从事各种劳力工作，不只是性奴役。一项联合国报告估计，光是在亚洲，就有100万名儿童所处的环境跟奴役毫无差别。英国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的数据是：“每年有100万名儿童被迫卖淫，而被迫卖淫的儿童总数可能高达1000万。”
反人口贩卖人士往往采用较高的数字，例如他们说现代奴隶有2700万。这个数字源自凯文·贝尔斯（Kevin Bales）的研究，他领导一个叫作“解放奴隶”的组织。人数之所以难以计算，一个原因是性工作者不可能被清楚区分为自愿工作和非自愿工作两类。有些时事评论家把所有娼妓都看成性奴隶，有些则把她们看成创业者。在现实社会当中，虽然这两类各占一部分，但是也有妇女是处于自由和奴役之间的灰色地带。
妓院经营模式的一个基本要素，是用羞辱、强暴、威胁和暴力来蹂躏女孩的心灵。我们认识一名15岁的泰国女孩，她在破身之日被逼着吞食狗屎，妓院通过这个方式来粉碎她的自尊心。女孩遭到的蹂躏和恐慌感让所有逃走的企图都烟消云散，这时要控制她，就不见得需要用到暴力了。她可能会对过路客微笑抛媚眼，试着抓住路人，把他们拉进妓院。许多外国人会以为她是自愿卖淫，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顺从老鸨的意思，不代表就是自愿的。
根据我们的估计，全世界有300万名女孩（以及极少数的男孩），可以贴切地说是在性交易中遭受奴役。这是保守的估计数字，不包括其他受操控及恐吓而卖淫的人数。这个数字也不包括其他几百万名18岁以下的人，她们未达到法定年龄，即便同意在妓院工作也无法成立。我们讲的这300万人，不仅确实是属于他人的财产，而且这当中有人在遭到主人杀害后，主人不受法律制裁的例子比比皆是。
严格来说，人口贩卖的一般定义是：（以暴力或欺骗手法）带某人跨越国际边界。美国国务院估计，每年有60万～80万人被贩卖跨越国际边界，其中有八成是妇女，目的大多是性剥削。米纳没有跨越国界，她被非法贩卖的际遇并不是传统所定义的贩卖。同样地，在妓院中被当作奴隶一般对待的娼妓也大多不是。如同美国国务院所注明的，这个估计数字不包括“全世界在自己国境内遭贩卖的几百万名受害者”。
朗·普罗斯13岁时被绑架卖到柬埔寨的妓院。当她不从时，老鸨用金属杆挖出她的眼睛，以示惩罚。
（拍摄：尼可拉斯）
相反，18世纪80年代，在大西洋两岸奴隶贸易鼎盛的十年里，每年平均只有不到8万名奴隶从非洲横跨大西洋被运送到新世界。在1811年和1850年之间，该平均人数下降到5万多名。换言之，21世纪初期，每年被贩卖到妓院的妇女人数，远高于18或19世纪每年从非洲运送到新开垦地的奴隶人数——当然，当时的总人口数远低于现在。根据《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期刊观察：“不管确切数据是多少，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现代的全球奴隶交易，规模绝对比18和19世纪的大西洋奴隶交易来得庞大。”
在200年前的新开垦地区，施加在奴隶主人身上的实际限制少之又少。1791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颁布法令，规定杀死奴隶等同于“谋杀”。后来佐治亚州规定，杀害或重伤奴隶，在法律上等同于杀害或重伤白人。然而，这些规定基本上是纸上谈兵，而不会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