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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在一家中外合资的纸张贸易公司工作。在那里，张茵学得了经营纸张生意的微妙之处。本来可以继续待在公司不断发展，但是她野心勃勃，想要不断突破。1985年她到香港独闯，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不到一年，那家公司破产了。张茵就在香港自立门户，在当地购买废纸，再运回内地。她很快发现，美国和中国的废纸市场之间有庞大的套利机会。由于中国的森林不多，大部分的纸张是由稻草或竹片制成，质量低劣，这使得从美国回收的废纸（由木浆制成，在美国当地非常不值钱）在中国成为贵重商品——尤其因为工业化的关系，纸张需求急遽上升。
张茵与来自中国台湾的丈夫合作，一开始通过中盘商购买美国的废纸，1990年，她搬到洛杉矶，开始自己去联系业务。她开着二手的道奇小货车拜访加州各处的垃圾场，跟他们约定时间收取废纸。垃圾场也很乐意和她交易。
“我得从头学起，”张茵说，“这是我和先生两人的公司，而我一句英文也不会说。”她能够以低廉的费用把废纸运回中国，因为货船把玩具和衣服从中国运到加州港口后，回程大多没有装载任何商品。随着中国对纸张需求的蹿升，张茵的事业愈做愈大。1995年她回到中国，在南方新兴都市东莞开设了制造纸板的造纸厂，专做包装出口商品的瓦楞纸箱。
张茵在加州的回收公司叫作“美国中南控股”，就交易量而言，目前是美国输往中国最大的纸原料出口商。她在中国的造纸厂“玖龙纸业”有5000多名员工，但她还怀有更大的雄心壮志。“我的目标是在3～5年之后，让玖龙成为纸板的第一品牌，”她跟我们《纽约时报》的朋友戴维·巴伯札（David Barboza）表示，“我一直渴望成为业界领袖。”
到了2006年，张茵的身家已达46亿美元，在中国富豪榜上名列前茅。她当时应该是全球白手起家的女性当中最富有的，虽然后来的市场波动让她的身家大幅下跌，还威胁到公司的运营。但无论如何，这其中隐含更大的寓意：根据追踪中国财富的《胡润百富》数据显示，世界上白手起家的女性富豪，十名中有六名是中国人。这再次反映出中国已为女性建立了更平等的竞赛场。
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看，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性别议题的模范：从压制女性进化为解放女性，这表明只要有政治意愿，文化障碍相对而言是可以快速克服的。全世界背景迥异的国家，比如卢旺达、博茨瓦纳、突尼斯、摩洛哥、斯里兰卡，也同样在赋权女性方面有迅速的进展。挑战依然存在，但是这些国家提醒我们，性别障碍是可以逐渐消除的，这对男性与女性来说都有好处。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人们对于反抗性交易、外阴切除或荣誉谋杀等怀疑的声音，认为这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好意碰到了数千年的传统，哪起得了什么作用呢？
我们以中国的例子来说明。一个世纪前，生为中国女性可以说是最为命苦的，裹小脚、童养媳、纳妾及溺女婴的习俗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乡村女孩，有时候甚至没有真正的名字，只是被叫作“二妹”或“四妹”，或者更没尊严地，被取名为“来弟”、“迎弟”或“招弟”，取“招来弟弟”之意。女孩们极少有机会接受教育，常被贩卖，许多人最后沦落到上海的妓院。
那么，批评裹小脚和溺女婴这类现象，是西方人的文化帝国主义作祟吗？或许吧，但是如此批评也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坚信某些价值观，譬如全人类不管肤色或性别人人平等，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害怕为捍卫这些价值观挺身而出；如果我们为了尊重他人的信仰或文化，而接受奴役、虐待、裹小脚、荣誉谋杀或外阴切除等广泛存在的事实，这样未免也太没责任及道义心了。中国让我们学到一点：我们不需要接受歧视女性是难以根除的“社会文化”这一观点。要是文化无法改变，中国还会很穷，而雪莉也得蹬着三寸金莲摇摇晃晃地走碎步。
争取女性权益在当时的中国，跟在今天的中东一样艰难，而且挫折连连。当时，看到年轻女性开始剪短发，中国社会保守人士怒不可遏，认为这让女人看起来像个男人。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街头混混有时会把短发女性抓过来，把她的头发全部扯掉，甚至割掉她的乳房。“要是想变得跟男人一样，”他们说，“这样才彻底！”
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较正确的一项政策是解放妇女。毛泽东把女性引进到劳动领域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废止童养媳、卖淫和纳妾。“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豪言壮语就是出自毛泽东之口。
中国在改善妇女地位方面取得的长足进展，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与之匹敌。过去100年来，中国已成为女性权益保护最好的国家（至少在城市是如此）。中国都市的男性往往比大多数美国男人更会投入煮饭和带小孩等家务事中。事实上，中国女性通常主导家庭决策，因此产生了“妻管严”这样的说法。虽然在职场上歧视女性是事实，但不是因为性别主义的关系，而是雇主需特别提防中国对孕产妇的优待补助。
我们可以看到雪莉祖先所住的中国南部村庄也在不断进步。雪莉的外婆五岁时，被母亲用裹脚布把她的脚从趾头缠到脚跟，冒着从此将会压碎小骨头的风险，只为让她拥有小巧娇美的三寸金莲。这种小脚被认为是性感美丽的：19世纪的中国人描述女性小脚的词汇，比描述胸部的修辞更色情。与丈夫搬到加拿大多伦多后，雪莉的外婆把裹脚布拆掉，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她一辈子生了七个孩子，是位意志坚强的母亲，但是一直到生命结束时都还穿着小鞋子蹒跚而行，走起路来像只踩着矮跷的苗条版企鹅。
我们开始造访中国时，裹小脚的习俗已经消失了，但是多数乡村妇女依然默默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然而，教育的普及化和年轻女性工作机会的增加，让性别观念快速得到校正。教育及赋权女孩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在许多家庭眼中，以此带来的经济利益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良性循环在中国发生了：女孩一旦有了经济价值，父母就会在她们身上投资更多，并给予她们更大的自主性。中国女性也打入了一度由男性占压倒性优势的领域。中国数学系及化学系学生虽然大多是男性，但是男女数量的差距比美国还小。下棋是全世界男性最热衷的消遣活动，在中国也是如此——但是中国的女性迎头赶上，速度比其他国家还快。1991年，谢军成为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女子国际象棋冠军，之后诸宸和许昱华两名中国女性成为棋后。此外，一位名叫侯逸凡的女孩可能是女性国际象棋界有史以来最神奇的天才：2008年，年仅14岁的她在世界女子锦标赛的决赛当中差点夺冠，现在依然进步神速。如果现在棋坛上有哪位女性将从男性手中夺得国际象棋冠军的头衔，很可能就是她。
中国之所以是女权保护的重要模范，正是因为它因解放女孩而带动了经济起飞。其他快速成长的亚洲经济体也是如此。如同曾在世界银行及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针对这些议题作过研究的经济学家霍米·哈拉斯（Homi Kharas）所建议的：启动一国的经济起飞，取决于该国资源是否达到最有效利用。许多东亚经济体在给予年轻农村妇女免费的基础教育之后，把她们从农田带入工厂，形成持续的经济繁荣。在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成衣和半导体等出口导向的工业主要雇用年轻女性，而她们之前只是在生产力较低的家族农田工作，或是忙于家务事。一国经济能够从这样的转变得到诸多好处：改善年轻女子的劳动生产力，经济增长率提升了；雇用她们在出口产业工作，国家得到外汇存款，可以用来购买所需的资本设备；这些年轻女性存下大笔金钱，或是寄回村庄资助家人，提升了国家的储蓄率；她们拥有好工作和赚取收入的机会，因此会较晚结婚和生育，这降低了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因此，东亚经济成功的一大主因是农村年轻女性劳动人口的贡献。
实现经济起飞的国家，都是教育女孩并给予她们搬到城市寻找工作自主权的国家，这并非巧合。相较之下，我们很难想象（至少现在很难）这样的情景：几百万名巴基斯坦或埃及乡村少女接受完整的国民教育，获准搬到城市，以单身的身份工作并推动着产业革命。
印度顶尖企业的主管曾指出，该国的缺点之一是他们不像中国那么有效率地雇用妇女，现在他们正努力矫正这一点。科技公司龙头“威普罗科技”（Wipro Technologies）董事长普雷姆吉（Azim Premji）表示，现在威普罗雇用的工程师当中有26％是女性。他设立的“普雷姆吉基金会”（Azim PremjiFoundation）致力于让更多农村女孩上学——一来帮助这些女孩；二来这会使得生育率下降，女性劳动力会更有效率，进而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模式让我们了解：“血汗工厂”让女性发展得更好。这话可能让许多美国人大吃一惊。美国人听到的大多是成衣工厂有多么不公不义，比如强迫加班、性骚扰、危险的工作环境等。这些情况的确存在，但是妇女依然涌入这些工厂，因为在工厂比在乡下整天拿着锄头耕田还是要好过一些。在大多数的贫穷国家，女性没有多少工作可供选择。比如在农业方面，女性往往没有男性强壮，因此工资较少。但是在制造业，情况却相反。工厂偏好年轻女性，可能是因为她们比较乖顺，也可能是因为她们的小巧手指比较灵活，适合组装或缝纫。因此，制造业的兴起总体而言提升了女性的就业机会和社会地位。
言下之意，西方人不应该谴责血汗工厂，而应鼓励贫穷国家发展制造业，尤其是非洲和穆斯林国家。除了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