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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西亚走开的几分钟，娜思转向我们，满脸憔悴。“我知道，我知道，”她低声说，听起来内心正经历一番天人交战，“我想跟他说，我试着跟他说，但是他那么爱我，他该怎么办啊？”她摇着头，哽咽了起来，“这是第一次有人真心爱我，我开不了口。”
我们跟她说她要是爱索西亚，就得跟他明说。索西亚回来时，我们试着把话题导向娜思的健康。“你们夫妻俩都应该在生产前做艾滋病病毒检查，”尼可建议道，语调故作轻松，像是随意地提起，“感染方式无奇不有，现在检查是最好的了。”
索西亚温和地微微一笑，不屑地表示：“我确定我太太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我从来不和其他女孩出去，也没上过妓院，她怎么可能感染？”
我们后来又去拜访过娜思好几次，给她带食物和奶粉，让她吃得有营养一些，但是我们每一次看到她都心如刀割。在妓院短短的那段时间，带给她一个无药可救的绝症，而这个绝症正在让她、她丈夫和他们未出世的孩子步入穷途末路。她的生命似乎刚有好转，却又立刻跌入了谷底。
后来产期将至，娜思同意再做一次检测。不可思议的是，这次的检验结果是：艾滋病病毒呈阴性。这次的检测比上一次还先进可靠，娜思之前确实看起来病重憔悴，但可能是结核病、寄生虫或精疲力竭之故。无论如何，她没有艾滋病。
结果一出，娜思立刻觉得好了起来。她体重眼看着增加，很快地看起来更健康了。索西亚的父母因为孙子即将出世，原谅了他们夫妻，全家再度团圆。
2007年，娜思生了一个大胖儿子，看起来强壮又健康。娜思在院子里抱着他时，眼里散发出喜悦的光芒。2008年年底，我们全家顺道再次拜访娜思和她先生，她把她儿子抱出来给我们的孩子看，小家伙摇摇晃晃地走路时，娜思乐不可支。她回到学校，修习美发的最后课程，她婆婆打算买下一间小店面，让娜思经营美容美发的小生意。“我知道店名要取什么，”她说，“就叫作‘尼可与伯纳德9’。”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与障碍后，她又重拾了生命的重心。那名曾经在妓院里恐惧得发颤的女孩，已经被永远埋葬了。
对我们而言，这则故事有三个教训。
一、把女孩从妓院解救出来不仅复杂和困难，未来也是个未知数。解救她们有时候的确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重心放在预防及终止妓院运营上的原因。
二、永不放弃。帮助他人是困难重重且变量很多的，我们的介入不见得总是成功，但是成功是可能的，而这些胜利之举无比重要。
三、即使如此广泛的社会问题无法全面解决，能够减轻和缓和也是值得的。我们可能无法教育贫穷国家的“所有”女孩，或是防止“所有”妇女死于分娩，或是把囚禁在妓院里的“所有”女孩解救出来，但是我们想到娜思的经历，就想起一则夏威夷寓言，这是曾经担任《纽约时报》摄影师的那卡·纳撒尼尔告诉我们的，他本身是夏威夷人。
一名男子到了海滩，发现到处都是被潮汐冲刷上岸的海星。一个小男孩在海滩上边走边把海星捡起来丢回海里。“小子，你在做什么？”男子问道，“海滩上有多少海星你知不知道？你怎么做都没用的啦！”男孩若有所思地停顿一会儿，又捡起一只海星，把它丢回海里。“至少对这只是绝对有用的。”他说。
第三章 学习大声反抗
讲理的人会调适自己以适应世界，不讲理的人企图调整世界来适应自己，因此所有的进步都有赖于不讲理的人。
——萧伯纳
有那么多妇女遭到绑架、贩卖、强暴和虐待，原因之一是她们逆来顺受，把苦水往肚里吞，尤其是任由男人予取予求，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女孩从小根深蒂固的心态，她们通常乖乖听从指示，即便那个指示是面带微笑地一天让人强暴20次。
这不是在怪罪受害者。女性受虐时乖乖接受，而没有冒着被杀的风险反击回去，其实是有实际理由和文化因素的。但现实情况是，只要妇女忍气吞声，虐待就会持续。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女孩尖叫反抗、逃离妓院，那么拐卖的经营模式就会受到破坏。人贩子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们往往找未受过教育的农村女孩下手，她们最有可能服从命令，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如同马丁·路德·金在美国民权运动时所说：“我们一定要挺直腰杆，为自由而战。没有人可以骑着你，除非你自己弯下腰。”
当然，这是个微妙又棘手的问题。外国支持者们呼吁当地女孩冒不当的风险，这是很危险的。但是，帮助年轻妇女找到自己的声音也是当务之急。教育和赋权训练能够让女孩知道，女性气质不等于顺从，决断力是可以培养的，妇女可以为自己发言。这正是我们在印度中部城市那格浦尔（Nagpur）郊外的卡斯特巴纳加（Kasturba Nagar）贫民窟看到的现象。
卡斯特巴纳加的臭水沟渗透出污水、臭味和绝望。当地居民是达利人（Dalits）——碰不得的“贱民”。他们大多肤色黝黑，从服装和举止看得出来出身低下。他们住在弯曲泥土巷的简陋小屋里，每逢下雨，巷子就成了污水和烂泥混杂的沟渠。卡斯特巴纳加的男人大多拉人力车、当仆人或从事肮脏的体力工作，妇女则出去做帮佣或在家里带孩子。
乌莎在她居住的贫民窟附近。
（拍摄：那卡·纳撒尼尔）
在这种几乎失去了一切可能性的恶劣环境里，竟有一名叫作乌莎·那拉亚尼（Usha Narayane）的年轻女子在逆境中甩掉了绝望。乌莎28岁，脸蛋圆润，浓眉大眼，留着一头乌黑的长发。她虽然个子矮小，却全身充满活力。在印度这种地方，人们长期营养不良，身上的肉可能是地位和名望的象征，而乌莎的体重正显示了她的成功。她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她父亲马都卡·那拉亚尼也是贱民，但有高中学历，目前在电话公司上班，这在当地算是一份好工作。乌莎的母亲奥卡也是难得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虽然15岁就嫁人了，但是她读到了九年级，阅读书写都难不倒她。父母皆认定小孩要接受扎实的教育，这才是脱离卡斯特巴纳加之道。他们节衣缩食，省下每一卢比来用到孩子的教育上——果然每个孩子都闯出了一番事业，在一个从没有人上过大学的贫民窟里，那拉亚尼家的五个孩子，包括乌莎，都拥有大学学历。
想到这样的教育对女儿带来的影响，乌莎的母亲虽然欢喜，但也有点恐惧。“她什么都不怕，”奥卡说，“任何人都吓不到她。”乌莎大学毕业后拿到了酒店管理的学位，将来似乎一定会在印度某处管理一家高级酒店。她已经逃离了卡斯特巴纳加，正准备接受一份工作。没想到当她回来探望家人时，却遭遇了野心勃勃、志得意满的阿酷·亚达夫。
阿酷·亚达夫可以说是卡斯特巴纳加的另一种“成功”。他的种姓阶级较高，原本是黑帮老大底下无足轻重的走狗，后来成为无恶不作的流氓，称霸贫民窟。他手底下有一帮恶棍，这些人控制了整个卡斯特巴纳加，抢劫、施虐、谋杀，无所不为，而且总能逍遥法外。在中产阶级的小区里，印度当局会防止黑帮如此嚣张跋扈。但是在贱民或低阶种姓居民所住的贫民窟，当局鲜少插手，只会接受贿赂，因此流氓帮派有时候会成为绝对的统治者。
15年来，阿酷·亚达夫不断欺压卡斯特巴纳加的居民，同时精明地建立了一个小型企业王国。他的特长之一就是以强奸要挟、恐吓任何与他唱反调的人。要是出了人命，留下尸体倒是麻烦，还需要准备红包，好防止警方介入调查。而被强奸却严重有损名誉，通常受害者不敢声张，因此性羞辱是控制社群的有效手段。
贫民窟的街坊邻居表示，阿酷·亚达夫曾经在一名女子刚结婚之后就强暴了她。另一次，他把一名男子身上的衣服剥光，用香烟头烫他，然后强迫他在自己16岁的女儿面前跳舞。他们说他曾经虐待一个名叫艾秀·巴格特的女人，在她女儿和几名邻居面前割下她的乳房，然后在街上把她碎尸万段。邻居阿维纳许·提瓦力对于艾秀惨遭杀害心生恐惧，打算报警，于是阿酷·亚达夫也把他给杀了。
暴行一件接着一件。他和几个跟班儿轮奸了卡尔玛，而她十天前才刚生了孩子。卡尔玛觉得从此以后无脸见人，就往身上浇了煤油，然后点火烧死了自己。另一名妇女怀孕七个月时，这帮恶棍把她从家里拖出来，剥光她的衣服，众目睽睽之下强暴了她。这帮人越是惨无人道，当地居民就越是噤若寒蝉。
25个家庭搬走了，但是大部分贱民别无选择。为了适应这样的恶劣环境，他们只好让女儿辍学，锁在家中，不让别人看到。卖菜的小贩都避开卡斯特巴纳加。而只要阿酷·亚达夫专找贱民下手，警方就不会介入。
“警方的阶级意识非常严重，”乌莎说，“你要是肤色较浅，他们就会认为你阶级较高而可能帮你忙。但是任何肤色较黑或蓬头垢面的人，他们就会欺负你。经常有人去向警方投诉，却反遭警方逮捕。”一名妇女报警，说她被阿酷·亚达夫和他的手下轮奸，结果警方反过来也轮奸了她。
乌莎一家是唯一逃过阿酷·亚达夫的魔掌的。他对他们避而远之，担心他们有高等教育撑腰，向警方投诉可能会很有效。在发展中国家，欺负文盲通常是没有风险的，但想要找受过教育的人下手，就比较危险了。不过，当乌莎回去探望家人时，势不两立的这两家终于杠上了。
阿酷·亚达夫刚强暴完一名13岁少女，正觉得自己雄风大展，好不威武，趁势与手下到乌莎家的邻居蕾娜·登吉利家勒索。那些走狗摔烂她的家具，威胁要杀了她家人。乌莎事后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