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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未能突破第28师的防线，但第2集团军的其它防御地段的情况都不妙。第7集团军的一个师长，旧军官罗曼诺夫投降了敌人。很快我们这里就出了乱子。第28师右翼的各团接到了据称是第2集团军司令部发出的命令，要求我们立即不停地向西撤下去，甚至在维亚特卡河那样的地区也不要停下。我们的第40团奉命退到耶拉布加。
3
我们日夜兼程地在难以通行的道路上向后撤。在耶拉布加，我们收到阿津的命令，才知道前一个命令是高尔察克的特工机关伪造的。阿津命令我们立即返回，在季希耶戈雷村、邦久加饲养场和远至托伊马河一线占领防御。
我们立即向邦久加饲养场派出了骑兵侦察队，随后，又派出1营。当团主力部队的纵队正要出发的时候，由700名逃兵组成的2营哗变了。他们坚决拒绝出发。连长和营长们拿他们毫无办法。在哗变的士兵中，有一些人持富农观点和社会革命党人观点，他们很善于盅惑人心。他们利用我们的困难处境，提出反革命口号。他们要求发放新服装和其它许多我们没有的东西。
偏巧这天尤里耶夫政委又得了伤寒病。只得由我去“驯服”那些哗变的士兵。我两次集合全营，苦口婆心地劝他们去执行战斗任务，但都白费口舌。第三次，我火了，跳上马就向他们冲去。我当时年轻，没经验，以为强迫命令就可以把他们制服。
我冲入嘈杂的人群，突然愣住了。人们把我挤在中间。步枪和卡宾枪的枪口从四面八方对着我的脑袋，我听到拉枪栓的声音。只要稍不冷静，我就会被打死。
怎么办？回团部大概已经晚了，而且也不够策略。哗变的人会认为我胆怯了……他们会起哄，吹口哨。不，决不能这样！当然，他们疲倦了，不愿再去危险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权抗拒师、团首长的命令。其他营的士兵也是又累又饿，为什么他们就该战斗、而这些人却坐着休息？谁给他们这种特权？
我感到，许多哗变的士兵也理解这一点，他们不过是受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把这些害群之马找出来。把他们孤立起来。但是，用什么办法呢？
突然，我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冒险的主意，以期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好吧，既然这样，那你们是先开枪呢？还是先吃饭？”
我下了马，眼睛不住地盯着那几个领头的。他们默不作声地站在我的左边。我身后是传令兵彼得·亚库舍夫。我转过身，对他大声说：
“把饭菜送到空场上去！快点！”
彼得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飞快地向团部跑去。
哗变的人群慢慢地安静下来。对吃午饭的议论分散了他们的其它想法，出现了某种心理上的松动。必须立即抓住这个时机。
“你们还站着干什么？”我对他们说话的口气好象我们把什么都已经谈妥了一样，“到空场吃饭去，边吃边谈……”
人群里传出赞同的议论，大家开始向空场走去。
“光说话填不饱肚子……”
“说得对，”许多人喊道。
领头哗变的人不得不顺从大家的意志。他们跟着人群来到空场，饭菜也运到了那里。我通过传令兵命令共产主义营营长率领部队悄悄地包围空场，命令驻在城里的第28骑兵团的一个连在附近集合待命。
回到空场时，彼得·亚库舍夫口气很随便地警告那些领头哗变的人说：
“骑兵连和机枪都已经准备好，并瞄准你们了。第一个齐射往天上打，如果你们不老实，就把你们全都干掉！”
当然，传令兵的话有点夸张，但很起作用。哗变的人知道事情不妙，只好埋头吃粥，好象把我也给忘了。
我和传令兵悄悄地离开了人群。
哗变的士兵手中拿的不是步枪、卡宾枪，而是勺子、饭盒。这时，骑兵冲到了空场上，共产主义营的战士们包围了正在吃饭的人群。
“投降吧！”
哗变者纷纷举起拿着勺子和饭盒的双手。那个样子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现在把他们缴械已经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我们查出63个领头的，并把他们送交军事法庭。
这63个人中，没有一个连排长。这说明，营里拒绝执行命令和刚才的骚乱是由于士兵的过于疲劳而自发形成的，而坏人正是利用了这场骚乱。
……4月19日，团长杜金决定进攻敌人，夺取季希耶戈雷林，尔后，再进攻邦久加林。这个任务交给了1营和3营。
团长不愿马上把2营投入战斗，这是很自然的。
凌晨，部队通过了托伊马河上的狭窄的徒步桥，来到邦久加饲养场以西的边缘地区，占领了出发阵地。我军没有大炮，敌人也没有。拂晓，我军排成散兵线开始进攻。敌人顽固地进行抵抗。但是，我团主力还是冲上了敌军阵地，展开了肉搏战。白匪军抵挡不住向后退去。我们紧紧追上，想切断敌军向东的退路。
我通过望远镜清楚地观察到整个战场，甚至看到每一个战士的行动。当我们以为我们的进攻已胜利在握的时候，敌人用1个营的预备队发动了反冲击。这个营作战勇敢，战术灵活，他们击退了在林边担任掩护的我团的左翼连队，开始从翼侧威胁我团主力。而这时，我团主力已接近季希耶戈雷村。
我团战斗队形出现混乱。由于没有预备队，各营相继都败退下来。一部分战士在饲养场以西涉水渡过托伊马河，大部分人则冲向徒步桥。那里眼看就要发生堵塞，这对敌人来说，正是个极好的靶子。幸好敌人正忙于进攻季希耶戈雷村，暂时还没有注意到我军的撤退方向。对此，必须马上有所行动。
我跳上马，赶过败退的部队，停在桥头上。我脑子里很快形成一个计划，把部队带回去，带领他们向季希耶戈雷村冲击，打击敌人的侧翼。
但是，能够阻止这群手持武器冲向桥头的人吗？他们将近400人，而我们只有我和传令兵两个人。我大喊：
“站住！谁要上桥除非踩着的我尸体！”
我举起了卡宾枪。前面的人站住了。在他们后面的人挤成一团。
“指挥员们，到我这里来！”
这时，在人群的后边传来喊声：
“站住！……站住！……回去！……”
这是各级指挥员在发令。
我命令道：
“向后转！打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
我见大部分战士都已把头转向敌人方面，就高喊：
“前进！冲啊！”
我看到，连排长们也纷纷向部队发号施令。
危机过去了。我又跳上马。高呼：
“跟我冲啊！跟我冲！……”
晚上，总结战斗时，我们才知道，团长又遭不幸。他本来就在生病，又泡了一个凉水澡。过河时急流冲倒了他的坐骑，他只好泅水过河。现在正发高烧，脸都变青了。团部副官纳扎尔金、州委会代表杜纳耶夫、塔拉索夫和我守护着他，给他喂热茶暖身子。
2营的两个战士走进来，交给我一封信：
“崔可夫同志！我们觉得您不相信我们，因此不让我们参加战斗。我们为过去的事感到羞耻，但是，难道您以为我们不珍惜苏维埃政权吗？您认为我们会当叛徒吗？我们情愿将功赎罪。请您派我们参加战斗，无论您交给我们什么任务，我们都一定出色地完成，以此来洗刷自己身上的耻辱”。
几乎全营所有的战士都在信底下签了名。
“谁教你们写这种请愿书的？”我问。
“没有人教，我们自己想到的。大伙要我们得不到宽恕就不回去。”
我请求团长杜金允许次日一早就把这个营投入战斗。州委会的同志们支持我的意见。于是，副官按团长的口授写了一道命令：
“2营于4月21日拂晓前在邦久加饲养场南面集结待命。”
当天夜里，团长被送进野战医院。我们团现在既没有团长，也没有政委，我担起了全团的指挥任务。根据我的请求，州委会代表杜纳耶夫和塔拉索夫代理政委的职责。
凌晨，2营来到了出发阵地。他们的任务是渡过托伊马河，进攻对岸的敌人，占领邦久加村，并固守在那里。渡河点选在大坝。但是，侦察员很快就报告说，大坝已被汛期洪水淹没，水深齐腰……
我们还是决定沿大坝进攻，但在我们商定具体细节的时候，敌人开始进攻季希耶戈雷村，企图夺回昨天失掉的阵地。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翼侧被他们作为攻击目标的我团2营，正准备在他们的右翼采取积极的行动。
塔拉索夫第一个来到大坝，他纵身跳入齐腰深的冰水里。头也不回地向对岸冲去。全营紧跟在他后面。敌人没想到我军会如此大胆地从这里过河。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进入战壕。
2营出其不意地夺取了邦久加。他们加固了阵地，与占领了邻近的季希耶戈雷村的3营会合。白匪军昏头转向，他们害怕陷入包围，头也不回地败退了10公里。
2营在这次战斗中俘虏了一个白匪军连，连长是一个中尉。
全营战士个个兴高彩烈。他们诚心诚意地、英勇无畏地洗刷了身上的耻辱。白匪军官被押送到师部。
白匪军官的口供很有价值。不久，我们收到阿津发来的简短而充满激情的电话记录，上面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