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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马上将您的指示转告师部。”格拉祖诺夫说。
“命令该地段停止射击，准备接待军使，将他送到我的前进指挥所，我马上就到那里去。”我说。
然后，我立即给集团军参谋长B·A·别利亚夫斯基打电话，命令他给我保证可靠的通信联络。我打电话将全部情况向方面军司令员作了汇报后，就与波扎尔斯基和魏因鲁布将军一同前往指挥所。
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谈判代表将带些什么东西来，但我感到，将要发生重大的事件。
我刚刚刚迈进工作室，桌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话筒内传来作家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那熟悉的声音，他早在奥得河战役时就一直与近卫第8集团军一起。当他得知我正在指挥所等待军使——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后，便苦苦央求我，甚至把我称作亲生父亲，只要求我允许他来指挥所参加谈判。我决定，这样的事件不能没有我们的作家参加。因为他们一直与部队在一起，并在竭尽全力帮助我们。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象战士一样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不让作家、还让谁知道我们军人生活中的所有这一切重大的事件呢！我邀请维什涅夫斯基到指挥所来。
然后，我打电话给别利亚夫斯基将军，命令他与集团军情报处的几名参谋和翻译人员立即到我这里来。
令人难以忍受的等待开始了。房间内只有我和副官。一个半小时过去了。虽然已是深夜，但我一点困意也没有。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战争已经持续了4年，伏尔加河浮现在我的眼前，现在它是那样的遥远，但又是那样的亲近；水面上漂浮着燃烧着的石油，猛烈的大火焚烧着水面上的一切——驳船的小船；眼前又出现了戈培尔宣传机器的传单，希特勒匪徒在传单中通告我军战士，说“那些在伏尔加河西岸不投降的人，将被认为是逃兵，所有逃往伏加河东岸的人，也将被列入可恶的逃兵名单……。”还有扎波罗热、夜间的强击、尼科波尔、敖德萨、卢布林、罗兹相继出现在眼前。现在终于来到柏林。苏联军人在伏尔加河保卫了神圣的疆土，现在他们已站在施普雷河河畔。他们暂时放下手中的武器，等待着被击溃的法西斯军队的头目——那些不久前还深信苏维埃国家即将灭亡的人派来的谈判代表、第三帝国元凶们的军使。这些头目们是不是在想：我们的记忆力不佳，我人已经忘记了几百万被杀害的人，忘记了几千万寡妇和孤儿，忘记了绞架和毒气车，忘记了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和其它死亡集中营。
副官也没有睡觉。他一言不发，我也沉默不语。但我们彼此都是理解对方的心情。我们等待着。兰德维尔运河河畔的近卫军战士们也在等待着。他们没有休息，他们时刻都准备着，如果敌人不同意放下武器，他们就立刻重新开始强攻……
门被推开了，发出一阵声响。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出现在门口。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因为作家们从不单独行动。诗人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紧跟着走了进来。这位诗人还在伏尔加河河畔就与第62集团军的战士们熟悉了，他是还健在的伏尔加河大会战和保卢斯集团军投降的目击者。作曲家马特维·布兰特也来了。早在奥得河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就开始亲切地称呼他“莫佳”——这个称呼是我从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那里学来的。
但是，这一次我们的谈话不同往日，很不投机。每个人都在思索，都在想对即将发生的事件作出估价。大家都拼命地吸着烟，时而走到那黑色圆柱的大厅里，用脚步来数出那消逝得过慢的分分秒秒。
已是凌晨3点……3点半……天已经开始破晓。“五一节”的清晨来临了……柏林到处都是一片阴森森的景象，而在祖国，在祖国的东部地区，已开始了五一游行。中欧地区的时间比我国的晚，因为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伯利亚、乌拉尔、莫斯科，人们已经醒来。他们很快就要得知，胜利的旗帜已经飘扬在国会大厦的上空，这旗帜是突击第3集团军勇敢的侦察员M·A·叶戈罗夫军士和M·B·坎塔利亚军士插上去的……
3点56分，门终于打开了。一位脖子上挂关铁十字勋章的德国将军走进房间。
我仔细地打量着他。此人中等身材，体格健壮，头剃得精光，脸上有几道伤疤。他右手按照法西斯的习惯作着敬礼的手势，左手将一份证件——军人证递给我。此人是德国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将军。随同他一起走进来的还有坦克第56军参谋长、总参谋部上校冯·杜弗文格和一名翻译。
克莱勃斯没有等我们向他提问题，开口说道：
“我将告诉您一件非常机密的事，”他声明：“您是我通知的第一个外国人。4月30日希特勒已经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自愿离开了我们。”
说完这句话之后，他稍停顿了一下，仔细审视着这条新闻对我们发生的作用。看来，他预料我们大家会向他提出各种问题，会对这一惊人的消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是，我却不慌不忙地说：
“我们已经知道了此事！”
然后，我沉默了片刻，要求克莱勃斯讲出发生这件事的准确时间。
克莱勃斯显然感到难堪。他万万也没有想到，他这令人震惊的消息竟放了空炮。
“事情发生在今天15点，”他回答道。见我在看手表，马上又纠正说：“是昨天，4月30日15点左右。”
然后，克莱勃斯宣读了戈培尔给苏联最高统帅部的信。信中说：
“遵照已故元首的遗嘱，我们授权克莱勃斯将军办理如下事情：
我们通知苏联人民的领袖，今天15点50分，元首已自愿地离开人世。根据其法定权力，元首在留给我们的遗嘱中将所有权力移交给邓尼茨、我和鲍尔曼。鲍尔曼授予我全权与苏联人民的领袖取得联系。这种联系对于在遭受最大牺牲的各大国之间进行和平谈判是必不可少的。
戈培尔。”
克莱勃斯还交给我两个文件：一个是与俄国最高统帅部进行谈判的全权证书（一张党务办公室主任的公文用纸，盖有印章，是鲍尔曼于1945年4月30日签署的）；另一个是希特勒的遗嘱，附有新的帝国政府和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师部的成员名单（这个文件由希特勒和见证人签署，所注日期是：
1949年4月29日4时整）。
克莱勃斯仿佛是想利用这些文件来搪塞他意料到要回答的问题。他已感到此行作为一个不仅仅代表一方与另一方谈判，而且是要乞求对方宽恕的外交人员的羞窘和困难。当然，他企图利用我们理所当然地对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的反希特勒盟国的不信任感，谨慎地试探我们，是否能够作些让步。同时，这个纳粹死党分子不会轻易地承认失败。要知道他曾亲自参加了东征。
为什么我对克莱勃斯说，希特勒自杀对我并不是新闻呢？
应当承认，当时我并不知道希特勒已经死去，也没有料到能从克莱勃斯口中听到这个消息。但是，在进行谈判准备工作时，我已经作好不动声色地听完任何意外消息的准备，既不露出丝毫惊奇的神色，也不仓促作出结论。我知道，有经验的外交家（克莱勃斯正是这样的人），在谈话时总是不从他认为是主要的问题开始。开始时，他一定会试探双方的意图，然后极力设法扭转话题，让应该解决主要问题的一方首先涉及这个问题。
对于我和所有参加谈判的人来说，希特勒的死确实是一条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新闻。但对克莱勃斯来说，这条新闻仅仅是用作掩盖其基本问题、最主要问题的外交伪装。因此，我立即制止了他扭转话题的企图，从而迫使他转入正题，说出他此行的真正目的。
“这些文件所谈及的是柏林还是整个德国？”我问道。
“戈培尔授予我全权代表整个德国军队讲话，”他紧跟着回答道。
“涉及投降问题吗？”
“还有结束战争的其它方式，”克莱勃斯回答道：“为此，必须为组成以邓尼茨为首的新政府提供可能，这个新政府将与苏联政府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既然你们的元首已经自杀，从而承认了以他为首的政体的破产，那你们的政府还算什么政府呢！他死后，大概会在副职中留下某个有权决定是停止还是继续战争的副手，现在在谁代替希特勒？”
“现在代替希特勒的是戈培尔。他被指定为总理。但是，希特勒在临死前组建了以海军元帅邓尼茨总统为首的新政府。”
当我同克莱勃斯谈话的时候，我的副官、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和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努力记录着每一句话。当然，在这次谈判中，“秘书”是够多的了。
很幸运，对于那个夜晚的细节，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将尽力使现在所回忆的最大限度地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待克莱勃斯对我提出的头几个问题作了回答之后，我决定给方面军司令员打电话。我拿起话筒，要通了朱可夫元帅，向他报告：
“德国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将军到我这儿来了，他通知说希特勒已经自杀。作为总理的戈培尔和纳粹党魁鲍尔曼授权克莱勃斯来同我们进行停战谈判。克莱勃斯请求在谈判期间停止军事行动，为组建以邓尼茨为元首的新政府提供方便。这个新政府将解决战争的尔后发展问题。”朱可夫说，他要马上向莫斯科汇报，我应等侯在电话机旁，可能有什么问题需要我解释。
过了一分钟，朱可夫问道：
“希特勒是什么时间自杀的？”
我又有意地第二次向克莱勃斯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第一次他回答这个问题时，也不知是不大自然，还是故意说错。
我这次问他时看着表，当时是5月1日4时27分。
克莱勃斯急急忙忙地纠正说：
“昨天，4月30日15时50分。”
我把这情况报告了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