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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就像熟食店一样人满为患。我买了一份报纸在吧台前坐下，一眼望去奇怪的是每个人都在埋头看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此时咖啡店里鸦雀无声。报纸在我进来之前几分钟刚到，三十个人在专心致志地阅读，就好像一场战争爆发时人们对报纸的关注。
这个故事正是《邮报》所需要的。从第一页起，报纸配发了大字标题，一直延续到第十页，第十页上还登了一些照片，一张是游行示威时告示牌上朗蒂的照片，一张是莫迪凯十年前的照片，还有三幅一组的照片。这一组照片无疑会让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那帮自命不凡的家伙大丢脸面。阿瑟·雅各布斯的照片居中，从警察局档案中抽出的蒂尔曼·甘特利的脸部照唑在左边，右边的一幅是德文·哈迪的脸部照片。德文·哈迪被牵扯进来只因为他是被驱逐人之一，而他又以那样一种轰动的方式招致身亡。
甘特利和哈迪这两个黑人罪犯，在照片中胸部都打上了号码，而阿瑟·雅各布斯竟然与这两个恶棍为伍，同登在《邮报》的第十页上。
我能想象出他们在办公室和会议室里慌成一团的样子，门锁上了，电话掐断了，会议取消了。他们密谋应对之策，想出一百种不同的方案，召集他们的公关人员，这是他们最黑暗的时刻。传真大战会早早开始，这组照片的传真件会从东海岸发向西海岸，全世界从事公司法的大公司都会笑掉大牙。
甘特利外貌极其凶恶，我不禁悚然一惊，这次是我们向他寻衅。
报纸上也登了我的照片，与上星期六我被捕时所登的是同一幅。我被描绘成与公司和朗蒂·伯顿都有关联的人。写报道的记者无从得知我实际上早就见过她。
报道相当详尽，从疏散住户写起。被驱赶的人中有哈迪，七天以后他突然出现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办公室，在那里他扣留人质，人质之一就是我。从我引出莫迪凯，然后又写到伯顿一家之死。报道中提到了我的被捕，尽管我在那位记者前一直留意避免提到那份有争议的文件。
他信守诺言——文中没有暴露我们的名字，只作为消息来源。报道写得再好不过了。
报道中没有引用被告的话，看来作者好像不屑于跟他们联系。
第三十一章
沃纳凌晨五点打电话给我。“你醒了吗？”他问，他住在旅馆的豪华套间里，亢奋异常，正面对墙壁滔滔不绝地发表他对这个案子的高见，连珠炮般地向我提问。他看过那篇报道了。
我一边裹紧身上的睡袋，一边听他告诉我该如何打这个官司。沃纳是个诉讼律师，而且相当杰出，陪审团对伯顿一家的同情会超出他的意料之外。我们要求的赔偿额太小——一千万远远不够。只要选对了陪审团，要得再多也不为过。他多想亲自来办这件案子。莫迪凯怎样？他是出庭律师吗？
办案收取的费用？当然是百分之四十。看来我还有希望。
“百分之十。”我在黑暗中说。
“什么！百分之十！你脑子没毛病吧？”
“我们是非赢利性的事务所。”我试图解释，但他不听，他怪我没要更多。
那份文件是个大问题，他说，以为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你能不援引那份文件打赢这场官司吗？”
“能。”
他哈哈大笑起来，盯着报纸上老雅各布斯的照片，一边一个罪犯。两小时后他将乘飞机飞往亚特兰大，九点钟到达他的办公室。他迫不及待地要四处传播这些照片，他会以传真的方式立即把它们发往西海岸。
他话没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才睡了三个小时。翻了几次身后再也睡不着，我的生活中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以致我无法安宁。
我冲了个澡后离开住处，在巴基斯坦人开的店中喝咖啡直到天亮，然后替露比买了早点。
两辆陌生的小汽车停在离我们办公室不远的第十四街和Q大街的交界处。七点三十分我驾车慢慢从那儿驶过，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继续向前开。门前的台阶上不见露比的踪影。
如果蒂尔曼·甘特利认为武力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那他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莫迪凯曾警告过我，虽然我认为没这个必要。我打电话到他家告诉他我看到的情况，他答应八点半到，与我会合。他会提醒索菲亚，亚伯拉罕进城去了。
两个星期以来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这个案子上，虽然有不少重要的事让我分心——克莱尔，分居，适应新工作——但是起诉河橡公司和我的前东家一直放在我的心上，在任何大案起诉之前，总是心潮难平；起诉之后，才逐渐平息下来，有一种爆炸过后尘埃落定的意定神闲的感觉。
我们起诉甘特利和另两个被告后的第二天，他没有要我们的命。我们的办公室一切正常。电话并不比平时更忙，咨询者的数量与往日持平。把这个案子暂时抛在一边，我更容易集中精力在手头的工作。
我只能想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大理石大厅内的恐慌，那里将不会有笑容，喝咖啡时将不再有轻声交谈，走廊里将不会有人开玩笑，也不会有人谈论体育赛事。相比之下，殡仪馆也许会更热闹些。
在反托拉斯部，那些最了解我的人更会沮丧，波利会采取一种恬淡、超然的态度，效率丝毫不受影响；鲁道夫轻易不离开他的办公室，除非上司召见。
这件案子的唯一不妥之处是将公司的四百名律师全部牵连在内，无可否认的是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不仅无辜，而且对此事根本一无所知，没人关心房地产部发生的事情，几乎没人认识布雷登·钱斯，我在那儿工作了七年后才第一次见到他，而且仅仅因为我去找他，我感到歉疚，为那些受牵连者——创建公司并给予我们良好培训的老前辈们；继承精英传统的与我同班的培训班学员们；那些刚刚醒悟过来，意识到他们道貌岸然的雇主竟然与这起非法造成的死亡案脱不了干系的新雇员们。
但是我一点也不同情布雷登·钱斯、阿瑟·雅各布斯和唐纳德·拉夫特，他们选择了置我于死地这条路。让他们颤抖去吧。
梅甘正在一个挤满了八十名无家可归的妇女的屋子里努力维持秩序，看到我来，她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陪我在华盛顿的西北区驾车兜风。她不知道露比住哪里，我们并不真的想找到她，这只是一个短暂相聚的借口。
“这太平常了，”她试着安慰我，“流浪街头的人是不可预测的，尤其是瘾君子，这是一条规律。”
“以前你见过这种事？”
“见得太多了。你学会淡然处之。当一个求助者戒掉了恶习，找到了工作和住处，你低声说一句感谢上帝，但你不要为此而激动，因为另一个露比会出现，并使你心碎。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
“你怎样做到不灰心丧气呢？”
“我从流浪者的身上汲取力量。他们真了不起。绝大多数人出生时就很不幸，然而他们都能活下来，他们四处漂泊，屡遭坎坷，却跌倒了再爬起，永不放弃。”
在距事务所三个街区远的地方，我们途经一个修车铺，修车铺后面堆放了许多损毁的车辆，入口处拴着一条大狼狗，脖子上系着铁链。我本来不打算在这些锈迹斑斑的旧车中找露比，于是那条狗决定不跟我为难。我们估计她的栖身之处在十四街事务所与第十大街的“内奥米之家”这段区域内，范围大致在洛根广场到蒙特·弗农广场之问。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她说，“我一直惊讶于这些人的流动性，他们有的是时间，一些人能步行好几英里。”
我们观察流落街头的人们。我们缓慢地向前开，审视着车边的每一个乞丐。我们走过许多公园，打量着无家可归的人，在他们的帽子里扔几枚硬币，希望看见一个熟面孔。一无所获。
我在“内奥米之家”与梅甘作别，答应下午迟些时候打电话给她。露比已经成了保持联系的绝好借口。
他是来自印第安纳州的第五任当选国会议员，共和党人，名字叫伯克霍尔德，他在弗吉尼亚街有套公寓，但喜欢傍晚时分绕着国会山谩跑。他的随从告诉新闻媒体说他是在一个久已闲置的健身房内洗澡更衣的，健身房是国会自建，位于众议院办公大楼的地下室。
作为众议院的一名成员，伯克霍尔德是四百三十五名议员中的一位；因此即使他已在特区住了十年，也绝不会为人所关注。他野心不大，无前科，健康状况良好，四十一岁。他在农业部供职，负责赋税委员会的一个分支机构。
伯克霍尔德星期三傍晚在联邦车站附近遭枪击，当时他一个人在做健身运动。他身着运动套装——没带钱包，没带现金，口袋中也没装任何值钱的东西。看上去根本找不出罪犯的作案动机。他遇见过一个街头流浪者，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形，也许是互相撞到了一起，引起了口角，然后就听见两声枪响，第一枪没打中，第二枪击中他的左上臂，子弹直达肩部，几乎接近脖子。
枪击事件发生在天刚黑不久，在与一条挤满了迟归者的大街相邻的人行道上，四个人亲眼目睹了这次事件。据他们的大致描述，袭击者是一名黑人男性，看上去像一个无家可归者。他消失在黑夜中，当第一个开车下班的人停下来，离开自己的车，跑过来帮助伯克霍尔德，持枪者早就不见了。
这名议员被迅速送到乔治·华盛顿医院。经过两个小时的手术，子弹被取出来，医生说他的状态稳定。
许多年来还从未有过一名国会议员在华盛顿遭枪击，有几个虽遭棒击，但没造成终生残疾，这些暴力事件给一些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他们抨击犯罪，指责道德观念的沦丧和世风的每况愈下。当然所有的指责部来自反对党。
我看十一点钟的新闻时，伯克霍尔德还不能开口。在此之前，我一直坐在椅子上，打一会儿盹，看一会儿书，再看看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