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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丹尼欧我没意见，那是一家时髦的、热闹的、价昂的、挺糟糕的餐馆，接完电话我拿着听筒愣了好一会儿神。我不想见沃纳，因为不想听他教训，他来这儿不是出差，虽然他每年大约有一次机会，我很清楚他是我父母派来的。他们在孟菲斯忧心如焚，为他们二儿子的离婚而伤透了心，为我的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而担忧劳神。必须派个人来打探一下情况，而这个人总是沃纳。
我们在丹尼欧拥挤的吧台前见了面。在我们握手或拥抱之前，他退后一步打量我的新形象。胡子、头发、衣服，从头至脚，概不放过。
“真够新潮的。”他说，语气中半是玩笑半是讥讽。
“见到你真高兴。”我说，故意不理他的调侃。
“你瘦了。”他说。
“你倒没有。”
他拍拍肚皮，好像那些多余的脂肪是一天之内偷偷长上去的。“我要减肥。”他今年三十八岁，长相不错，对自己的外表仍很在意。就因为我说他一句胖，他会一个月内瘦下来。
沃纳单身已三年了。女人对他来说很重要。他离婚时女方指责他与别的女人通奸，但女方也未能免俗。
“你看上去真不错。”我说。确实如此，合体的西装，崭新的衬衫，昂贵的领带。这些东西我也有一衣橱。
“你也不错，这是为了你现在的工作需要吗？”
“可以这么说，有时我不打领带。”
我们要了饮料，在拥挤的人群中啜饮着。
“克莱尔近况怎样？”他问，开始切入正题了。
“我想她很好。我们申请离婚，协议离婚，我已经搬出去了。”
“她快活吗？”
“我想她摆脱了我会感到如释重负，我敢说克莱尔比一个月之前要快活得多。”
“她有了人？”
“我不这样认为，”我说。我说话得小心，跟他谈话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会被转述给我父母，尤其是导致离婚的任何丑闻性事件。他们会说克莱尔的不是，而一旦他们相信克莱尔乱搞男女关系，那么离婚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那么你呢？”他问。
“没有，我一直洁身自好。”
“那为什么离婚呢？”
“许多原因，我不想再多说了。”
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他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双方为争夺小孩的抚养权而闹得不可开交。他事无巨细都告诉了我，有时我都感到无聊，现在他要求同样的回报。
“你一天早上醒来，忽然决定要离婚？”
“你是过来人，沃纳，事情没那么简单。”
餐馆领班把我们带到里面的座位上，我们往里走的时候看到一张桌子旁坐着韦恩·乌姆斯特德和另外两个我不认识的男人。乌姆斯特德是被那位“先生”劫持的人质之一，当时他去门外取食品，差点挨了狙击手的枪子儿。他没看见我。
诉状的副本于上午十一点钟送至董事会主席阿瑟·雅各布斯的手中，当时我在“创建非暴力社区”。乌姆斯特德不是公司的股东，所以我想他甚至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事实上他当然知道这件事。在整个下午匆忙召集的一系列会议中，这个消息就像投下的一枚炸弹，迅速传开了。必须准备反击，各种各样的命令下达了，一切准备就绪，对外人不准泄漏一个字，表面上看来，这件案子对公司来说无足轻重。
幸运的是从乌姆斯特德的位置看不到我们的桌子。我环视一周，确认饭馆中没别的可疑的人，沃纳为我们俩要了马蒂尼酒，我立刻推辞，给我来杯水就行。
对沃纳来说，什么东西都要尽兴而为，工作、玩乐、吃喝、女人，甚至包括书刊和老电影。在秘鲁滑雪时差点冻僵在暴风雪中，在澳大利亚斯库巴潜水①对曾被毒蛇所伤。他离婚后的调整期很容易就过去了，主要因为他喜爱旅行、滑翔运动、登山、深海潜水，在全世界追逐女人。
①斯厍巴（scuba）潜水：戴着水肺潜水。
作为亚特兰大一家大公司的合伙人，他赚了很多钱，也花了不少。这顿晚餐的话题就是钱。
“喝水？”他带着厌嫌的神气说，“得了吧，还是喝酒。”
“不。”我反对道。沃纳喝完马蒂尼还要喝葡萄酒，我们会很晚才离开这家餐馆，他会凌晨四点还不睡，一直摆弄他的便携式电脑，抖落这轻微的宿醉，让它留在昨天。
“胆小鬼。”他咕哝了一句，我浏览了莱单，他的目光溜过每一个女侍者。
他的酒来了，我们点了菜。“谈谈你的工作。”他说，极力装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
“为什么？”
“因为一定很有趣。”
“为什么这么说？”
“你抛弃了一份好工作，一定有十足的理由。”
“当然有，而且很充分。”
沃纳策划了这次会面。他有意图，有目标，有目的，而且要说什么他心中也有数。我弄不清楚他的意图所在。
“我上周被捕了。”我岔开话题，这一着果然奏效，他一下子呆住了。
“你怎么？”
我告诉他事情的经过，极尽铺陈之能事，因为我控制了话头。他对我偷文件颇不以为然，但我不想辩解，文件本身是另一个复杂的话题，我们俩谁都不愿深究。
“这么说你再也不能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了？”他边吃边问。
“绝无可能。”
“你打算做多久公益律师？”
“我刚开始，我确实没想过什么时候收手。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你这样做一无所得，能支持多久？”
“只要我能活着。”
“那么活着就是你的标准了？”
“暂时是这样。你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个荒唐的问题。
“钱。我能挣多少，能花多少，能存多少。我看着它变多，直到有朝一日钵满盘满，什么都不用愁。”
我以前就听他这么说过，赤裸裸的贪婪是他的追求，这只不过比我们从小所接受的信条更直白一些。拼命工作多赚钱，这样整个社会就会进步。
他在激我与他争辩，可这样的争论不是我所要的，谁都说服不了对方，只能是一场无谓的拉锯战。
“你现在有多少钱？”我问。沃纳这个贪婪的家伙对他的财富颇为自负。
“四十岁时我会把一百万放在共同基金里；四十五岁时，将变为三百万；五十岁时，一千万。到那时我就可以退休啦。”
这些数字我们耳熟能详，大的法律公司都差不多。
“你怎样？”他边切着上等鸡肉边问我。
“让我想想。我今年三十二岁，净收入差不多五千美元；三十五岁时，如果我努力工作，节约开支，大约有一万；到我五十岁时，我应该有两万存款。”
“那是预料之中的事，过十八年的穷日子。”
“你对贫穷一无所知。”
“那不见得。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贫穷就意味着廉价公寓，一辆伤痕累累的旧车，破烂的衣裳，没有钱周游世界，没有存款也没有投资，没有退休，没有安全感，什么也没有。”
“太棒了。你恰好证明了我的观点，你确实不懂什么是贫穷。你今年能挣多少？”
“九十万。”
“我挣三万。如果有人逼你为这个数目工作，你会怎样？”
“自杀。”
“我信，我真的相信你会拿把枪掀掉自己的脑壳，如果你只挣三万的话。”
“你错了，我会服药。”
“胆小鬼。”
“那样廉价地工作我实在受不了。”
“噢，你能那样廉价地工作，但你不能那样廉价地生活。”
“一回事。”
“这就是你我不同的地方。”我说。
“我俩确实不一样，但这是怎样造成的呢，迈克尔？一个月前你和我一样。现在看看你——胡子拉碴，衣衫不整，满嘴服务人类拯救人类这一套昏话。你究竟中什么邪了？”
我深吸一口气，咀嚼着他问话中的有趣之处，他也放松下来。我们的教养不允许我们在公众场合吵起来。
“你真是个笨蛋，”他说看压低了身子，“你成为公司的股东指日可待。你聪明，有才华，单身，没有孩子。到三十五岁时，你每年能赚一百万。这个账你算得出来。”
“一切已成定局，沃纳，我现在对钱不感兴趣，我受了魔鬼的诅咒。”
“多新鲜的见解。让我来问你。打个比方，有朝一日你醒来忽然发现自己六十岁了。你对拯救这个世界感到厌倦，因为它压根儿无法拯救。你一贫如洗，身无分文，没有公司，没有合伙人，没有一个当脑外科大夫赚大钱的妻子，没人理你，你怎么办呢？”
“我已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想我有个大富豪哥哥，到时我会打电话给你。”
“如果我死了呢？”
“把你这个不成器的弟弟列在你的遗嘱上。”
我们埋头吃饭，谈话的兴致减退了，沃纳非常自信，只要给我一声当头棒喝我就会回到现实中来，对于我的误入歧途，只要指明其严重后果，我就会迷途知返，找一份真正的工作。“我会跟他谈。”我可以听到他对父母这样说。
他最后又问了我几个问题。十四街律师事务所的福利怎样？我告诉他很少，养老金呢？从未听说过。他极力主张我只干三五年，然后洗手不干，我谢了他，对于我的婚姻问题他出了个好主意，我应该找个志同道合的女人，但她必须有钱，娶了她。
我们在餐馆前的大街上道别。我向他保证我知道我正在干什么，我会没事的，我请他在父母面前报喜不报忧。“别让他们牵挂，沃纳，告诉他们我一切都好。”
“如果断炊了打电话给我。”他故作轻松地说。
我向他挥挥手，然后离去。
派伦烧烤店是雾谷的一家通宵咖啡店，靠近乔治·华盛顿大学。它是夜不成寐者和新闻迷的流连之所，并以此著称，每天夜里十二点钟之前第二天的《邮报》就到了，午饭时分这个地方就像熟食店一样人满为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