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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斯科含糊应道：“是，先生。”然后挂断电话。
我们监视他们的搜查足足有一小时，他们一张张桌子搜过来，总共搜了四张，其中包括索菲亚的。几分钟后他们终于明白这次搜查是白费劲，于是就拖延时间，动作慢条斯理。每张桌子上都堆满了很久没打开过的文件，桌上的书籍和法律杂志都是几年前没有人动过了。有些文件堆上布满了灰尘，有的蒙上了蛛网。
每份文件都被登记造册，案件名称被记下来，两名警察负责记录，加斯科和其他人报给他们听，整个过程琐碎无聊，毫无意义。
他们把索菲亚的办公桌留到最后，她自己整理，依次报出每份文件的名称，挑一些简单的如琼斯、斯密斯、威廉姆斯报给他们。警察们与她保持距离，她飞快地打开抽屉，只容快速地一瞥，她有一个存放私人物件的抽屉，没人要看，我敢肯定里面藏着枪。
他们走时没打招呼，我为这次搜查向索菲亚和莫迪凯道歉，然后躲进自己的办公室。
第二十三章
驱逐名单上的第五位名叫凯尔文·兰姆，对这个名字莫迪凯依稀有点印象。他估计哥伦比亚特区大约有一万名无家可归者，这从十四街律师事务所收藏的文件可以看出。每个姓名都能勾起他模糊的回忆。
他与各种各样的人打过交道，其中有巡回律师团的律师，赈济贫民的社会工作者，布道律师，警察，其他贫民律师。傍晚时分，我们驱车去闹市区的一座教堂，那教堂四周是豪华的办公楼和宾馆。在教堂地下室的第三层，施饭活动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房间里摆满了折叠长桌，四周围坐的是正在进餐交谈的饥民，这里不是施粥处；盘子里摆满了玉米、马铃薯、火鸡肉或鸡肉、水果色拉、面包，我没吃晚饭，食物的香气勾起了我的食欲。
“我有几年没来这里了，”当我们站在入口处俯视进餐人群时莫迪凯道，“他们每天接待三百人，你不觉得这很了不起吗？”
“这些食品从何而来？”
“哥伦比亚特区中心厨房，设在‘创建非暴力社区’的地下室。他们的做法很值得称道，他们搜集当地餐馆没用完的食品——不是残羹冷炙——只是未经烹调，如不及时加工就会变质。他们有许多辆冷冻卡车，四处搜集食品，送到厨房加工成冷盘，每天两千盘。”
“看上去很可口。”
“确实不错。”
一位名叫丽莎的年轻女士发现了我们，她是新来的，莫迪凯与她的前任相识，我观察人们用餐的时候，他们俩还提到了那位前任。
我注意到了以前没注意到的现象，无家可归者当中也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分成三六九等。有一张桌子上，六名男子边吃边兴致勃勃地谈论着电视篮球比赛，他们穿着相对较好。其中一个人用餐时戴着手套，除此以外，他们看上去倒像聚在酒吧里的工薪族，而不像露宿街头者。在他们背后，一个体形庞大、戴着厚厚墨镜的家伙正用手撕鸡肉独自吃着。他穿一双与那位“先生”死时所穿差不多的橡胶靴子，身上的大衣又脏又破。他对周遭的情形充耳不闻。可以看出，他的生活要比邻桌那些谈笑着的人艰难得多，他们买得起肥皂，能洗热水澡，他则无力顾及；他们睡在避难所里，他则露宿公园。但他们都属于无家可归者。
丽莎不认识凯尔文·兰姆，但她答应替我们打听，我们看着她在人群中穿梭，与人交谈，让人把剩饭倒进角落的垃圾桶里，小心侍候一名老妇人。她坐到两个男人中间，可他们只管自顾自地交谈，她一个桌子一个桌子地依次问下去。
出乎意料的是我们遇到一名律师，小伙子在一家大公司工作，自愿到“华盛顿无家可归者法律事务所”帮忙。他是在去年一次募捐会上认识莫迪凯的，我们花了几分钟谈论法律业务，然后他去里面的房间开始三个小时的入会登记工作。
“华盛顿法律事务所有一百五十名志愿者。”莫迪凯道。
“人手够吗？”我问。
“永远都不够，我想我们应该恢复招募志愿者的计划，也许你愿意负责并监督这个计划的实施，亚伯拉罕也赞同它。”
我很高兴莫迪凯和亚伯拉罕，当然还有索菲亚，竟然会让我来做这个项目。
“这个计划会扩大我们的影响，提高我们在法律界的知名度，对我们筹钱也有好处。”
“当然。”我心中将信将疑。
丽莎回来了。“凯尔文·兰姆在后面，”她点头道，“倒数第二张桌子，戴一顶印第安人的帽子。”
“你跟他谈了吗？”莫迪凯问她。
“是的。他头脑清醒，相当尖刻。他说他一直呆在避难所，当钟点工开垃圾车。”
“有单独的房间吗？”
“有。”
“告诉他有律师找他谈话。”
兰姆既没打招呼，也没有伸出手来。莫迪凯坐在桌子上，我站在角落。兰姆坐在那张唯一的椅子上，向我看了一眼。他的目光使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别紧张，”莫迪凯语调平和，“我们只想问你几个问题，别无他意。”
兰姆一声不响。他的穿着与避难所其他的人并无两样——牛仔裤，运动衫，旅游鞋，羊毛夹克——这自然胜过露宿街头者身上的鹑衣百结。
“你认不认识一个名叫朗蒂·伯顿的女人？”莫迪凯问，这次全由他提问。
兰姆摇头。
“认识德文·哈迪吗？”
还是摇头。
“上个月你住在那座旧仓库吗？”
“对。”
“我是指位于纽约街和佛罗里达街交界处的那个仓库。”
“嗯哼。”
“你付房租吗？”
“对。”
“每月一百美元？”
“对。”
“付给蒂尔曼·甘特利？”
兰姆不答，闭起眼想了一会儿。“谁？”他问。
“谁是仓库的主人？”
“收房租的是一个名叫约翰尼的家伙。”
“约翰尼的老板是谁？”
“不知道。没问，也不想问。”
“你在那儿住了多久？”
“大约四个月。”
“为什么离开？”
“被赶出来了。”
“谁赶你的？”
“不知道。有一天警察来了，还来了些其他人。他们对我们推推搡搡，把我们赶到大街上。没过几天，他们用推土机把仓库推平了。”
“你有没有告诉警察你付了房租才住那儿的？”
“许多人都这么说。有一个带小孩的女人想和警察动手，可没能讨到好处。至于我，可没跟警察动手，那场面糟透了。”
“他们赶人之前有没有给你们什么文件证明？”
“没有。”
“出告示了吗？”
“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他们一下子就来了。”
“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警察说我们是擅住者，必须立刻搬出。”
“你们是在去年秋天十月份左右被赶出的？”
“差不多。”
“当初你是怎么找到那个地方的？”
“记不清楚了。有人说仓库中有小房间出租，租金很便宜，所以我就去看个究竟，有人正在装隔板、砌墙，那仓库有屋顶，不远的地方有厕所，有自来水，我看挺合适。”
“所以你就搬进去了？”
“没错。”
“你签租约了吗？”
“没有，那家伙说房子是非法的，所以没有什么书面材料。他还告诉我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是擅住的。”
“他只要现钱？”
“对。”
“你每个月都付了吗？”
“尽量付。他每月十五号左右收钱。”
“被赶出时你拖欠房租了吗？”
“拖欠了一点儿。”
“多少？”
“大约一个月的房租。”
“正因为这你才被赶出？”
“不知道。他们没说理由，只是一下子把所有的人都赶了出来。”
“你认识其他房客吗？”
“认识两个，但跟他们没什么往来。每个房间都有门，可以上锁。”
“你刚才提到有个带小孩的女人跟警察争吵，认识她吗？”
“不认识，以前可能见过一两次。她住仓库的另一端。”
“另一端？”
“对。仓库的中间没什么管道设备，所以他们在两端造了房问。”
“你在自己的房间能看见她的吗？”
“看不见，仓库很大。”
“你住的房间有多大？”
“里面有两个小单间，不知道有多大。”
“有电吗？”
“有，他们接了些电线进来，我们可以用用收音机什么的。我们有灯，有自来水，但必须用公用厕所。”
“有暖气吗？”
“不太足，房间里较冷，只不过比露宿街头要强些。”
“所以你对那地方很满意？”
“还行，我的意思是一个月只付一百块相当不错了。”
“你刚才说你认识两个人，他们叫什么？”
“一个叫赫尔曼·哈里斯，另一个叫夏因什么的。”
“他们现在哪儿去了？”
“没见到他们。”
“你现在住哪儿？”
“‘创建非暴力社区’。”
莫迪凯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兰姆。“你还要住多久？”他问。
“我不知道。”
“你能与我保持联络吗？”
“为什么？”
“你也许需要律师，一旦你更换了住处或找到了自己的房子，打电话给我。”
兰姆默默地接过名片。我们谢过丽莎，回到办公室。
像打其它任何官司一样，我们有许多方法来控告我们的对手。我们的被告有三个：河橡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TAG公司。我们不想追加被告。
第一种方法是直接对簿公堂，第二种是庭外调解。
所谓对簿公堂，就是准备好大致的证据，告上法庭，向法庭提请诉讼，把消息漏给新闻界，寄希望于能证实我们的指控。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出奇不意，打对手个措手不及，而且极可能得到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