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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是否有人能看见我，以求获救。只有一辆警车停在那里，车灯亮着，里面却没有一个人。警察已经进了大楼。
而我们就在这幢大楼里，九个白人青年和那位先生。
按最新的统计，德雷克和斯威尼律师事务中心共有几百名律师为它工作，人员遍及全世界，而其中一半人集中在哥伦比亚特区，就集中在这位先生威胁之下的这幢大楼里。他要我打电话给“老板”，并告诉他说他是有武器的，而且有十二管炸药。我打电话给我们反托拉斯部门的负责人鲁道夫，并转达了这个口信。
“迈克，你还好吗？”他问我，我们用的是那位先生的扬声电话，音量开到最高的程度。
“很好，”我说，“请按他的要求来办。”
“他有什么要求呢？”
“我现在还不知道。”
那位先生把枪一挥，谈话就中止了。
按照他用手枪的指点，我选定了一个站立的位置，挨着会议桌，离他有几英尺远。这位先生有一个十分令人难以忍受的习惯，他总是心不在焉地摆弄捆在腰间的导火线。
他低下头看了看，用手轻轻拉了拉一根红色导线，“这根红导线，我只要一拉，你们一下子就全完了。”他说完这话时，隔着太阳镜望着我。我这时感到不得不说话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我问道，急于想和他进行对话。
“我并不想这么干，可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我被他的措辞所打动，节奏缓慢，有条不紊，每一个音节都有相同的分量，他现在是个流落街头的人，但过去曾有过像样的生活。
“你为什么要杀死我们呢？”我问道。
“我不想和你争辩什么。”他郑重其事地说。问题是问不下去了，真糟透了。
因为我是律师，时间对我们十分重要。我看了看表。这样如果万一发生什么情况好能准确记录下来，当然首先是我们得能活下来。时间是一点二十分。那位先生要我们不许发出任何声音，我们只好在令人心烦的寂静中煎熬着，这段时间一共持续十四分钟。
我不相信我们就会这样地死去。看上去他没有杀死我们的动机和理由。我可以确定我们中没有人曾和他打过交道。我还记得我们在乘电梯上楼时，他没有什么确定的目标。他只是想要寻找人质，用当今的标准来衡量，这样似乎是可以使杀人看起来更为合理。这真是不幸。
正是这类滥杀无辜的事才是报纸、电台头条新闻的内容，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时的播放，让人们摇头叹息。接下来的就会是几个律师死亡的新闻了。
我似乎已看到报上的大字标题，听到播音员的声音，但我还是不相信这样的事真的会发生。
我听到外面门廊里的说话声，外面的警笛声，还有警察的无线电对讲机呱啦呱啦的响声。
“你中午饭吃的是什么？”那位先生问我，这一句话打破了屋里的沉寂。问题问得太突然，想撒个谎都来不及，我沉吟片刻，回答说：“烤鸡。”
“就你一个人？”
“不，我遇到了一个朋友。”他是我法学院的一个朋友，是菲利人。
“你俩一共花了多少钱？”
“三十美元。”
他听了这话不太高兴。“三十美元，”他重复着，“两个人花了三十美元。”他摇了摇头，然后又看了看那八位律师。如果他要是问他们，我希望他们能撒谎。这伙人的胃口也是不会轻易满足的。三十美元对他们来说还不够买开胃酒的。
“你们知道我吃的是什么？”他问我。
“不知道。”
“我喝的是汤，汤，还有饼干，在一个临时避难所里吃的。汤是免费的。我很高兴能喝碗免费的汤。三十美元可以让我一百个朋友吃顿饱饭，你知道吗？”
我严肃地点点头，似乎我立刻意识到我的罪孽深重。
“把你们的钱包、钱、表、珠宝全交上来。”他一边说，一边挥舞着枪。
“我可以问为什么吗？”我问道。
“不可以！”
我把钱包、现金、表都放在了桌子上，然后又搜其他人质的衣袋。
“是为了位近亲。”那位先生说，我们都舒了口气。
他让我把这些财物都放进一个手提包里，再把提包锁好，接着又叫我给“老板”打电话。电话铃刚一响，鲁道夫就拿起话筒，我可以猜得到警察部队就在他的办公室里。
“鲁道夫吗？是我呀，我是迈克，我在用扬声电话给你打电话。”
“我是鲁道夫，迈克，你还好吗？”
“还好。你看，这位先生要我把紧靠接待室的门打开，把一只黑色手提包放在厅廊，然后再把门关上锁好。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手枪就抵在我的脑后，我把门慢慢地打开并把手提包扔到厅廊里，我抬头看了看，没看见一个人。
大公司的律师们最大的乐趣是他们是按小时付酬的，几乎没有任何事情能转移他们这种乐趣。睡眠是其中之一，尽管我们大多数人睡眠都很少。吃饭实际上更促进了付酬，尤其是午饭，通常是客户来掏腰包或开支票。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我禁不住琢磨这幢大楼的其余四百名律师在这段等候人质危机结束的时间到底应如何要求付酬的。我可以看见他们，坐在汽车里取暖或用无线电话同别人聊天，或向某人在讨债。我想公司这下子免不了要吃大亏了。
下面那些冷酷无情的人中有些人根本不在乎这场灾难以何种形式结束，只是一个劲地催促让它快点结束。
那位先生似乎打了一会儿盹。他的头低下了，喘气也有些粗。拉夫特嘴里咕哝着些什么企图引起我的注意，然后把头向旁边晃动几下，好像是建议我采取行动。可问题是，那位先生右手握着枪，而且如果他真的是困了，也不应在打盹时还用左手紧紧地握在那吓人的红色导线上。
拉夫特想让我唱主角。尽管拉夫特是公司里最有效率的行家，但他还不是股东，他也不是我这部门的，我们又没有在部队上受过训练。我没有听他的。
“去年你挣了多少钱？”那位先生十分清醒地问我说，声音十分清晰。
我一下子又愣住了：“我，哦，唔，让我想一想——”
“不要撒谎。”
“十二万。”
他对这也感到不太受用。“你献出去多少？”
“献出去？”
“是的，捐献给慈善事业。”
“噢，是这样的，我真的记不清了，是我的妻子负责家中这些财务什么的。”
那八名律师似乎都立刻移动了一下位置。
那位先生虽然不满意我的回答，但也没有反驳。“那么，是谁来填写税单呢？”
“你说的是国内收入总署的税单吗？”
“是的，就是那种表。”
“这些事是由我们税收部门来搞的，就在下面的二楼。”
“就在这幢楼吗？”
“是的。”
“好，那就把它给我拿来，把你们每个人的税收记录都给我拿来。”
我看了看他们几个人的脸色，其中有两个人似乎想要说：“干脆一枪把我打死得了。”我一定是犹豫得太久了，因为那位先生已喊了起来：“现在就去拿！”说话时又在挥动着手枪。
我打电话给鲁道夫，他也迟疑起来，我喊了起来：“把税单电传过来！”我简直是在命令他，“就要去年的。”
我们都盯着墙角的电传机，足足有十五分钟，担心如果我们的1040表不及时赶到，那位先生就先把我们处置了。
第二章
当档案员给我传输材料的时候，我坐在那位先生用枪给我指定好的地点一张一张地把电传纸取下来。我的同伴已经站了两个小时，背靠着墙，仍然是捆在一起的，几乎无法活动。一个个无精打采的，已经有些坚持不住了，样子十分可怜。
但是他们最难受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先从你开始，”他对我说，“叫什么名字？”
“迈克尔·布罗克。”我很有礼貌地回答。
“你去年年收入是多少？”
“我已经告诉你了，交税前是十二万元。”
“你捐赠了多少？”
我当然可以撒谎。我虽不是税收律师，但我仍有信心可以巧妙地对付他的问题。我看到了我的1040表传输过来，我抓紧时间飞速地浏览了一下那几页内容。克莱尔做实习医生已是第二年了，年收入在三万一千美元，这样一来我们俩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克莱尔读书的费用，在乔治顿的一套漂亮的公寓每月二千四百美元，两辆新型汽车以及相应的汽车费用，还有要维持高水准的生活所需其他费用，我们俩只要花上两万两千美元就可以了。
那位先生仍在耐心地等待。而实际上他的耐心反而使我心虚，丧失了刚才那种自信。我猜测那些警察正在天花板上的通风道里爬着或登上附近的树，或在邻楼的屋顶上来回巡视，观察我们这间办公室的结构，就像我们在电视里所看到的那种情形一样：他们在寻找一个可以射击凶犯头颅的角度，而凶犯却对此一无所知。他已接受这样的命运，准备去死。而我们其他人可不希望会有这样的命运。
他还在玩弄着他那红色导火索，这使我的心率快达到了每分钟一百次。
“我给耶鲁大学捐赠了一千美金，”我说，“又捐了两千给地方基督教会联合会。”
“你捐助多少给穷人？”
我不知道捐赠给耶鲁大学的钱是否用于资助贫困学生了。“给联合会的钱就是用来散发给城里的穷人的，我可以肯定一些穷人会得到的。”
“你又给那些挨饿的人多少钱呢？”
“我交各种税的钱是五万三千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需要照顾的儿童，或其他什么人的福利、医疗等项事业。”
“你是出于自愿这么做的吗？是以一种奉献的精神做的吗？”
“对此我并不抱怨。”我说，其实这和大多数国民一样，都不是真心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