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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一楼，已是上气不接下气，没有穿大衣，不想让任何人看见，特别是电梯处，那里有保安人员以防止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进来。我到了侧门出口，就是那天打死那位先生后我和波利为了躲避记者时曾用过的那个门。当我回到我车里时，外面很冷，还下着小雨。
一想到第一次做贼那个笨手笨脚的情况，真是有点蠢，非常的蠢。如果我被捉到呢？没有人看到我离开钱斯的办公室，也没有人看到我手中拿的档案不是我自己的。
我本不应该跑。当他喊时，我应该停下来并和他聊两句，就好像没事儿的一样。如果他要看档案，我可以训斥他并让他走开。他很可能就是我以前听说过的一个下层职员。
可是他为什么要那么朝我吼呢？如果他不认识我，他为什么从楼道的另一端要拦住我呢？我驶进马萨诸塞街，很快就把复印搞好，再设法把档案送回原处。我以前也通宵干过活，如果我不得不等到凌晨三点钟再偷偷溜回钱斯办公室的话，我也可以那么做。
这时我感到轻松多了。车上的热风一个劲儿地吹着。
谁也不会料到一次打击毒品交易的活动失利，一名警察被打伤，一辆毒品贩子的豹牌汽车正全速由十八大街上驰来，我在新汉普郡大街时正是绿灯，可是那帮打死警察的家伙根本没有什么交通规则的概念，那辆豹牌车在我左边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的汽车保护气袋一下子冲着我的脸炸开。
当我醒来时，驾驶座旁的门夹住了我的左肩，几张黑脸正透过汽车破碎的窗子盯着我看。我听见警笛在叫着，又昏了过去。
一个见习医生把我的安全带解开，把我从座位仓里拖了出来，“我没有看到出血。”其中一个人说。
“你能走吗？”一个见习医生问道。我的肩和肋骨痛疼，我试着站起来，但腿不听使唤。
“我没有事。”我坐在担架的边上说。我身后一阵喧闹声，但我转不过身去。他们用安全带把我固定在担架上，当我被推进救护车时，我看到身旁有一辆豹牌汽车，已翻倒在路边，周围有警察和医护人员。
我不断地告诉他们“我没事儿，我没事儿”，但他们还是要量血压。这时车开动了，笛声也住了。
他们把我送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医疗中心的急救室，X光透视显示我没有伤着骨头，只是一些擦伤，但很痛。他们叫我吃一些止痛片，然后把我推进一个单人病房。
我夜里醒来时，克莱尔正睡在我床边的一张椅子上。
第十五章
天亮之前她就离开了，在桌子上给我留了一个措辞温馨的条子，告诉我她要去查病房，在大约十多点钟回来看我。她还说她已和医生谈过了，好像我不会有事的。
我们看上去是挺正常、挺幸福的一对儿，是互相关心彼此相爱的一对好夫妻。我有时也纳闷，我们怎么就要分手了呢？
是七点钟左右一个护士把我唤醒把那个条子递给我的。当她向我说天气情况和量血压的时候，我又读了一遍那张纸条。天气是雨夹雪转雪。我向她要报纸看看，她在三十分钟后送麦片粥时一块儿带来了。昨天夜里那个事件在报纸都市版的头版报道了。那位缉毒警察在枪战中身中数枪，现在生命垂危。他打死了一名贩毒分子，另一个就是开豹牌汽车的那个人，他在撞车时当场死亡，其情况尚需调查。我的名字没有被提到，这是再好不过的了。
如果这一报道不涉及我，我才不去关心呢，因为警察和毒品集团之间几乎每天都有枪战，其中的原因我不会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欢迎来到贫民中间，我努力说服自己这类事对任何在特区工作的人来说都可能会发生，但并不是很容易就碰上的。在这个城里的这一地区如果夜间出去就等于自找麻烦。
我的左臂上半部分有些肿，一碰就有些痛。我的肋骨有些痛使我不敢转身。当我呼吸时也有些疼痛。我挣扎着走到卫生间，到那里解手顺便照照镜子看一看我的脸部。一个气袋就如一颗小型炸弹，当时把我的脸和胸震麻木了。但没有更大的伤害：只是鼻子和眼睛有些肿，上嘴唇有点变形，到周末这一切都会消失的。
护士又拿了一些药进来，我让她把每种药都向我说一下名称，然后我说不必服这些药，它们只是治疗痛疼和身体不能活动的，而我所要的却是一个清醒的头脑。七点半钟时，医生们来了，很快做了个检查，由于我没有什么严重损伤，我很快就会出院，也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但他们还要做X光透视，我想说不，但他们说我妻子已和他们说好了。
我在屋里走来走去，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看看我身体上受伤的部位到底怎么样。然后又看报纸上乱七八糟的新闻，希望这时不要有什么我所认识的人进来看见我穿着这一身黄色的佩斯利长衫。
在特区要想找回一辆撞坏的汽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事故刚发生后不久就去寻找。我开始找电话簿，这是唯一可以得到信息的地方，但是打了一些电话寻问负责交通的部门，一些部门没有回音，而有一些部门的回答也是漠不关心的。现在还太早，天气不好，又是周末，谁愿意没事找事儿呢？
大部分撞坏的汽车都拖到拉斯科路的一个废车停放场，在城的东北边。这个消息是中央管辖区的一个秘书告诉我的，她曾在动物控制中心工作过。我给各个警察分局打电话，但他们说有些车也可能拖到市里其他几个停放场去。那位秘书告诉我，我的车很可能在废旧汽车拆卸场。这个拆卸场是一个私营企业，她解释说，所以这很可能会引出麻烦。她曾在交通部门工作过，但很不喜欢那儿的工作。
这时我想起了莫迪凯，这是一个与平民百姓接触最多的一个新的信息源。我一直等到九点才给他打电话，我把事情向他讲述一遍，并让他放心说我虽然住进医院，但没什么大事。我问他如何找到被撞坏的汽车，他倒有些主意。
我把这些情况也打电话告诉了波利。
“你不回来一下吗？”她问道，说话有些结巴。
“我在医院里，波利，你在听我说吗？”
她那头又有些迟疑，证实了我所担心的事。我可以想象到一块蛋糕，旁边放着一杯潘趣酒，大概是在会议室中，五十个人站在桌子周围，每个人都向你敬一杯酒，并说一些你如何如何好的简短发言，这类聚会我参加过好几次。真挺可怕的。所以我决心躲避公司为我举行的欢送会。
“你什么时候出院？”她问道。
“我也说不准，可能明天吧。”我在说谎，我在中午前就会出去，不管医生让不让我出去，我都要走。
又是一阵犹豫不决。蛋糕，潘趣酒，那些忙人的重要讲话，或许还有一两件礼物什么的。她怎么能处理得了。
“太遗憾了。”她说。
“我也是一样。有人找我吗？”
“没有，到目前还没有。”
“好，请你告诉鲁道夫一下我出了点事故，我待一会再给他打电话，就这样吧。他们又要给我做检查了。”
就这样，我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很有前途的事业宣布结束了。我连最后的告别或欢送聚会也没有参加。在年仅三十二岁时，我就摆脱了公司的束缚和金钱的枷锁。我剩下的就是跟着我的意识去走。如果我每动一步都不是有人在用刀逼着我，那对我来说就是再好不过的了。
克莱尔在十一点以后来到医院，她同我的医生在大厅里匆匆地说着些什么，我在屋里可以听到一些内容，说的都是他们的医学语言。他们说完之后一起进入病房向我宣布，我可以出院了，我换上了她从家里给我带来的干净衣服。她又用车把我送回家，一路之上我们几乎没有说话，也没有可以和解的机会。一次小小的车祸怎么可能会把一切改变呢？她到医院去看我是作为朋友、医生，而不是作为妻子。
她让我坐在沙发上。给我做了碗蕃茄汤，她把我的药一并排地摆在厨房的桌子上，告诉我该怎么吃，吃多少，然后就走了。
我静静地坐在那儿坐了十分钟时间，这段时间足可以把汤吃掉一半还能吃几块椒盐饼干。后来我去接了个电话，莫迪凯也没有发现我的汽车的线索。
看完报上的分类广告之后，我又开始给房地产经营人和地方公寓服务部门打电话，然后我又向汽车服务公司叫了一辆轿车，又洗了一个热水淋浴，让身上的青肿之处得到热敷。
给我开车的人叫利昂，我也坐在前排和他并排坐着，每遇坑坑洼洼车子颠簸时，我尽量不叫也不显出痛苦的样子。
太好的公寓我是住不起的，但至少要安全一点儿的。利昂倒是有些主意。我们在一个书报出售亭，从那拿了两个免费的特区不动产部门的小册子。
按利昂的说法，现在就能住而且半年又可以换的最好的地方是亚当斯…摩根大街，就在杜邦广场北面。那个地区很有名气。那个地方我曾多次经过，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停下来观察一番。
这里的街道两旁的房子还是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时曾流行过的那种联立式排房。里面还都住着人，这种人被特区人们称作“充满生气的邻里”。这个时刻正是这儿咖啡厅和餐馆忙的时候，那些有色情表演的地方就在拐角处，不过到那类地方还是小心为妙。如果像议员那样的重要人物在国会山里让人家从背后搞一下子，那就没救了。
在驶向亚当斯…摩根大街的途中，利昂碰上一个和车一般大小的坑，我们都给弹了起来，在空中停了足有十秒钟，然后重重地摔了下来，我忍不住地尖叫起来，因为我整个左半个身子都像跌散了一样，疼痛难忍。
利昂也吓坏了。我不得不告诉他实情，告诉他我昨夜是在哪儿过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