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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占据上风，她接着就提到她已找过杰奎琳·休姆，就是她新找的负责离婚案子的律师。我知道她将要提出的那些为她自己利益的条件，实际上是她的这位律师出的主意。
“你为什么要雇律师呢？”我打断她的话。
“我只是想我要受到保护。”
“你认为我会占你什么便宜吗？”
“你是律师，我也要请个律师，问题很简单。”
“你要是不请她，你可以省一大笔钱。”我说道，我也故作争辩状，毕竟这是离婚呀。
“不过，请了律师我心里踏实多了。”
她把证据甲递给我，这是一份我们财产和债务清单，证据乙是财产分割和债务分担的建议，毫不奇怪，她企图得到财产的大部分。我们有一万二千元的现金，她想用一半去偿还买汽车时的银行欠款，其余的钱我能得到二千五百元。至于我买车时所欠的一万六千元她连提也没提。我们共同积蓄的五万一千美元中，她要去四万元。我自己的四十万零一千当然归我。
“这并不怎么公平。”我说。
“我们并不是二一添作五那样的平均分配。”她说，那神气就好像有必胜的把握，因为有那位雇来的律师作后盾。
“为什么不呢？”
“因为我不是经历中年危机的人①。”
①中年危机：人步入中年之后对自我价值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焦虑。
“这么说是我的错了？”
“我们不是分担错误而是分割财产，原因你最清楚，你已决定每年要减少九万美元的收入，我为什么要一同跟你承担这种后果？我的律师有把握说服法官说你的行为已把我们的经济收入给毁了。你要发疯，行啊，可别指望我跟你去挨饿。”
“这不太可能吧！”
“我不想争吵。”
“我要是心满意足了，我也不想吵。”我感到我不得不设置点麻烦。但我们不会大吵大叫，摔东西，更不会大哭大闹；我们也不会互相攻击，无中生有，更不会酗酒撒泼。我们的离婚就是这个样子。
一种不温不火的离婚。她根本不搭理我，继续摆弄她那些单子。其中一份肯定是给她那位律师准备的。“这个公寓的租期到六月三十号，我得住到那个期限，那是要花一万美元租金的。”
“你要我什么时候走？”
“你随时都可以走。”
“好吧。”如果她让我走，我是不会求她让我留下的。这是一种不甘示弱的做法，谁比谁差呀？
我差点说出点蠢话，比如，“是不是等不急了要招个什么人进来？”我想激怒她，看看她的反应。
可是我还是克制了自己。“我周末搬出去。”我说道。她没有回答什么，但也没有皱眉头。
“你为什么得我们共同资金的百分之八十呢？”我问道。
“我并没有得百分之八十，我要付一万美元的房租，三百美元的公共设施费，要两千美元来付清我们俩共同的信用卡，我们的租钱一共还要交六千美元，这总共就是二万一千了。”
证据丙是个人财产清单，从客厅的东西列起，以空空的卧室的物品结束，这些坛坛罐罐的谁也不会为它去争吵，所以这次分家是平静的。“你愿意拿啥就拿啥。”我说过好几遍这句话，特别是提到毛巾、床罩之类的东西时。我们之间也交换了一些东西，但手法巧妙，有几件东西与其说是不愿意放弃，倒不如说是由于拥有它更有一种自豪感。
我要了电视机和几只盘子。单身生活似乎一下子就来临了，要考虑安置一个新家我还有些麻烦，而她却不然，她已经生活在未来好几个小时了。
不过，她还是公平的。在我们把这十分枯燥的证据丙完成之后，我们都认为这样做算是平均分割了，我们都将各自签字表示同意，再等六个月，到法庭履行一下法律手续就算正式离婚了。
我们俩谁也不想再互相谈一谈，我找到我的大衣，到乔治顿大街散了很长时间的步，想着生活变化是如此之大。
我们婚姻的破裂是缓慢的，但也是势不可免的，而这次事业上的变化不过是个导火线而已。情况是变化得快一些，但我是无力阻止的。
第十四章
关于年假的想法被执行委员会否决了，谁也不会知道这些人在私下开会时会是怎么说的，他们只是让鲁道夫通知我，说这样会开一个坏的先例。因为公司这么大，人这么多，如果给一个非股东成员放一年的年假，可能会引发别的人提出各种无理要求。
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保险可言了，我一旦迈出公司的大门，它就会把我关在门外。
“你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吗？”他问道，他就站在我的桌子前面。他身边有两个大箱子。波利已为我收拾好，把我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装在了里面。
“我当然知道，”我微笑着回答，“别为我担心。”
“我已尽力了。”
“谢谢你，鲁道夫。”他摇着头，走开了。
在克莱尔昨天晚上给我一个突然袭击之后，我就不再想年假的问题了，我脑子里考虑的是许多更为紧迫的问题。我离婚后也成了一个单身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
突然，我感到更应关心的是一个新的公寓的问题，而不是新的工作，更不是新的办公室和新的事业问题，于是我关上门，开始翻报纸，找到租房、招聘之类的那一栏，浏览起来。
我要把车卖了而不再每月付四百八十美元的分期付款，然后我再买一辆旧车，花重金给它保险，然后等候它在我新的住宅区某天夜里被人偷走，如果我仍然住在这个区域，就等于把我今后每月的收入全部拿去付房租。
我很早就出去吃午饭，我用两个小时在华盛顿中心区开车转了转，发现这个地区的公寓最低租金价格也在每月一千一百元，这对于一个贫民律师来说是太高太高了。
当我吃过午饭回到办公室时，桌子上又放着一份档案袋，一个空白的马尼拉法律用纸的袋子，外面什么也没有写，在我桌子上放着，里面有两把系在一起的钥匙，上面有一个条子，上面写道：
上边的钥匙是钱斯办公室门的钥匙，下边的是窗子下面档案柜的。复印后把档案返还，千万当心，钱斯是个多疑的人，用后把钥匙丢掉。
波利突然进来了，她常这么干，也不敲门，也不出声，总是鬼魂似的突然出现在屋里。这时她满脸的不悦，也没有理我。我们在一起工作已有四年了，她说我这一走把她搞得心里空落落的，其实我们之间关系没有那么近。过几天她也得重新分派工作。她为人很不错，也是我十分放心的一个人。
我立刻把档案合上，不知她是否看见。她在整理我那两个箱子，我等了一会儿，直到确信她没有注意到什么，但是由于她看见了在我办公室周围楼道里发生的一切，我不能想象赫克托或别的什么人如何能进来而又不被发现地离开。
巴利·纳佐，也是我们同做过人质中的一员，又是我的朋友，来到我的办公室，很严肃地和我谈了一会儿，他关上门，从箱子旁绕了过来。我不想讨论离开公司的事，所以我只和他谈了谈关于克莱尔的情况，他的妻子和克莱尔都是从普罗斯登来的，这在华盛顿这个大城市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我们和她们在过去几年中曾有过多次交往，后来这种社会交往就逐渐形成了婚姻。
他听了之后有些惊讶，接着又很难过，过了一会就好了。“你这一个月可真不怎么顺，”他说道，“我很替你难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说道。
我们谈起过去的日子，那些来来去去的伙计。我们一起喝啤酒时也不必再重新提起那位先生的那件事，现在那件事对我来说都已有些陌生。我们这两个朋友都曾面对死亡，又走出这个阴影，而事后又都各自忙各自的事情而无暇互相帮助。
但是我终于还是谈起了那件事，两只大箱子摆在屋子中间，是很难躲开这个话题的。我意识到这一事件是我们谈话的原因。
“很抱歉，我让你失望了。”
“说哪里话，巴利。”
“不，真的，我应该早点来看你。”
“为什么？”
“因为很明显，你精神上出了毛病。”他边说边笑着。
我很想欣赏他的幽默：“是的，我是有点发疯，我想，不过我很快会过去的。”
“不，说真的，我听说你有了麻烦，上星期我去找你，可你出去了。我挺为你担心的，但我在审理案子，你知道，这是常有的。”
“我知道。”
“我没能来的确感到不应该，迈克，很抱歉。”
“得啦，别提它了。”
“我们大家都吓坏了，而你差一点给子弹射中。”
“他本可以把我们都杀死的，巴利。炸药要是真的，如果一枪打不着，他轰的一声我们就全完了。好啦，别提它了。”
“当我们向外爬时，我最后看到的就是你，满脸是血，尖叫着。我以为你被子弹打中了。我们跑到外面，挤在一块儿，人们也抓住我们，一边喊叫着，我当时还以为一会儿就得有爆炸声，我想迈克还在里面，他一定受伤了，我们停在电梯旁，有人把我们手上的绳子割断了。我回过头去看，正看见警察把你给架出来。我还记得你身上的血，浑身都是血。”
我一言未发。他也不希望我说什么，这样能让他感到更好受些。因为他可以向鲁道夫或别人报告说他已劝过我了。
“一路上我不停地问：‘迈克受伤了没有？迈克伤着没有？’当时谁也说不清楚，直到一个多小时后他们才说你没事。我回家后想给你打电话，可是孩子们围着我不放，我本该打个电话的。”
“别提这件事啦。”
“很抱歉，迈克。”
“请别说了，事已经过去了，也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