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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都安定下来之后，风琴声就响起来了，声音低沉、哀婉。这时我的下面有一阵骚动，人们都转过头来，这时教士就位，叫大家起立。
几个戴白手套的领座员推着棺材走了进来，沿着中央通道，一个接着一个，中间的棺材是朗蒂的。婴儿的棺材很小，不足三英尺长，奥塔里欧、阿朗佐和丹特的棺材是中等大小的。这景象真是催人泪下，人们开始呜咽，唱诗班这时也用鼻音哼着曲子。
领座员把花排放在棺材周围，我当时还以为他们要把棺材打开呢，所以有点恐惧。我以前从未参加过黑人的葬礼，我也不知道下一步他们会怎么做，但我却从报上的剪辑材料中读到过，有时他们把棺材打开让亲人去亲吻死者。那些贪婪的记者早已把摄像机准备好了。
但是棺材并没有打开，所以别人都不知道我所知道的那个情景：奥塔里欧一家人面容都十分平静。
我们坐下了，教士读了一个长长的祷词。又有一位修女唱了一曲独唱，然后又是一片沉默。教士开始读《圣经》，又是一个简短的祈祷，接下来便是一个为无家可归的人争取权利的积极分子，她的发言措词尖刻，矛头直指社会和当权者，指责他们竟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她斥责国会，特别是共和党的议员们，也斥责市政府，说它领导不力，还斥责了法庭和官僚机构。但是她把最尖刻的语言还是留给了对上层阶级的谴责上，那些人有权有势，但对穷人的死活根本不关心。她语锋犀利，思路清晰，情绪激昂，但是，我想作为在葬礼上的发言似乎还缺了点什么。
当她发言完毕时，人们报以掌声。教士接着也把那些有钱的白人一顿斥责。
接着又是一首独唱歌曲，又是一段《圣经》，以后是唱诗班一首哀歌，唱得我几乎哭出来，这时一个队伍形成了，围着棺材走动着，每个人都把手放在棺材上表示对死者的抚摸，人们开始只是啜泣，后来竟失声痛哭起来。“把棺材打开！”不知是谁尖声喊道，但是莫迪凯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
他们挤拥到布道坛，围在棺材旁边。当唱诗班再度唱起时，人们的哭喊声与歌声交织在一起，朗蒂的祖母声音最大，后来她背过气去，有人去帮她顺气。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人在朗蒂生前最后的几个月中都在哪儿？棺材里的那些小家伙们从来也没有体验过这么多的爱。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号啕大哭，摄像机离人们也越来越近了。这一切与其说是别的什么，不如说是做给别人看的。
教士终于又回到位置上，恢复了秩序，在风琴声中再次祈祷。祈祷完毕人们开始在棺材前绕场一周，然后游行。
这个葬礼共持续一个半小时，只花了两千美元，效果不错，我也为此而感到自豪。
他们又在教堂外集合，然后才开始向国会山的方向进发。莫迪凯在人流中间，当他们转过弯去消失之后，我曾想他曾参加过多少次游行和示威活动呢？他可能会回答：这还远远不够。
鲁道夫·迈耶斯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成为股东时才三十岁，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比他更年轻的股东，如果他没灾没病恐怕迟早有一天会成为最老的执行股东，法律就是他的生命，这一点他的三位前任妻子都可以证明。他搞别的什么都不行，唯有在经营大公司方面绝对是个行家里手。
他下午六点钟在他的办公室等我，他的面前堆了一大堆活儿。波利和其他的秘书都已走了，帮办和职员也已下班，在五点半以后，走廊里的人明显地少了下来。
我关上门，坐了下来。“我以为你病了。”他说。
“我要走，鲁道夫。”我壮着胆子说，但我的心里仍有些紧张。
他把桌子上的书往旁边一推，又把笔帽套在那支昂贵的金笔上，说道：“我听着呢。”
“我打算离开公司，有人让我去一个公共利益公司去工作。”
“别干傻事，迈克尔。”
“我不是干傻事，我决心已下，我只想尽快离开。”
“用不了三年你就成股东了。”
“我已找到更适合我的工作了。”
他一时也不知如何答复我，所以有点无奈地转了转眼珠。“听着，迈克，你不能因为一件小事就给毁了。”
“我并不是被毁了，而只是换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已。”
“其余八名人质可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做的。”
“这很好，只要他们高兴，我也为他们高兴。此外，他们是搞诉讼法的，一个新的法种。”
“那你去哪儿呢？”
“一个律师事务所，就在洛根广场附近。它主要是搞流浪民法。”
“流浪民法？”
“是的。”
“他们付你多少工资？”
“少得可怜，怎么，想捐赠给事务所一些钱吗？”
“你真是疯了。”
“只是有点小问题，鲁道夫，我才三十二岁，中年人的那种疯狂对我来说还为时过早。但我想我早点把这样的阶段度过去。”
“给你一个月的假，去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服务，然后调整一下你的思路再回来工作。这时候真不该让你走，迈克，你知道，我们现在落后得有多远。”
“恐怕不行，鲁道夫。如果还有你这儿给我保底，那可就没有意思了。”
“有意思？难道你这么干就是为了有意思吗？”
“一点不错，你想想那种不需看钟点的工作是多有意思。”
“克莱尔的意见呢？”他问道，这可以看出他对我已是没有办法了，他几乎不认识克莱尔，而且在公司里要说给人担任婚姻问题的顾问的话，他是最不够格的。
“她没有问题。”我说，“我打算星期五离职。”
他无能为力地咕哝句什么，然后闭上眼睛，摇了摇头：“我真不敢相信。”
“很抱歉，鲁道夫。”
我们互相握了握手，并约定吃早饭时讨论一下我还没做完的工作安排问题。
我不想让别人去告诉波利这件事，所以，我回到办公室时就给她打了个电话，她在阿灵顿的家里，正在烧晚饭。这个消息让她一个星期都没有心思去工作。
我在半路上买了一些泰国食品带回家。我斟了一些酒，加了点冰块，安排好餐桌，开始整理自己的思路。
如果克莱尔不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呢？这不太可能。多年来我们已经养成互不关心的习惯，我们也不互相争斗，所以，我们的战术都不怎么高明。
但是我还是喜欢来个突然袭击，充分想象她当时吃惊的样子，然后再准备听她说一些风凉话。
已经快十点了，她已在交通高峰期前吃过晚饭了，所以我们拿着酒杯径直走到客厅里，我又加了些柴把壁炉拨旺，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我开口说：“我们需要谈一谈。”
“什么事？”她毫无担心地问道。
“我想离开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
“噢，是真的吗？”她喝了一口酒。我很佩服她的冷静。她既希望如此，又想显得不关心此事。
“是的，我不能回到那里了。”
“为什么？”
“我想换一下环境，公司工作既无聊又无足轻重，我想做点能帮助别人的工作。”
“那很好。”她已经想到收入的问题了，但我想看看她要挺多久才能问到这个问题。
“实际上，这是令人羡慕的。”
“我和你提起过莫迪凯·格林。他的事务所给我一份工作，我周一就去上班。”
“周一？”
“是的。”
“这么说你已决定了？”
“是的。”
“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是说在这件事上我根本没有发言权，是不是？”
“我没法再回公司了，克莱尔，我今天已经和鲁道夫说过了。”
她又喝了一口酒，轻轻地咬了咬牙，一股怒气冲了上来，可她又压下去了，她的自我控制能力真是令人惊讶。
我们都看着火，被它那橘红色的火焰所吸引着。她又开口道：“我可以问一下这将对我们的经济收入有何影响吗？”
“情况不一样了。”
“新的工资收入是多少？”
“年薪三万。”
“年薪三万，”她重复着这个数字，接着又说，但声音很低，“这还不如我挣得多呢。”
她的年收入是三万一千美元，但再过几年，她的工资会增加很大幅度，也就是说挣大钱的日子为时不远了。为了达到我这次和她商量的目的，我不想算这笔经济账。
“我去搞公益法并不是为了钱的问题，”我说道，尽量不显得太清高的样子，“就我所知，你当年上医学院也不是为了钱吧。”
正像这个国家的那些学医的学生一样，都信誓旦旦地说学医并不是为金钱所吸引，她也说是为了救死扶伤，发扬人道。那些学法律的人亦是如此，其实他们都是言不由衷的。
她一边看着火，一边盘算着。我猜她一定是在考虑房租问题，这套公寓的确不错，每月二千四百美元能租这样的房子就相当不错了，设施装备一应俱全。对于地点我们也十分满意，无论是位置，还是周围漂亮的住房、一流的邻居，都无可挑剔，只是每天我们在这个环境待的时间太短了，我们也很少注意到这里的优越条件。如果搬离这个地方那可就得有个思想调整过程，但是我们能够承受。
关于收入的事我们都是彼此公开的，谁也不瞒着谁。她知道我们俩每月共同收入是五万一千美元，外加活期存款账户上一万二千，可是我很吃惊怎么我们结婚六年来竟没有多少积蓄。可能是一旦进入大公司的快行道，财源滚滚，用不着去想这件事的缘故。
“我想我们得调整一下了，是不是？”她说，说话时两眼冷冷地盯着我。我知道，“调整”一词是有着深刻内涵的。
“我想是的。”
“我累了。”她说道，说着喝完最后一口酒就回卧室去了。
说来可怜，我想，我们就是想象个样似的吵一架把各自心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