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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南京雨花台附近发现一块古碑。该碑以青石雕成，体型高大，高2。64米、宽0。84米。碑首有浮雕双凤等云纹，碑座下部镂刻海水、江牙、山峰和四合云纹，上部饰云雁祥云图，工艺精湛，碑身正面四周镌缠枝花纹，碑首额书竖题阴刻篆书“皇明”二字。碑文中有“南京司礼监等衙门宦官等官义会碑”字样，上列了27名宦官名号、出生地。明代南京作为永乐以后地位仅次于北京的“南都”所在，宦官势力相当强大。此碑属宦官等人的“义会”所立，表明了当时在南京的宦官出于某种需求，或许就是互助，已经有集体的“联谊”会了。
这类自养、自助组织部分地改变了宦官晚年孤苦无依的窘境生活，但毕竟是以宦官身有余钱为前提的。清代宦官的俸禄，主要为月银、月米、公费银三种。月银最高八两，最低二两；月米最高八斛，最低为一斛半；据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中记载：每月宫殿监督领侍给银八两，米八斛，公费制钱一串三百。宫殿监正侍、宫殿监副侍，均给银七两，米七斛，公费制钱一串二百。宫殿监执守侍，均给银五两，米五斛，公费制钱一串。侍监给银四两，米四斛，公费制钱七百。笔帖式侍监给银三两，米三斛，公费制钱七百。其余太监，给银三两者，米三斛；给银二两五钱者，米二斛半；给银二两者，米一斛半；上述三者公费制钱均为六百文。除了正式俸禄，宫廷宦官的收入还包括各式各样的赏赐。赏赐的名目有年节例赏、喜庆特赏、加赏盘银等。赏赐不仅是银两，还有珠宝玉器、绫罗绸缎、古玩字画等实物。由于宦官的身份和地位的差异，所得赏赐往往有天壤之别。宦官每年所得的赏赐，往往超过俸禄。尤其是上层宦官，每年的赏赐更是远远超过正式俸禄。下层宦官，一年之中的赏赐常常极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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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凉结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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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多数下层的宦官在年轻力壮时往往因心情苦闷而狂喝滥赌，余钱不多，到其年老离开皇宫时更是所剩无几，生活的悲惨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既没有能力购置田房，亦无余钱拜师，因而也不能入住寺观，只能流落在外地异乡，以乞讨为生，直到冻饿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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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权宦与英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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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制度这个毒瘤，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派生物。对此，无论是皇帝，还是封建士大夫们都无可奈何。宦官专权，更是专制皇权下的一个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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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宦与英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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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制度这个毒瘤，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派生物。对此，无论是皇帝，还是封建士大夫们都无可奈何。宦官专权，更是专制皇权下的一个衍生物。
宦官擅权，大体可分为两种形式：其一，受皇帝的指使，弄权干政；其二，欺蒙皇帝，媚上欺下。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皇帝完全控制的干政行为，而后者则控制了皇帝；前者常常表现为有恃无恐，而后者则常常表现为为所欲为；前者对朝廷政治，有时能起到积极作用，对统治的危害表现得不够明显，而后者常常是祸乱深重。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
封建专制政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君主处于极端孤立和虚弱的地位。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负责调节、监督、控制整个官僚机构，王朝的一切重大事务都由他一人裁决，其意志高于法律，如清代乾隆皇帝所言“乾纲独断”。这样一来，一方面皇权专制，大权集于一身，就必然使各级官僚机构和官吏的行为仅仅是对上、最终对皇帝负责，而各级官吏的营私舞弊，皇帝身居九重之内根本无法监督。另一方面，皇权的至高无上，使皇帝产生失去宝座的恐惧感，对所有的人都存有戒心。皇帝既要摆脱这种被动和繁重的任务，同时又要保护自己的至尊至贵，不得不选择合适的亲信做帮手，而家奴宦官便成为最佳人选。
宦官，作为“刑余之人”，是皇帝的家奴，既没有与外界亲族的联系，又没有后嗣子孙和家业。他们惟一的出路是侍奉好皇帝，所以也就不由自主地将其主子———皇帝视为靠山。宦官的身份是低贱的，其生命和前途与皇宫的差事紧密相连，只有侍奉好皇帝，讨得皇帝的欢心，才是惟一出路。所以，宦官极力争取皇帝的宠信。双方各取所需，找到了权力延伸的基点。
皇帝把许多重要的事情都交给宦官去办，逐渐使宦官在宫廷斗争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在维护皇权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皇帝指使宦官干政，维护皇权，常常能达到以下几个目的。其一，防范任何人对皇权的任何颠覆行为；其二，压制在统治集团内部形成的任何势力集团，均衡皇朝权力；其三，夺回失落的皇权。
不同的朝代，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统治集团内部常常分化为不同的政治势力集团，而这些政治势力集团的不断发展，最终会对皇权构成威胁。如东汉时期，由于幼主临朝而膨胀的外戚势力，对皇权的威胁最为强烈。皇帝为了夺回落入外戚手中的权力，常常把宦官势力作为所倚重的力量。汉和帝利用郑众诛灭窦氏外戚，汉桓帝利用宦官五侯诛灭梁氏外戚便是明证。
统治者这些做法，常常是弊大于利，无异于饮鸩止渴，给予宦官权力越大，带来的祸患就越深重。宦官一旦受皇帝指使得到了参政干权的机会，私欲膨胀，就会极力摆脱皇帝对他们的控制，造成专权局面。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皇帝对宦官的过分骄纵，最后导致宦官专权的现象，史不绝书。
我们也看到，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宦官，他们或在政治上有所建树，或在外交上扬威，或在科技上有所创新，因此得以青史留名，为后人所景仰。遗憾的是，与整个腐朽的宦官群体相比，他们是如此的渺小，他们放射出的光芒无法掩盖整个宦官集团的丑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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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宦之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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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高指鹿为马
赵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朝的著名宦官。赵高是赵国人，出身卑微。其父因犯重罪，被处以宫刑；其母被没入官家为奴，后来与人苟合而生下赵高。
秦始皇一统六国后，大规模充实后宫，嫔妃多达万人。庞大的后宫需要众多的宦官，为了补充后宫服役者的队伍，一些战败国的宦官也与宫中美女一样作为“战利品”归入秦后宫。赵高就是在秦灭亡赵国后，作为阉宦被掳入秦的。由于他身体强壮，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兼之粗通法律，在宫中很快崭露头角，被任命为中车府令。
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东郡落下一块陨石，上书“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大字。不久，始皇的使者从关东夜经华阴时，突然有人持玉璧拦住使者说：“秦始皇今年将死！”然后放下玉璧倏然而去。连续发生的不测之事，使秦始皇深感不安，急忙命人占卜，卦辞说只有外出巡游方可化凶为吉。秦始皇听信术士之言，于次年（公元前210年）出咸阳巡游，次子胡亥及丞相李斯陪同左右，赵高以负责皇帝乘舆的中车府令身份随驾出行。当车驾行至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南）时，秦始皇突患重病。他自感时日无多，急令赵高给长子扶苏发诏书，让其把所属部队交由大将蒙恬掌管，然后迅速赶往咸阳办理后事并继承皇位。诏书尚未送出，时年50岁的秦始皇即病亡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县西北）。丞相李斯认为贸然宣布秦始皇的死讯恐怕会引发全国的混乱，决定秘不发丧，而命令车骑加快向咸阳进发。
“秘不发丧”为赵高后来实施偷梁换柱的冒险计划提供了一线机会。他深知为人正直的长子扶苏一向对自己不屑，手握兵权的大将蒙恬亦是如此，蒙恬的弟弟蒙毅更在言谈举止间时常流露出对自己的厌恶。相反，胡亥却跟随自己学过书法与法律，一旦胡亥能够继位，自己必将得到重用。赵高深思之下，决定冒险扣留秦始皇遗诏，进而谋划胡亥继位，以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为了达到目的，赵高首先游说争取到大权在握的丞相李斯的支持，然后与李斯、胡亥一道，诈称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并伪造令扶苏与蒙恬自杀的遗诏。太子扶苏与名将蒙恬接到诏书后被迫自杀，稀里糊涂地成了赵高“沙丘之谋”的牺牲品。
阴谋得逞后，赵高挟二世胡亥回到咸阳，随之向天下宣布了秦始皇驾崩的消息，宣布胡亥继承帝位，即秦二世。赵高被任命为中书令，位居列卿之位，成为朝中的实权人物。为了堵住众大臣与诸皇室公子对矫造诏书的怀疑与不满，赵高与胡亥对朝臣大肆杀戮。继扶苏、蒙恬之后，蒙毅、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等大批功臣都纷纷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受株连者数以百计。与此同时，赵高与秦二世对皇室诸公子、公主亦大开杀戒，12位公子“戮死咸阳市”，“十公主死于杜”。公子将闾自杀前仰天大呼“我无罪”，然后与其兄弟三人含泪拔剑自杀。自此以后，大臣凡是进谏者均以诽谤罪论处，更有甚者，百姓面色不好也要治罪。整个国家，人人自危，处于一片恐怖之中。
在赵高的愚弄下，本来安于享乐的秦二世更加纵情酒色、怠于政事，进而为赵高胡作非为、欺上瞒下创造了有利条件。此时朝廷统治腐败，百姓的赋敛、徭役沉重，加上阿房宫之类庞大工程的修建更使民穷财尽，陈胜、吴广起义随之爆发。然而秦二世在赵高的蒙蔽下对岌岌可危的局势一无所知，继续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
秦二世荒淫愚昧，宰相李斯为秦末岌岌可危的形势而忧虑。李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及其后建立封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立下过汗马功劳，其人才学过人，因而备受秦始皇重用。李斯亦为“沙丘之谋”的策划者之一，秦二世对他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