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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高力士本姓冯，在圣历初年被岭南讨击使李千里进贡入宫后，由宦官高延福收养为子，改姓高。中唐以后，宦官收养儿子的数量大为增加，有的宦官一人即收养义子数十人乃至数百人，发展成为极具威胁的政治力量。为了抑制宦官的势力，历代王朝都曾作出一些禁令或限制宦官收养义子的有关规定，唐代就曾规定宦官只许收养十岁以下的阉童一人为假子；宋代也规定年满三十的宦官才可以收养一个小宦官为假子，并需登记备案，不过上述规定最后都成为一纸空文，宦官收养义子的数量都大大超出。唐代权阉仇世良养子五人，彭献忠有养子六人，杨复恭养子更在六百以上，而且他们的养子也不尽是阉人。宋代也有许多宦官收养宫外正常男孩，宋真宗时还有宦官外出掠劫民家小儿，以致出现其母抱儿投海的惨剧。清代权阉李莲英也收养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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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人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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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宦官到中年，朝廷允许其领养假子，但并不是每一个宦官都有能力领养的，他必须具备相当职位和经济能力作为条件。换言之，一个宦官要想成为养父或义父并非易事。因为在人们的世俗传统，入宫为宦本非光彩之事，而做其养子更是有辱祖宗，若没有高官高爵或丰厚的钱财相吸引，是不会有人甘愿为之的。同时从另一角度看，大宦官们都很看重养子，养子不但可以继承其财产和爵位，更重要的是养子可以为其尽孝，在其死后应披麻戴孝、服丧守灵，并在年节之时为其祭祀，如此一来方能在其死后不至成为没有依托的孤魂野鬼。所以，宦官们对养子的选择一般来讲还是十分慎重的。
明清宦官与传教士
宦官们遭受宫刑之后，心理和生理上严重失衡，因而在心理和感情上需要寻找寄托，所以他们大多数人信佛，相信因果报应，认为自己阉割为宦不过是削发出家。这样，以求得他们心理的平衡。
唐肃宗时期以丑陋凶狠著称的权阉李辅国经常身挂念珠，不食荤腥。明代正派刚直的宦官兴安临终前要求将自己的骸骨磨成粉，埋入佛寺。权阉王振也笃信佛教，明英宗朱祁镇曾在智化寺为王振建“族忠祠”，并供奉王振的雕像。
清代顺治帝的心腹宦官吴良辅尤其喜好佛事，进而影响了年轻的皇帝，他常引见佛学高僧与皇帝往来。吴良辅在病重时，还举行了别具一格的剃度仪式。宦官们信佛并不是悟性顿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在知识上相对肤浅，天资上也无过人之处，他们信佛只是在苦闷中寻找一种心灵的寄托，以求得一丝可怜的宽慰。
宦官信奉道教的也很多。同治十年，慈禧太后身边的二总管刘多生拜北京白云观观主张宗洛为师，并取法名刘诚印，道号素云道人。他后来还继任白云观第二十代观主，并在龙门派的基础上创出了龙门分支霍山派，成为一代道教宗师。刘多生为了扩大道教的声势，曾先后捐募白银两万一千多两，在白云观传戒三次，受戒者达一千一百多人，宫里有许多宦官都受了戒。刘多生还自捐白银三千六百多两，购昌平县良田十五顷，作为白云观的香火之资。据统计，在北京城郊共有明、清时代的宦官寺庙二十六处，仅刘多生一派建造的就有二十处之多，其中尤以地安门鼓楼后娘娘庙胡同的鸿恩观、北海东夹道的素云观和蓝靛厂立马关帝庙规模最大，香火也最盛。
除了信奉佛、道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宦官———主要是上层宦官在与西方人———主要是传教士的交往中信奉了西教。
16世纪后，西方殖民势力兴起，开始对全球进行扩张，建立殖民地，美洲大陆、非洲沿岸地区、亚洲的印度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殖民地。伴随着着西方殖民者的足迹，西方传教士也接踵而至。至迟在明万历年间，在晚明宫廷中就出现了西方传教士的踪迹。他们在传播西方文明的同时，也与中国各个社会阶层进行了交往，这当中就包括有晚明社会极有影响力的宦官群体。
利玛窦是最早进入中国内陆的耶稣传教士之一，万历十一年（1583年）他在广东肇庆开辟了第一个传教点，以后又去韶州、南昌等地传教。在利玛窦交接的朋友中有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1598年6月两人准备一起乘船去南京。在商议进北京之后如何活动时，王忠铭暗示利玛窦，将一座西洋钟送给皇帝之前，亦须将另一座同样的钟送给宫中的一个管事宦官。王忠铭的建议启发了精明的利玛窦，使其明白了要把天主的福音带到中国皇帝的身边，就必须先打通宦官这一至关重要的关节。因而利玛窦到南京以后，就非常注意结交上层社会的宦官。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六章记载利玛窦在南京时，所结识的一位权阉：一个几乎拥有无限权力的人，他就是皇宫的太监总管。他管理着京城内的几千名太监。他还管理着京城各城门的税收……这个人还兼有各种职务，他总是大肆耀武扬威，显示自己的权力。他上了年纪，有点老朽，像一切宫廷太监一样，他也有些谄上欺下，在接待利玛窦神甫时就表现了这种性格。他的几个手下人吩咐利玛窦要用一定的头衔称呼他，诸如殿下之类……这位太监头子耳朵不中听，有名助手在他耳边说话，想来是重述神甫的谈话内容。在最初进见时，利玛窦就按照习俗主动地祝愿主人千岁。老人听到这种祝愿，十分高兴，会见结束时就拿出一件厚礼送给利玛窦神甫。神甫没有接受，也没有答应把主人所要的玻璃三棱镜送给主人。据说，利玛窦所结交的这位“拥有无限权力”的“太监总管”就是大宦官冯保。
翻阅有关史料佐证，发现此说并不足信。冯保是万历初年司礼监掌印太监，与一代名相张居正同时把持朝政。他内侍皇太后，外倚张居正，挟制幼帝，皇帝“有所赏罚，非出保口，无敢行者”（《明史·冯保传》）。但至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皇太后时已久归政，冯保就失去了依凭的靠山，1586年神宗便对冯保执役重刑———杖责八十，并将其谪贬南京闲住，并尽籍其家。被贬在南京的冯保此时绝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权力和声势。同时，利玛窦一生仅到过南京三次，从他活动的时间，可以推断与这位老宦官相识大约是在1599年至1600年，这距冯保被贬已有十三年时间，以冯保在其家被籍的窘迫境况下恐怕很难与利玛窦见面。但不管怎样，明代宦官与耶稣传教士于此时已经开始有联系了，这一点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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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人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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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9月，利玛窦初抵京师，“客忠铭家，宫内宦官首领来访，颇羡赏其贡物，然见彼无炼金术，不为上达。时有流言，谓此种外国人得为日本人间谍，彼等为慎重计，复返南京”（费赖之《入华耶稣传教士列传·利玛窦传》）。利玛窦第一次进北京传教的计划流产了，在京逗留两月后利玛窦离开了京师。但就是在短短的两个月中，从宫中宦官对其进宫的阻碍，从身居高位的王尚书也需要同宫中宦官拉上关系的事例上，利玛窦意识到宦官在明代高层权力结构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
1600年年初，利玛窦偕西班牙籍耶稣传教士庞迪我二度进京，就“依某权阉之庇”，此处所云的“权阉”是利玛窦由南京出发同行的一位刘姓宦官。利玛窦二度进京本想依托宦官的庇护，孰料在山东碰上了麻烦。
当利玛窦行至山东临清时，遇到贪婪的税监宦官马堂。马堂作为税使，其职责是对进京上贡的西方传教士加以保护，并及时上奏皇帝。但马堂却下令将一切物品运到府内保存，让利玛窦等候御旨。而一道从南京北上的“权阉”刘某却撇下利玛窦一行，自己单独进了京。眼见马堂企图将贡物送至府内“保存”，精明的利玛窦急忙以自鸣钟需要专业人员照看为由加以拒绝。马堂勉强答应贡物留在船上，并派两名差役看守。利玛窦等人在天津滞留数月，直到一日万历帝突然问起西洋自鸣钟为何不送入宫中，宫内宦官这才赶紧传旨让利玛窦一行进京，此时已到1601年元月8日。
利玛窦进入北京，几经周折，这既反映出万历皇帝的昏愦，又看出宦官马堂等人的专横和贪婪。宦官们的贪婪和无知，进入中国内陆传教的其他耶稣传教士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过领教，如意大利籍传教士郭居静第一次随利玛窦进北京时，乘的是王忠铭向宦官租的航速较快的“马舟”，郭居静性喜清静独处，自己出钱租下一间大舱，与王忠铭的仆役分开，预先已把议定的租钱的一半（十六两银子）付给了舵手，而船主宦官竟然不管已付一半的事实，硬要勒索全部租赁费。最后甚至威胁要把郭居静赶下船，最后还是利玛窦多方劝说，请王忠铭出面，才没让骄横的宦官得逞。
1604年，葡萄牙人费奇规由南京至北京，一路也是“颇受导引之阉人虐待”。费奇规受到负责船队的宦官的威胁，要把他赶下船去，行贿之后才摆脱了困境。此次与费神甫同行的还有传教士黎宁石、杜禄茂等人，他们在经过由宦官把守的关津时，常常要送些小费才能顺利过关。
汤若望是明清之际活跃在京师的耶稣传教士，他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过杰出贡献。“崇祯十年十二月，钦天监官自知测验不及西士，心甚嫉妒，乃上疏言汤若望等所讲天主教道理，大悖尧舜孔子之道。上疏后，又贿嘱内宦，在帝前毁谮西士。”（黄伯禄《正教奉褒》）由此可见，朝廷内保守势力还曾与宫内宦官相勾结，阻挠耶稣传教士在钦天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