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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目张胆的敲诈。东汉后期，宦官专权，朝中大小事务都是宦官决断，宦官利用手中的权利，明目张胆地敲诈百官、百姓。灵帝时，下令天下郡县进贡木材给皇室，各郡进贡的木材运到洛阳时，负责接受的宦官乘机敲诈勒索，大肆中饱私囊。灵帝末年，渤海王刘悝因不肯贿赂宦官王甫，王甫大怒，诬告刘悝谋反，结果刘悝不得不自杀，他的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使女二十四人，都死在监狱中。
大肆兼并土地，是东汉宦官敛财的又一途径。中常侍侯览，“贫侈奢纵，前后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宦官张让更是持灵帝之宠信，“一书出门，便收千金。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通过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两汉时期，主要是东汉的宦官积累了大量的不义之财，过着王公贵族般的骄奢生活。安帝时，中常侍樊丰，“各起家舍、园池、庐观，役费无数”。而中常侍赵忠的家园，建筑得像皇宫一样豪华，以致汉献帝后来在皇宫被焚毁后还到赵忠家住宿。
西汉时，宦官势力比较弱小，所以社会地位也不高。东汉时，尤其是东汉后期，宦官势力大增，社会地位也相应有所提高，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表现出来。
娶妻纳妾。宦官本是刑余之人，性功能遭到破坏，这在封建礼法社会，深为时人所不齿。宦官为了挽回社会群体对他们的蔑视，利用手中的权势和不义之财，也大量地娶妻纳妾。“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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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于宫廷和朝堂之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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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收养义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宗法社会的礼仪准则。东汉时期的宦官一方面是为了雪耻，另一方面为了使自己的庞大家产后继有人，开始收养义子。郑众是第一个收养义子并且袭封爵位的宦官，这只是特例，并没有获得制度上的准许。到了汉顺帝四年（公元136年），顺帝下昭，表示宦官可以收养义子、袭封爵位，于是宦官养子形成风气。
守丧建坟，这是宦官取得的一个重大突破。按照礼制，宦官作为阉人，是不可能守丧三年的。不仅如此，宦官还为自己预筑坟冢。按照汉代礼制，只有皇帝、诸侯王才可以预筑坟冢。
开办学堂。灵帝时，宦官创办了一所与太学相对立的学校———鸿都门学。“光和元年（公元178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后汉书·蔡邕传》）学校主要教授辞赋、书法，凡进入的学生都受到朝廷的重用，可见是为了扩大宦官的社会基础。
魏晋南北朝宦官
魏晋时期，曹操目睹汉末宦官为祸之烈，因而当政时严厉制抑宦官。稍后魏文帝曹丕继承了这一政策。曹丕规定宦官不得出任外朝官职，同时内廷官衙的最高官职由士人出任，降低皇太后诸卿的政治地位，这些有力措施大大裁减了宦官的权力。
两晋时期，基本上继承了曹魏制度，虽然时有宦官与朝臣结党情况，但宦官一般未能担任外朝高官，基本上限于内廷事务，亦未形成政治性集团，特别是东晋士族势力大盛，宦官集团势力进一步衰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南朝。
北魏时期，“阉官用事，大者令、仆，小者卿、守”（《通典·职官》）。宦官不仅拥有高官厚爵，而且其实际职权远远超出了内廷杂物。北魏，宦官专擅政务者不在少数，最烈者前有宗爱，后为刘腾。宗爱拥立吴王拓跋余为帝后位居元辅，“坐召公卿，内外惮之”。刘腾专政时，朝中九卿、八座重臣，亦须“旦造腾宅，参其颜色”。执掌中枢大权之宦官，并非仅宗爱、刘腾二人。宦官王遇曾任吏部尚书，赵黑曾出任选部尚书，继之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选部尚书。宦官出任吏部最高长官，执掌官吏，这在历代极为罕见。而且，北魏宦官也开杀戮帝、后之先河，权阉宗爱曾将魏太武帝拓跋焘杀害，刘腾曾在孝明帝时将灵太后囚禁起来，孝明帝亦无法相见。
干预军务，出任地方长官，也是北魏宦官一大特色。太武帝西征时，宦官仇洛齐“从平凉州，以功超迁”（《魏书·仇洛齐传》）。孝文帝南征时，宦官抱嶷“亦刺史随驾南征，常参侍左右”。北魏宦官出任刺史、郡守、县令的情况相当普遍，据余华青先生统计，《魏书·阉官传》中，可考出任过州刺史的宦官者有二十人，出任郡守亦有七人。
营建工程，尤其是政治性工程，亦为宦官把持。宦官王遇曾官任将作大匠，洛阳的许多宫殿都出自其手。“北都方山灵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庙，洛京东郊马射坛殿，修广文昭太后墓园，太极殿及东西两堂，内外诸门制度，皆遇监作。”宦官刘腾、孟鸾亦曾出任过“营诸寺舍”的官职。
在广泛参与政治活动中，北魏宦官相互投靠援引，逐渐形成了中人朋党，不少大宦官还收养义子，进一步壮大了宦官集团势力。北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不仅延续了中原汉族封建王朝的宦官制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扩展了宦官干政，在某些方面把宦官制度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开唐代宦官制度、擅政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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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膨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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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封建社会进入繁盛时期，各种典章制度都走向成熟，宦官制度也走向成熟。宦官由于干政有了强大的制度保证，开始由控制内廷到控制外廷，控制军权进而控制皇权。
前面已经说过，隋文帝时已经在内廷设立了内侍省，唐初进一步完善并正式确立，宦官内廷系统正式确立，并开始和外廷官僚系统对抗。不过，宦官势力在有唐一代的真正膨胀还是来自于宦官对军权的逐步渗透，其中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
唐代宦官势力的膨胀
宦官监军制度，是宦官势力走向膨胀的第一步。747年（玄宗天宝六年），大将高仙芝率军征讨，玄宗派宦官边令诚监军，唐代宦官监军由此开始。安史之乱后，朝廷派出了大量的宦官到各地藩镇监军。不久，在藩镇设立常设监军机构，即监军院或监军使院，以监军使为长官，下设监军副使、判官、小使等僚属。到了德宗年间，在中央设令监军使，由宦官担任，统领各地监军使，监军制度从地方到中央都建立起来。
为了加强监军使在军中的地位，监军使还在军中挑选精兵，建立自己的亲信部队，和藩镇分庭抗礼。宦官监军使的权力，最初只是监察军事，后来逐渐扩展到地方事务的各个方面，逐渐和藩镇节度使平起平坐，宦官势力渗透到地方各个角落。
神策军中尉制度，是宦官势力恶性膨胀的第二步，也是关键的一步。
神策军始建于754年，始作俑者是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当时只是一戍边部队。764年（唐代宗广德二年），宦官鱼朝恩利用平定吐蕃之际掌管神策军，自此以后正式由宦官掌控。神策军最初只是分左右两厢，到德宗贞元年间开始扩充为左右神策军、左右神威军、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十支，其中羽林、龙武、神武三军在唐宪宗年间也归为宦官统领。不过，这十支禁军部队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是神策军，设神策中尉两人统领，常年的兵员在十万人左右，而且军饷充足，担任镇守京畿的重任，号称天子护军。在安史之乱后，藩镇林立，外重内轻的局面一直让李唐王朝难以应对，以神策军为首的禁军系统实际上成了他们惟一的一支可以依靠的核心力量。而自德宗后，宦官完全掌握神策军为首的禁军，实际上等于把住了李唐王朝的命脉。
宦官势力恶性膨胀第三步，枢密使制的确立。枢密使制，始于宪宗。“宪宗元和中，始置枢密使二人。”枢密使初设之际，职权范围受到一定限制，但是逐渐侵夺了宰相职权。晚唐时期，权阉多以枢密使身份执掌机密并参与国政重大决策，甚至与神策军中尉一道，决定君主的废立。有鉴于此，两枢密使与两神策军中尉号为“四贵”，同为宦官长期把持之职位。“是二者，皆极重要之地，有一已足揽权树威、挟制中外，况二者净为其所操乎！”（赵翼《廿二史札记》）
监军使制、神策中尉制、枢密使制，加上原有的内侍省，唐代的宦官内朝体系真正完备起来。皇帝借助宦官，分散了外朝宰相的庞大权力，在外朝和内廷之间，保持了一个相对的平衡。但是，物极必反，在完善内廷系统中，宦官掌握了中央禁卫军队，参与了高级官僚的任免，使得宦官的势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膨胀，这种膨胀连皇帝甚至也无法控制。清代王夫之先生所言“军之生死，国之安危，毫厘千里之差九天九地之略皆系焉”，这恐怕是唐德宗亲手把禁军大权委托给宦官时所没有料到的。
中唐以后，在位君主多为宦官拥立。自穆宗至昭宗，中间除去敬宗，穆、文、武、宣、懿、僖、昭七帝皆为宦官所立。穆宗为宦官吐突承璀所拥立，敬宗为宦官刘克明所杀后宦官王守澄、梁守谦拥立了文宗，宦官仇士良拥立了武宗，左神策军中尉马元贽策立宣宗，宣宗后懿宗为左神策军中尉王宗实策立，僖宗为左右神策军中尉所立，昭宗为权阉杨复恭所立。由于宦官掌握中央禁军，所以能够在皇帝的册立中起决定作用，是时宦官的威权已在君主之上，在位君主亦须倚仗宦官权势才能维持皇位，因而对宦官极其畏惧。唐文宗在甘露之变后，曾被权阉仇士良当面历数过错而俯首听责。唐昭宗时，权阉杨复恭因拥立昭宗即位，甚至敢责骂昭宗为“负心门生天子”。唐代后期宦官的骄横恣肆，可谓前无古人、来者难追。
就现存史料来看，高力士有妻吕氏，李辅国有妻元氏，陈忠盛有妻成氏，孙常楷有妻邵氏，仇士良有妻胡氏，刘遵礼有妻田氏，等等。其中，不少宦官还广纳妻妾。有妻当然就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