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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的脸上移开，冲已从楼道里走过来的局长点着头笑着，弓着腰跟局长下楼去了。科长走十天，或者更长一段时间，科里也不会有啥事，科里真的连屁事也没有。
有一次科长刚跟局长下楼，赵勤奋便向许小娇和徐有福发表评论：小娇、有福，你们听出来没有？科长从来都是说“我跟”，而不说“我和”，这就是咱科长的精细之处。仅从这一点分析，将来那个副局长的位子就是咱乔科长的。这叫“于细微处见精神”，任何时候都让自己谦卑地“跟”在局长后面。而“我和”就有一种平起平坐的味道。只有市长讲话时才说“我和”：我和你们局长最近去了一次某某县，了解了一下基层的情况。市长才用这样的口气说话。所以“我跟”与“我和”，虽只是一字之差，但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一科和二科的科长就喜欢说“我和”。徐有福有一次你也说过“我和”，那次你跟局长下乡，进来办公室对我和小娇说：我和局长下乡去了。我当时心里想，这小子离倒霉的日子不远了。果然从那次以后，局长再没带你下乡。这就叫“一个女子赤身蹲在一块大石头上”——徐有福你用这句话的含义打一个成语。赵勤奋常在办公室随意奚落徐有福。徐有福你能不能打出来？我看你也打不出来！这个成语又不能让小娇打，算了，干脆我将谜底讲出来得了：因（阴）小失（石）大！徐有福你说你这家伙是不是因小失大？两个男人赤身蹲在一块大石头上，徐有福你再用这句话打一个成语，这次是一石二鸟。你们注意到没有？咱科长做事向来是深谋远虑、一石二鸟！咱科长不说当个副局长，当个局长、市长水平也是一流的！
副局长下乡一般是带刘芒果去，偶尔也带一次赵勤奋。可却很少有人带徐有福下乡。
为啥没人带徐有福下乡？赵勤奋一次趁徐有福不在办公室时告诉许小娇，徐有福这家伙形象长得魁梧。该局几个局长都比较瘦小，只有徐有福高大。几年前有一次局长带他去某县下乡，到县里一下车，分管该项工作的副县长便抢上来抱着徐有福的手使劲摇，嘴里还说着“欢迎局长到我县检查指导”之类的话。而局长站在一旁倒像个小干事或司机：“你说当时局长有多尴尬！”赵勤奋这样对许小娇说。
“那也不能怪徐有福啊！人家徐有福又没有说我是局长，只怪那个县长有眼不识——局长。”许小娇为徐有福叫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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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不怪徐有福？第一，徐有福应比局长晚下一会儿车，待局长与县长摇完手再下去；第二，即使同时下车，他也应将局长的茶杯端在手中，外套搭在胳膊上，迅速退到后面去。他县长再有眼无珠，也不会越过前边几个人跑到后边与徐有福摇手吧？而徐有福当时一下去，便泥塑木雕般地站在车前不动了，目光还像领袖一般向远方眺望，县长于是抢过来和他握手，你说不怪他怪谁？”
“徐有福是死相一点。”许小娇说。
“死相也没关系，如果他长得像我这样尖嘴猴腮，县长也不会错误地判断他为局长。偏偏他长得红光满面，高大威猛——古书里怎么形容这类相貌堂堂的男人来着？”赵勤奋眨巴着一双狡黠的小眼睛询问许小娇。
许小娇沉吟了一下说：“面如银盆，目如朗星。”
“对，就是这两句话！他的脸盘长得真是像银盆——这有点太高抬他了吧？什么银盆！他的脸盘简直像你、不，像我老婆的屁股蛋子一样。”
当时办公室只有许小娇和赵勤奋，赵勤奋这话说得太露骨，许小娇不高兴了，说：“不跟你说了，我看你应和副科长换一下名字，副科长叫赵勤奋，你叫刘芒——果！赵勤奋你说你像不像个刘芒——流氓！”
“怪了！被漂亮女人骂了心里也怪舒坦的。”赵勤奋自嘲地说着，在自己办公桌前坐下来，不再敢招惹许小娇，有点落寞地翻看一张本省的日报。
总之无论是因错将“我跟”说成“我和”，还是因身材高大，从那以后再没有领导带徐有福下乡。
徐有福不买手机的再一个原因是家里经济太困难。徐有福的妻子在市“艺研所”——艺术研究所工作。艺研所最有钱的是几个画家和书法家，卖字卖画收入颇丰。本市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常委刚当市长那一年，市政府一个局的局长调到县里任县委书记去了。这个局是一个十分抢手的局，多少双眼睛盯着这个局长位子。该局当时排在最前边的一个副局长十分着急。副局长伺候了这位独断专行的局长八年，现在抗战打赢了，蒋委员长却从峨眉山上跑下来摘桃子了！副局长怎能不着急不气恼？想想这八年是怎么过来的：好事和荣誉全是局长的，坏事、受委屈的事和困难全由副局长给顶着。有一次市长在大会上点名批评该局。因为该局一次将五个工人身份的人以干部身份调进了局里，暂时“以工代干”，伺机准备转为干部。虽然从理论上讲，工人是“主人”，干部是“仆人”，可现在要将一个“主人”调进党政机关变为“仆人”，你根本想不来要费多大的劲儿！市人事局分管“转干”工作的那个科室，科长的权力比别的局局长的权力都大。至于市人事局总是将手抄在背后的那位局长，见了人老是往天上看，即使见了市政府的其他同僚，一般也不会正眼瞧你。
局长将五个工人调进局里这件事，副局长并不知情。当时会场那么多人的目光刷一下向局长和副局长射过来，局长却将双手抱在胸前“我自岿然不动”，只是扭头淡淡地看了副局长一眼。这一眼就看得副局长坐不住了，当即弹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向市长作了深刻检查，说这件事与局长无干，全是他背着局长“弄下的”——仿佛他是背着自己的妻子养了一个小妾一般——此刻他已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愿意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绝不会有一点怨言。而且他为自己的行为影响了局长和局里的声誉表示歉意，他一定记取这件事的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以不辜负局长和组织多年来的培养云云。
那天晚上回到家里，副局长都不知道自己这番话当时是怎么脱口而出的。他和局长简直像演电影一样，局长是张艺谋或者陈凯歌，他则是巩俐或者陈红。局长使一个眼色，他就得冲上去表演一番，而且演得必须“像真的一样”。巩俐演《秋菊打官司》时，为了演得“像真的一样”，据说吃了许多苦，遭了许多罪。而刘晓庆和陈冲当年演《小花》时，其中的哪一个为了“找到哥哥”往山上爬时，手和膝盖都磨破了！问题是这些演员因为表演到位，一夜之间名噪全国，而副局长虽然表演得也到位，可这个局长位子仍然岌岌可危。就好比电影《英雄儿女》里的王成，副局长一个人在山头上打退了多少次美国鬼子的猖狂进攻，可到最后战役总结时，首长却要将大红花挂到另一个根本没有参战的人胸前，你说这让人有多委屈？八年来副局长为局长挡了多少事，局长屙下的屎，得由副局长去打扫干净。那次调五个工人的事，相当于一个女人领着一个孩子哭哭啼啼来到会场，本来是局长的私生子，副局长却得勇敢地去认领，自告奋勇去给这个莫名其妙的孩子当爸爸，这种事情带来的耻辱感局外人怎么能体会到！
当时的传言对副局长十分不利，就是说他很有可能当不上局长，八年的努力将成泡影。副局长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想给市长去送钱，可据说市长从不收钱。后来一个知情者向他透露，市长喜欢字画；市长属牛，生日是九月九日；那年又正好是牛年。知情者向他透露这些珍贵的信息时“惜语如金”，只说了这样三句话，再未多吐一个字。好在副局长是领悟能力很强的那种人，当天晚上他就带着两条软中华香烟和两瓶茅台酒找到了徐有福家中。副局长与徐有福同年由学校毕业分配到市政府机关工作，那时他们都没结婚，俩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一有时间便去打几盘乒乓球，有一段时间过从甚密，后来渐渐疏远了。那天晚上副局长突然登门，他向徐有福开门见山说明来意：他想让徐有福的妻子带他去市艺研所认识一下那位以画牛而闻名全省的画家。
后来的事情就简单了。副局长以八万元的价格向画家“订做”了一幅画，创意是这样的：九头雄壮的牛像徐悲鸿画的奔马一样在画面上“奋蹄”，其中一头牛最大，奔腾得也最有气势与力度，给人一种凌空而起即将穿云破雾的感觉。当时副局长给画家讲述自己的创意时，还和画家开玩笑，他说：“当然你不能将牛画的像飞机一样在空中穿云破雾，一旦发生空难怎么办？那不两万斤大米就全完了！我的意思是，你得将这个‘领头牛’画的既有凌空腾飞之感，又得让它的两条后腿牢牢地根植在坚实的大地上！”
画家当时不停地冲副局长点头。自从这位属牛的市长当市长后，他的“牛画”一下卖得火爆起来，可一幅画卖八万元的高价，还是第一次。他当时画的售价是，画一头牛带两只小牛，卖二百元；画两头牛带四只小牛，卖五百元。他一天至少可以画两至三幅。可现在九头牛卖到八万元，连画家自己都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对副局长的话当然言听计从，满足他提出的各种要求。
九头牛呈奔腾之势，意味着有九牛二虎之力。副局长的创意并没到此止步。他要求画家在九头“实牛”之外，再画九头“虚牛”，即九头大小不一的“实牛”以九头若隐若现的“虚牛”为背景。这意味着九头牛若奔出画面之外，后面又会有九头牛前仆后继跟上来。画外之意是：有多少头牛奔出画面之外，就会有多少头牛补上来。就像当年朝鲜战争中美国鬼子向我阵地冲锋一样，每次有九个美国鬼子编队冲上来，被打死后又会有九个编队冲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