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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三、第一阶段的谈判结束后，就不失时机地进行第二阶段的谈判。这就是所谓对付ABCD（指美、英、中、荷四国）包围圈的一个策略。在珍珠港，当地的指挥官不希望设置防鱼雷网的意见，并没有消除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对飞机施放鱼雷的担心。
因此，斯塔克于六月十三日向各海军军区司令分发了一个文件，题为《关于防止鱼雷攻击的设置》。同时又将该文件的抄本送交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斯塔克在该文件中指出：
“我们设想，要使飞机施放鱼雷成功，水的深度必须至少达到七十五英尺（二十二点九米）①。同时，鱼雷必须（在水中）航行二百码（一百八十三米）左右才能启动爆炸装置。但这些也许会发生变化。”
由于斯塔克在文件中说“鱼雷在水深四十英尺（十二点二米）以内可能不会航行（会直坠海底）”，因此金梅尔和他的同僚经过研究后认为，“珍珠港不存在受到鱼雷攻击的危险”②。
结果，对珍珠港所部署的防止飞机施放鱼雷的设置问题，实质上就此以后不了了之，在开战时未采取任何措施。不仅如此，在加强珍珠港防空力量方面，也同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所许下的“优先处置”的保证截然相反，情况很差。
可以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最大原因之一，是低估了日本海军越洋进攻的能力——认为日本无法造出可用于水深十二米的珍珠港的浅水鱼雷——和轻视塔兰托海战的教训。金梅尔将军在珍珠港事件调查会上所作的如下证词，就清楚地暗示了这一点：
“我知道那种飞越海洋的远征是有因难的。我也懂得日本航空母舰的续航能力。我对日本的进攻计划和执行这一计划的能力抱有许多怀疑。关于日本航空队的情况，我们收到了种种报告。我觉得不仅是我们，就是海军部的全体人员，对日本航空队所取得的战果及其攻击方法都会感到大吃一惊。。”另外，从太平洋舰队作战参谋麦克莫里斯上校的下列证词中，可以窥见他们对日本海军实力估计过低。他说：
“由于＇日本＇距离珍珠港很远，存在着补给上的问题，所以对攻击珍珠港的可能性，我是打了很大折扣来考虑的。对珍珠港内舰艇船只的攻击，特别是在英国航空母舰发动塔兰托海战之后，可以想见，由于珍珠港水浅，而飞机施放鱼雷时，如果没有一定深度的水，鱼雷是得不到必要航行距离的，再加上高射炮火对攻击机的伤害很大，因此，我对这种攻击会取得成功表示怀疑。我不认为采用这种方法能够从日本本土发起有效的攻击，因而没想到日本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损失。”
然而，正如后面所详述的那样，我国海军也在英国航空母舰舰载飞机于塔兰托海战中进行鱼雷攻击所获战果的刺激下，加紧研制沉度为十二米的浅水鱼雷，终于取得成功。
① 我国海军攻击珍珠港时飞机所施放的鱼雷，是一种可以朝十二米深的水域里施放的浅水鱼雷。——原注
② 珍珠港抛锚处的水深约十二米。——原注
推论德苏开战的影响
十六日，召开了联络恳谈会。松冈外相突然反对十二日已经决定了的《关于促进对南方的对策问题》，他说：“昨晚我想到三点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这将不可避免地招致国际上的不信任。作为一直被说成没有国际信义的日本，必须考虑这一点，在德苏两国形势紧张的今天，对这种进驻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及川海相说：“。。要变更前些日子决定下来的东西，这样好吗？”
松冈外相说：“我脑筋不好，事后我想了一下。。”
（有人插话问：“你没有变卦？”）
外相说：“没有变卦。不管怎么样，得让我再考虑两、三天。虽然你们说不存在不信任的问题，但我自己认为有一种不信任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得不上奏天皇陛下。这个问题不搞清楚的话，那就不能上奏。去年叫你们攻占新加坡，结果没有去攻占，所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最后，决定让松冈再考虑两、三天，那天的会议就此结束。
二十一日，从下午三时至晚上十一时，陆海军两位军务局局长对松冈外相进行了热情的说服工作，最后松冈总算表示谅解，撤销十六日的修正事项，同意原来方案。其所以同意，是因为这次会谈中，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冈少将投松冈之所好，
暗示了攻占新加坡的可能性。他说：“一旦时机成熟，要挥戈北上，一旦英国本土崩溃，也要在南方进攻新加坡。”这样，外相才勉强同意陆海军的建议。
六月二十二日拂晓，德国开始向苏联发动进攻。
早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德国一面就以苏联为敌的三国同盟问题进行谈判，一面却又突如其来地同其对手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当时，日本国民对此感到惊奇。现在他们又得知德国已同苏联开战，深感变幻莫测的世界形势冷酷无情。关于德苏开战的传闻，日本政府早在四月下旬就已经收到报告了。最近一次的报告是驻德大使大岛于六月十六日拍来的电报，内容是：“下星期内德苏必定开战。”
那么，美国是在什么时候知道德苏开战的呢？
在希特勒入侵苏联前八天，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只要对所有情报加以判断，就会感到德国对苏联的大举进攻正迫在眉睫。只有希特勒才是首先要打倒的敌人，我们要从这个原则上尽可能给苏联以鼓励和援助。”美国收到上述电报时的反应，赫尔国务卿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希特勒要进攻苏联一事，我们早在半年前就掌握了确实的证据。因此，当听到德国入侵苏联时，我们丝毫也不感到震惊。”
这就是说，德苏两国开战的情报，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完全泄露给美国了。但是，赫尔所说的“确实的证据”究竟指的是什么呢？这里不妨分析一下美国情报活动的一些惊人片段。赫尔这样回忆说：
“。。一九四一年一月初，我（赫尔）从美国驻柏林商务参赞萨姆·E·伍兹那里收到了一份惊人的报告。伍兹是从某个德国友人那里搞到这份情报的。这位友人早在一九四○年八月就告诉伍兹说，元首大本营正在召开有关准备对苏作战的秘密军事会议。
“几个星期以后，据报纸报道，希特勒声称在‘不久的将来，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箴）到直布罗陀的所有地区内，将只能看到我的军队’，当时，这个情报就更加增强了其现实性。
“但是，伍兹的情报同当时希特勒正在策划进攻英国本土的其他许多情报和证词，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经伍兹和他的友人联系后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原来进攻英国的说法只是一种烟幕，其作用是要真正掩盖进攻苏联的计划和准备。
“另一方面，伍兹通过他的友人成功地同德国参谋总部取得联系，也获悉了进攻苏联的计划要点，即以莫斯科为目标，向主攻中央和攻入南北部两个方向打进三个楔子。所有的准备限于一九四一年春季完成。。”
希特勒于一九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在绝密的范围内发出了决定命运的第二十一号元首指令（《巴巴罗萨作战计划》）。
赫尔国务卿接到伍兹的报告时，甚至认为：“这是不是德国方面的一种谋略？”因为它是一份极其详尽的情报。大凡情报这类东西，其内容和可靠性是很重要的。赫尔把这份情报交给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阅看。胡佛的意见认为，这份情报应当说是可信的。另外，伍兹向赫尔暗示一个方法，即可以通过对流亡在美国的某著名德国人进行询问来确认提供情报的人和他自己的社交范围。副国务卿帮办朗接受任务，会见了这位流亡者，而国务卿和总统则另外就伍兹报告的正确程度和所要采取的对策进行了研究和商议。
可是，伍兹的这份报告却无比正确，完全象是在元首大本营会议桌下面记录下来似的。那么伍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用曾和他共事过的一位使馆人员的话来说：商务参赞伍兹是一个活泼而又善于交际的人，但是他对国际政治和历史的理解可以说并不那么内行。因此，我认为要将这类了不起的情报搞到手，他不是一个合适的人。由于伍兹是一个经济工作者，当然可以说，他对历史和政治是并不那么擅长的。
情报不是靠伍兹的惊人本领取得的，而是通过他友人所处的地位获得的。
因此，唯伍兹的这位友人才是德国的佐尔格（苏联的大间谍）式的人物了。此人虽反对纳粹，但却是一个同政府各部、德国国家银行以及地位很高的纳粹党员有着密切关系的有力人物。
一个反纳粹的德国人也许可能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毫不惋借地把国家的绝密文件提供给潜入敌国的代表。据说伍兹和他的友人经常在柏林的一家电影院里碰头。他们联系的方法是：这位友人先是买好两张对号入座的电影票，然后将其中一张送给伍兹，他自己则坐在紧靠着他身旁的座位上，趁着微暗的放映电影的时间里，将一张揉成小团的纸条敏捷地塞进伍兹的外衣口袋里。
根据赫尔的记载，名叫伍兹的这个商务参赞只有那么一个友人，这个意外所得的情报，似乎是主动送上门的，但一个搞情报工作的人，不管怎么写，总不会把若明若暗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写进报告中去的，这是一个常识。只要看一下国务卿的回忆录，问题就更清楚了。
得到了德苏两国开战的正确情报，这是一个事实，然其背景，是否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这只要追查一下就会感到大吃一惊。对伍兹这个人，有过这样一段记载：他曾和身分不明的反纳粹的秘密工作人员艾伦·杜勒斯（以后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有过接触，而且几次冒着生命危险同住在伯尔尼（瑞士）的杜勒斯取得了联系。据说，每次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