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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日本的近事：一九六三年，一位日本少女出现于电视，自称为中国杨贵妃的后裔，而且还展示古代文件作左证。此一事件曾引起小小的轰动，竹内好主编的日文杂志《中国》并详记其事。我在那时也曾为此而赴日搜找一些材料。
在日本，有关杨贵妃死于日本的材料，的确有一些，伪真自然无法鉴定（说老实话，伪的多），但存在久远则是事实。其所谓遗迹而使人感到兴趣的是：杨贵妃在日本有两个坟墓，一在荻町的长寿寺内，又一在久津。两墓皆为石塔，但形状不同，我没有亲至墓地察看，所见到的只是杨贵妃二墓的照片。
此外，又有杨贵妃的像（不知是玉或铜），亦传有二，一在山口的荻町长寿寺，据说是杨贵妃死后，日本人所琢；一在京都，为唐使送往，而两像至今尚存。我到京都几处，俱未曾见到“真迹”，人们指一尊佛像谓为即杨贵妃像，其地似在三十三间堂附近，我不能相信它是真的，或为导游者任意指点而敷衍。
虽然如此，杨贵妃二墓及二像，又都有典籍记载。我看到过好几种有关杨贵妃的文字记载，是古之好事者虚构，或者是传奇小说类，亦无由辨别，也不欲认真去辨别。各种文件记载不同，一说杨贵妃东渡，侍女从口，大多死去，杨本人抵日后不久亦死；另一说，杨贵妃受到日本礼遇，还有一些繁茂的故事留下。亦有说杨贵妃到了日本之后，仍有信息托遣唐使带入中原予李隆基……
凡此，如认真去作史料看，那应是无稽的，但是，作为传奇故事看，却有其意趣。
再者，由于上述种种，我们应该从“故事”的角度去推测：杨贵妃是否未死于马嵬坡？是否能东渡日本？
从史书的缝隙中找线索，这两者都有可能——故事性的可能，不是历史的考据。
首先，杨贵妃未死于马嵬的可能性很大。
综合旧、新两唐书及实录与通鉴等记载，马嵬之变的经过如下：
第一阶段：唐天宝十五载六月辛卯（初九），安禄山部众攻陷潼关。（注：天宝十五载七月，李亨夺权，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因此，天宝十五载又称至德元载。）
潼关失守，河东、华阴、上洛等城防御使、兵吏皆逃散，是夜，长安城即因“平安火”不至而知事态严重——“平安火”是唐代一种通讯方法，每三十里设戍所，每日暮，放烟一炬，报告平安，下戍所见前戍举烟，便随之而举，如此，在很短促的时间内，讯息可传数百里。
六月初十日，皇帝知大事不妙，上朝之前，密召宰相杨国忠议事，决定出奔。继而上朝，百官惶惶，对时事皆无所指陈，在紧张中的朝会，毫无结果而散。
此日，宫中已秘密从事出奔的准备。
六月十一日，宫中在准备出奔中观望，而朝中则已大乱，杨贵妃的姊妹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入宫，与皇帝相见，商量出奔巴蜀之事。由于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因而杨国忠力主赴蜀。是日下午，市中已乱，有人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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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附录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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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六月十二），皇帝上朝，而百官赴朝堂者，人数只及平时百分之二十以下，朝会几无法进行，李隆基见大势不妙，不敢在朝堂宣布出奔之事，反而扬言御驾亲征，自然，官员对此是不会相信的，因为哥舒翰在潼关的大军二十万人已崩溃，长安及近郊已无可战之兵，皇帝不可能亲征也。
其次，皇帝发表了人事命令，以京兆尹（注：以现在官名即长安市长）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京兆少尹崔光远升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将军边令诚，掌管闱管钥，并命剑南节度大使颖王李璬赴镇，令本道预备接待皇帝西奔。
——在此，尚有一项不同的记载，旧、新唐书及实录等皆言奔蜀出于杨国忠之谋。但《幸蜀记》文则称：杨国忠力主坚守都城勿逃，宰臣韦见素主逃亡，与之力争，并且争执甚烈，韦见素还说出杨国忠通敌，所以不愿皇帝走避云云。最后，皇帝接纳韦见素的意见而奔蜀。（注：杨国忠通敌之说，绝对无稽，因安禄山起兵，以诛杨国忠为号召，杨国忠绝无通敌可能。《幸蜀记》此说，应不可靠。）
十二日傍晚前，皇帝自南内（兴庆宫）移居北内——唐皇宫以太极宫（最旧）称西内，大明宫称东内（为主要宫城，大典、大朝皆在大明宫宫城），北内，在地方上应是玄武门西苑禁区；不过，唐玄宗在位的中后一段时期，以兴庆宫为起居，大明宫在兴庆宫之北，因此，移居北内，也可能是入居大明宫，因为兴庆宫独立孤处在市区中间，安全防卫不及其他宫城，所以移居，是为了安全。
移居后，皇帝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调双禁军，厚赐钱帛，并选了九百匹马。
——这些事，都是在宫城内秘密进行的。
六月十三日（乙未）黎明前：大唐天子与宫城之内的皇子皇孙、部分嫔妃、杨贵妃与其姊妹、亲近宦官、宫人，以及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等，悄悄出延秋门而逃。
（注：长安城九门，东三门曰：通化、春明、延兴；南三门曰：启夏、明德、安化；西三门曰：开远、金光、延平。其北为皇城，越皇城而北向为宫城。皇城东南西共七门，北面通宫城三门，宫城北通西苑、禁苑，为定武门、重玄门，定武门即前时之玄武门。延秋门之名不见于吕大防长安城图，永乐大典及程大昌唐宫城图亦阙其名，仅李好文“唐三苑图”志之，延秋门实在是唐宫城之外，并在西内苑之外，为西北宫外禁区的外苑城门。其地为汉时古宫城所在，亦即汉未央宫之西城，此西边墙城，自北而南，有三门，曰：雍门、直城门、延秋门。）
皇帝一行人黎明时从延秋门禁区逃出，则前夕之移居北内，当是住玄武门禁军中，非如前人所谓住大明宫也。
我特别要指明逃走的地方，是为着这次逃亡是极秘密的，也是不道德的，皇帝逃跑，连住在宫城以外的皇族诸王及皇族百官，皆不通知。
皇帝在黎明时逃走了，皇城中人当时亦未知，是日，官员们依然入朝，等到宫城开启，内宫宫人逃奔而出，始知皇帝已弃城而逃，于是，城中大乱，诸皇族中人及百官士民四出逃窜；流氓宵小，出动偷窃抢劫。长安城于一日之间，陷于空前大乱中。而此时，安禄山部尚在潼关，距长安有数百里之遥也。
至于逃亡的皇帝一群，派内侍监宦官王洛卿先行至咸阳望贤宫准备午饭，结果，王洛卿与咸阳县令都私自逃走了，皇帝出奔，走了四十里至咸阳望贤宫，已日中，大家都没有饭吃。杨国忠去买了些胡麻制的蒸饼供皇帝充饥，未曾逃走的民众，以粗饭、麦豆献给这一行逃难者，皇子皇孙皆以手掬之而吃——逃亡才走了四十里，狼狈相立刻显露了，此去多艰，可以由此而想见。
这顿午饭，先是狼狈，后来，还是由随行的御膳造了饭菜，供应逃亡者群。
下午，未时集中，再出发西奔，夜将半，一行人才到金城。（注：金城距长安八十五里，属京兆府，本名始平县，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七○八年〕，因金城公主下嫁吐蕃，唐皇室人员送行至此而别，唐帝乃易始平为金城县。）
金城县令已经逃走，县中百姓也大多亡匿，兵士们就破空了的民居住食，皇家诸人胡乱宿于驿中，内侍监袁思艺看情形不妙，带了几名亲信先逃了。
这情形，比在咸阳时更加狼狈。
当夜（或次日清晨）监军潼关的王思礼，自间道逃抵金城，报告守潼关大将哥舒翰被俘事。
六月十四日（丙申）大唐皇帝的逃亡者群抵达兴平县境的马嵬驿。
兵变和政变，就在马嵬驿发生。
在此，先说明一下马嵬的地形：驿栅城在马嵬坡西，其东则有佛堂，可能附于驿亭，皇帝则止歇于驿亭。杨国忠一行，可能在后，与一批逃出的外交人员和朝官在一起，那时，因食物缺乏，吐蕃的外交人员二十余人，找到杨国忠等，要求食物。陈玄礼属下的四军，此时当已与在后路的太子李亨有所勾结，于是，借此机会制造兵变，他们说：杨国忠和吐蕃外交人员在一起是谋反，立刻发动，杨国忠当亦有家甲，急奔赴驿栅城，至西门，被叛兵追上杀害，其长子户部侍郎杨暄、韩国夫人，亦被杀——
他们二人的死址，当在马嵬驿亭以东，国忠死处则在驿亭及佛堂之西。以上三处的距离，无法准确考据，大约，驿栅城和佛堂驿亭之间的距离，应在一至二里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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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附录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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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忠被杀时，皇帝但知外面喧闹而不明发生何事，应可想及距离不会很近。
于是，才有上面写过的赐杨贵妃死之事发生。
杨妃死后，四军暂安，皇帝大约立刻离开了驿亭而西行向栅城。
那时，在后队的太子李亨尚未入马嵬境内。马嵬事变之后，皇帝等待太子久不至，使人问讯，得知了太子有异志，不肯随行入蜀了。结果，皇帝分后军两千人及飞龙厩马予太子（实际，这些军马，早已在太子控制中了）。但此一结果并不是立刻决定的，其间，有会商，太子李亨派儿子广平王李俶为今表，而皇帝，则派皇子李瑁（寿王，杨贵妃的前夫）及高力士为代表，与太子谈判。高力士与李瑁，便往返于马嵬栅城与后军之间。
那是在一天中发生的事故，而且，时间应只在下午。这可从路程算出：
兴平县属京兆府，据元和郡县志：“兴平县东至府九十里。”又载：“马嵬故城在县西北二十三里。”据此，马嵬距长安为一百一十三里，距金城为二十八里。唐皇帝一行夜半始至金城，第一日行八十五里，大家困惫不堪，第二日的启程时间，当不可能太早。故大队抵马嵬，当在午刻，盖准备在马嵬城午饭者。兵变发生的另一促成，当与午饭无着落有关，各有关史料皆言将士既疲且饿。而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