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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这样写，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正史中个人的材料不足，正史大叙事又都是整体性的历史观，很少去注意历史中的个人。故若欲写历史中的个人，或历史社会之外的个人生命史，势不能不大量仰赖传说资料及小说家的想象。南宫搏自己非常明白这一点，也不忌讳，乐于质疑正史、怀疑其合理性，而建立自己的小说正当性。
高阳则相反，他的小说旁附着许多考证，故小说虽非史述，意亦不在证史，却有史事求真或拟真的性质及姿态。因此，两人的不同，乃是历史小说两个类型上的差异，台湾的历史小说写作史上，有此两大典型，足堪珍视。
唯高阳故世之后，遗集整编或举办会议研讨，尚不寂寞，南宫搏则比高阳更不受评论界重视，遗作也缺乏整辑重刊，许多恐怕已不再容易觅得。许多人从前常读其作品，如今思之，殊不免于缅叹。这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如今麦田出版社访得南宫搏旧作数种，校订重刊，令人欣喜钦敬不已。历史小说的命运，或许会因此而再起一次转折，焕发出新的风采，也未可知。龚鹏程先生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
·荣获中山学术文艺奖、中兴文艺奖章文艺理论奖和“行政院”杰出研究奖。
·曾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南华管理学院校长、“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文教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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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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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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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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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其人其事，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共同题材，有一千两百年之久了。我曾经用此一故事写作，在二十多年间，计有五次，当然有不同的接触面与不同的形式。而这本书则是全面的，写“杨贵妃”的一生。
为了印书，我以一星期的时间整理和校对，自己细心地看了一次，我愿意说：这是我自认写得很好的一本书。不辞狂妄之嫌，我又愿意说：这是一千两百年以来，以“杨贵妃”为文学创作的共题以来，一本最完整和恰当的书。
这本书使我敢于自傲——在我从事创作的生命中，这也是我第一次用“自傲”一词。
在写作的风格上，《杨贵妃》也有了若干变化，以一个人为中心反映一个时代的方法依旧（这是欧洲的历史小说风格，和中国的“演义”完全不同调）；但在取材方面变了，我想称《杨贵妃》为“历史的小说”而不仅是“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大致可以不照顾人物故事的时间、地位以及故实的正确性，“小说”不同于“历史”，在于它能移动若干人事而配合，亦不必理会典章制度上的细节。而在《杨贵妃》一书中，我尽量地考据事实，人与事，努力求其真实，于尽可能求真中再以小说的技术来组织和配合。《杨贵妃》主要人事发展，大致上与当时时事相吻合，正确处超过了现存的正式史书。写作小说，原无如此的必要，而我所以如此做，希望开创历史小说的另一条路。这条路是否适宜、正确，则不是我自己所能许定的。我尝试着，以欧洲历史小说风格而归淳于中国情调，在《杨贵妃》这本书中，我自以为做到了。
现代化的中国历史小说，由我具体地开创，在日本和英国，卖书宣导品称我为“第一人”，这“第一人”如撇开作最好的解释而指为开路，我当之无愧，二十多年前，我尝试着以欧洲的历史小说风格有系统地写长篇中国历史小说，当时影响我最深，使我从事摹拟的人，第一个是德国的历史小说作家勃鲁诺·法兰克（BrunoFrank），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他的作品风靡一时，开创德国文坛写作历史小说的热潮。其次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小说家米契生夫人（Mrs。NaomiMargaretMitchison）和十九世纪末名气很大的英国历史小说家韦曼（StanleyJohnWeyman），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享名的格兰扶斯（RobertGraves）等人。我曾经尝试着以法兰克的风格作为基础汲取早期的韦曼、近期的（三十和四十年代）格兰扶斯，再加上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家萨克雷（WilliamMakepeaceThackeray）的手法，用来写我的历史小说，二十多年来，我有过失败的作品，也有过自己满意的作品，以《杨贵妃》一书而论，我大致能超越韦曼和脱出了法兰克的藩篱，不再是摹拟而有了我自己的以及中国的。
我自行推荐《杨贵妃》这本书。
《杨贵妃》是先在报纸连载的，连载之前，我作有两篇“前记”：一、杨贵妃，中国历史上最特出的女人；二、马嵬事变和杨贵妃生死之谜。这是论事和考据性的，在写作时很用了一番工夫，如今作为“附录”。
其次，在报纸上发表时有“第九卷”，那是传奇，于第九卷之前即已说明，现在作为“外传”。“杨贵妃”故事似乎应该在马嵬驿结束的。“外传”的故事不忍弃之原因是：我曾为此“传奇”而在日本像傻瓜那样从事搜访——搜访并无实际的获得。
《杨贵妃》一书于一九七二年秋末动笔，次年夏完成，中间有五十多页是在伦敦写的，其余则在香港写的。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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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第一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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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开元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天气很冷，留守洛阳的官员，冒着寒风，列队迎接自长安来到东都的开元皇帝。
这样冷的天气，皇族通常会在长安近畿的骊山温泉宫避寒。然而，开元皇帝却在正月的寒天，带了百官，皇族中主要人员、侍从、兵卫等两万五千多人，行于道路，冒严寒风雪而来——洛阳区内虽然没有下雪，但东都留守官员知道，皇帝一行在过潼关时曾遇雪。虽然如此，皇帝的车骑到达时，仪容鲜明，并未因寒冷和旅途风雪而显出惫颓。
皇帝已有两年又四个月不曾来东都洛阳了，至于选在正月间驾幸东都，更久，足足隔了十二年。
欢迎的队伍排得很长，高级官员和东都的留守官员，聚在前面，地方的中下级官员，则排队在黄道桥堍的洛水边，水边风更冷，有不少着了吉服的官员，身体在打颤。
河南府的士曹参军事杨玄璬，没有排入欢迎队伍中，他主管车仗调度，在天津桥到黄河桥之间，走来走去，很忙，别人觉得冷，他却在出汗——
车驾自端门进入皇城了，含元殿有朝仪，百官鱼贯而入，郊迎的大典礼告了一个段落。
做地方佐贰官的人，没有资格参加朝会，纷纷散去了。士曹参军事杨玄璬却不曾走，他还要指挥人照料属于地方调来的车仗，不过，他本身不需要走来走去了，留驻在旧中桥的站内，听取各处报告，命佐史记录下来。
隔着旧中桥，在洛水之间的河岸上，仍然挤满了洛阳百姓，他们已有两年多没见过这样大的场面，留着，不肯立刻散去。
不久，皇城的左右掖门都有官员们出来——那是散朝，皇帝第一天到达时的朝会，依例不议事，因此，朝会很快就散。
在洛水的两岸，无数看热闹的百姓中，有河南府士曹参军事杨玄璬的女儿在。
她是悄悄地出来的，现在陪她出来的老家人和保母，紧张地催她快些回家。
十六岁的杨玉环有一些依依地，但她又很听话，接受劝告后就转身走，一面说：
“总算运气不错，让我看到皇家的仪仗。”
她在兴奋中回家——她发现，她的哥哥仍然在书房，并未出去看热闹，为此，她叹息。
在书房中的哥哥，发现了妹妹，叫唤她。
妹妹向随在身后的婢女扮了鬼脸，进入。
“大人吩咐不可随便出去，玉环，你又不听话！”哥哥看妹妹入室，第一句话就是谴责。
杨玉环向兄长一笑，信口说：“好了，可别告诉大人！”接着，转身就走。但是，哥哥又唤住她，问她正月份的功课如何？她稍微停顿，用手指算着日子，再说：“正月大，还有四天，不妨！”
她走了，她的哥哥杨鉴，徐徐地站起来，在书房中踱步，伸舒双臂——他坐着读书写字，的确太久了些。
杨鉴和妹妹的性格不同，他好静，而且，承受父亲的教训，努力读书，希望由进士出身，正式做官，重振家声。他相信，父亲和自己一定会有发展的，那是正派的仕宦发展。杨鉴知道，父亲对士曹参军事的现职很不满意，他的祖父做过士曹参军事，可能因此，在去年秋末，吏部有些近乎作弄地把他的父亲又自中央政府放出，调到河南，官阶升了，职务也重要了，但是，那总是地方的事务官，前途并不好的。在此之前，他的父亲服官，由地方官入朝廷的秘书省，为正九品上阶的校书郎，品秩虽降了，但地位清贵，前途极好。这回外调，官品虽升到正七品下阶，高了许多，但是，格却低了。因此，父和子都心中郁郁。可是，做女儿的却一些也不理会，她喜欢洛阳，因为到了洛阳之后，父亲对她的管束放松了不少，再者，洛阳的住宅也比较大，她独占了一个院子，关上门，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园中玩。
她别了哥哥，就回到自己的院子，在生了火的屋子里，换上薄的衣服学舞。杨家在洛阳买入的一名使女，出身是歌舞伎，年纪大了，才被转卖做使女，但她的舞技仍然很好，她指点杨家的大小姐学动作快速的胡旋舞。
杨玉环在长安也曾学过歌舞——她的父亲只许她学音乐，但她背着父亲学歌舞。长安贵家的女儿，都会学些歌舞，她以为父亲非但保守，而且顽固，她运用自己的智能，当面很顺应父亲，每月交文字上的功课，但背着父亲，又什么都干，长安女子流行的玩意儿，她样样都有兴趣。而且她还有好胜心，要赶在亲戚中的女伴们之前。
在长安，她没有机会学胡旋舞，现在，有了一个教习，她热中着，她明白胡旋舞最耗力气，每天要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