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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万无一失才放心。一次开会时，周恩来发现毛泽东要经过的一个门槛有暖气回水管，便立即嘱咐身边的警卫人员守在门槛边，防止毛泽东到这里绊倒。周恩来走了后，警卫人员把这个任务交给服务员，自己就跟着周恩来去了。周恩来一见他，就批评说：我不是要你守在那儿等候毛主席吗？快回去。
毛泽东出席的会议，一般都要拍照拍电影。周恩来常常先把摄影记者、摄影师召集在一起，亲自交代拍摄毛主席的镜头时应该注意的事项，甚至连什么时候去拍最好，什么时候不要去干扰毛主席，都讲得详详细细。他还经常提醒拍电影记录片的同志，不要把灯光打在毛主席的眼睛上，指示电视记者要练基本功，要又红又专，做到用最短的时间拍好毛主席的镜头。
摄影必须要有强光照射。周恩来担心灯光损害毛泽东的健康，就指示有关部门改革灯具。他还亲自过问灯具在毛泽东会客处的安装角度。在他的关怀指导下，有关部门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创造出一种既能照片，又不危害人体健康的灯具。
有一次，毛泽东患了眼病。医生决定使用一种新眼药进行治疗。周恩来亲自把眼科医生找来，详细询问这种眼药的性能，是否有刺激性。医生一一回答后，他还不放心，叫医务人员先给他点在眼睛里做试验，亲自体验到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才同意给毛泽东送去。
1972年后，周恩来自己身患绝症，仍时刻将毛泽东的健康记挂在心。毛泽东患病后，他经常探望守候，细心听取医疗组同志的汇报，并作指示。对于医疗组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总是亲自处理，热情鼓励和支持医护人员的工作。
周恩来和朱德的友谊早在1922年就开始了。朱德的女儿朱敏一直住在成都外婆家。为了革命后代的安全和教育问题，周恩来在1938年就派人找到了朱敏，准备亲自带她到延安。邓颖超专程去成都接，但由于外婆舍不得而未成行。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几次到朱敏外婆家搜查，并抓了她的姨妈，试图查出朱敏的身份。周恩来得知后，立即设法将她救出虎口。他还亲自出面，为朱敏准备了国民党签发的从四川去延安的通行证。此事他从不对别人讲，甚至连朱德本人也不知情。
全国解放后，朱德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周恩来对于这位老战友更是精心照顾，体贴入微。一次，在北戴河开会。周恩来考虑到朱德年龄大、子孙多，便把他安排住在离海近、设备好的房子里，而自己却住在一所又小又暗、离海较远的房子里。
现在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的一条红色毛毯，是周恩来和朱德之间浓厚情谊的纪念品。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常常披星戴月往返于延安、西安之间。当时正值严冬，冰封雪飘，朔风呼号，朱德便把董振堂将军送给他的毛毯转送给周恩来御寒。抗战爆发后，朱德率领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周恩来又把这条毛毯回赠给朱德。就这样，一条普通的毛毯，在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转来转去，伴随他们度过了难忘的岁月。
周恩来对党内其他许多老同志，同样非常尊重，十分体贴。董必武、吴玉章在重庆时，周恩来亲自布置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他们房间里，自己却到食堂和大家同桌共餐。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时，周恩来看到吴玉章住的民房窗户纸破了，没有及时糊好，立即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总务处的同志。他说：天已经冷了，刮起风来老人最容易受凉，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呢！应该赶快糊好，而且对所有老同志的房子统统检查一遍。
在革命斗争中，许多重要负责同志都壮烈牺牲了。对烈士的后代，他千方百计地保护和抚养。烈士李硕勋的儿子李鹏，从小就在周恩来和邓颖超无微不至地关怀下成长。1945年11月，李鹏要离开延安上前方去，他向周恩来和邓颖超告别。当周恩来知道李鹏已经入党时，很高兴地对他说：光组织上入党还不行，还要从思想上入党，只有思想上入党，才能像先父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他和邓颖超把朋友特地从重庆捎来给自己的一床丝棉被套送给了李鹏，而自己仍然盖的是洗得发白的普通军用被。
周恩来处理领导群内关系就是这样：同志的安危冷暖、衣食住行，他时刻牵挂在心，桩桩件件安排妥帖。而他自己为人民呕心沥血，从不索取丝毫代价。一旦别人做了好事，哪怕是点点滴滴，他也始终铭记在心，永不相忘。
在充满艰险的长征路上，周恩来得了伤寒病，连续几天发高烧，吃不下东西，身体虚弱到了极点。他不得不坐上了担架。当时，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要给周恩来抬担架。在那荒无人烟的草地上，饥寒交加，干部战士也都身体无力。杨立三和战士一起，抬着担架。他的双肩磨破了，脖子一歪就痛，走出草地就累病了。周恩来十分痛惜抬担架的同志，他多次挣扎着从担架上爬下来。十九年后，担任总后勤部部长的杨立三去世，已经是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不但一定要参加杨立三的葬礼，而且无论如何要亲自给他抬棺送行。这是一种多么深挚真切的战友情、同志情啊！
忍辱负重，苦撑危局（1）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历史的灾难。周恩来是在风尘仆仆地忙碌于推动北方八省区抗旱和领导邢台抗震救灾的紧张工作时，被卷入这场政治风暴中心的。起初，对这种自上而下地鼓动纵容群众起来“造反”，有意造成“天下大乱”的做法，周恩来是很不理解的。尽管这样，他仍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努力从好的方面、好的前途去理解“文化大革命”，希望通过它能够真正克服和消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确实存在的某些弊端和阴暗面，以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但不久，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摆在他面前的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远事避祸，洁身自好；二是坚守岗位，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尽己所能来挽救危局。前者从个人角度看，不失为一条上策，后者则如履薄冰，前途叵测。周恩来毅然选择了后者。他曾对一位老战友说：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还说过：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为了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把党和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周恩来挺身而出，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十年。他为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云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邓小平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胡耀邦说：“我们全党同志都深深地理解，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极端复杂的特殊条件下，周恩来同志为保护党和人民，作了何等可贵的贡献啊！”
周恩来之所以能苦撑危局十年，与他炉火纯青的公关艺术有很大关系。如果说，周恩来是一个饱经风霜、经验丰富的老艄公，那么，正是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紧紧地把握着船舵，小心翼翼地躲避着急流险滩中的各种漩涡和暗礁，坚定地驶向既定的目标——在尽可能地减少损失、维持国家生活继续运转的同时，因势利导地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等待着历史的转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
当时，他的战友们、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由于各种原因先后被打倒或“靠边站”了。毛泽东认识上的迷误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肆虐横行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在全局上坚持“左”的错误指导方针的同时也曾制止纠正过某些局部性的具体错误；林彪、江青等人既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集团，但又在党内占据着合法地位。这些情况异常复杂。要实现既定目标，就要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一切必要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成功。
周恩来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群关系十分讲究策略，讲究分寸。
在对待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时，总的来说他不可能不跟着走，否则自己也难以保住，因此有时也不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但他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对毛泽东“左”的错误思想，表明看法、提出建议；或是尽可能地从积极方面加以解释和引导。如196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他专门找毛泽东，表明自己的看法，说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后，周恩来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而在以后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犯“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周恩来立即把它作为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进行斗争的武器。他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了《人民日报》1966年11月10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指出：
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
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
针对林彪、江青一伙鼓吹什么“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周恩来多次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
对毛泽东在某些局部性问题上的正确意见或曾在历史上提出过的正确思想，周恩来总是坚决贯彻落实。如1966年8月29日夜，某学校红卫兵抄查了著名人士章士钊的住宅。30日晨，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接信后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