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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周恩来的正确处理，红四军摆脱了危机。1929年11月下旬，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四军任前委书记，他报告中共中央说：
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
根据“九月来信”的精神，红四军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古田会议不仅标志着红四军胜利地渡过危机，而且进一步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大踏步地向前发展。
处理派别纠纷（1）
毛泽东曾经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民主革命时期，派别纠纷曾经严重地阻碍党的事业向前发展，周恩来也耗费了许多精力在处理派别纠纷上，以至于有些外国政治家和学者称他为“中共的和事佬”。
反对并解决托陈取消派的右倾宗派问题，是周恩来主持进行的。
大革命失败后，政治环境的极端险恶，党所遭受的暂时挫折，使党内一部分不坚定分子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进而走上右倾取消主义的道路。他们反对党领导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甚至把红军运动污蔑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之中许多人是党的早期领导人或正在担负地方领导职务的重要干部，他们以陈独秀为首，在党内组织秘密的小派别，散播秘密刊物和小册子，制造思想混乱和纠纷，并同国际上的托洛茨基反对派联结在一起，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到1929年，上海、北京、香港等地建立起各种名目的托派小团体，托派活动对处于秘密状态下的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直接威胁。
周恩来指出了托派活动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反对派有计划地打入党内来，是非常严重的。
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党内反对派问题的第四十四号通告。通告指出：
现时中国党内反对派同样也在党内形成小组织的活动，这是破坏中国党的统一之最危险的企图，是布尔什维克党所绝不容许的。故中国党除掉思想上与反对派作坚决的斗争外，并要从组织上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
1929年10月初，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的报告。他具体分析了托派产生的原因，提出要把这一问题提到下层去，指导同志们讨论与坚决地肃清一切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活动。10月5日，政治局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定：各级党部如发现这种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经讨论后，仍坚持取消主义思想，不服从党的策略、不服从党的决议的，应开除出党。
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周恩来找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反对派首领陈独秀谈话，对他进行帮助和挽救，要求他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但是，陈独秀和其他托派分子没有听从劝告，继续在党内进行反党宣传和非组织活动。于是，中央采取了组织措施，将陈独秀等开除出党，解决了托陈取消派的右倾宗派活动问题。
解决托派问题与处理由于“立三”路线引发的派别问题相比较，算是最简单不过的了。
1930年3月初，周恩来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他离国后，李立三在中共中央内部起着主要的决策作用，不久就走上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道路，形成了“立三路线”。1930年8月，周恩来回国。他立即在实际工作中着手纠正立三错误在各地的贯彻，使全党工作重新转移到正常轨道上来。9月下旬，他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纠正了立三路线错误。但是，共产国际却批评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留苏回国不久的王明等人为夺取中央领导权力，借机开展了派别活动；一些原来对中央不满的人如罗章龙等，也到处制造纠纷。对此，周恩来认为在处于极端秘密的特殊环境下，这个问题不宜在党内扩大讨论，要求王明等人站在巩固党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强调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害工作。
王明等人却有恃无恐，罗章龙等人也继续活动。周恩来等到处解释，舌干唇焦，也无法平息风潮。
不久，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等以国际代表身份来到上海。他支持王明、罗章龙等人，召集了四中全会，造成了统治中央领导机关长达四年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会间，周恩来的处境十分困难，事实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但他针对当时的分裂危机和派别分歧，仍强调要维护党内团结。他指出：
站在派别观念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允许的。
当时，经过四中全会，中央威信被剥夺殆尽，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活动到处都是，情绪严重对立，正常的党内讨论已难以进行。罗章龙等正在酝酿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等正在准备成立第二江苏省委，全党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分裂的现实威胁。
尽管周恩来自己遭受了不应有的打击，他仍然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他没有为自己解释，而是恳切地说服许多同志不能意气用事，要在四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机构领导下团结起来，使党避免出现大的分裂。
罗章龙、王克全等不但没有收敛，相反更派人四出，到处串连，煽惑鼓动，加紧分裂党的活动。周恩来代表中央同罗章龙、王克全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要他们立刻停止活动，认识错误，回到党这边来。他告诫说：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这次谈话没有生效，王克全态度蛮横地大吵大闹。最后，周恩来要他们慎重考虑，限三五天内作出答复。
后来，鉴于罗章龙、王克全不向党做出回答，中央政治局采取了坚决措施，决定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及党籍，开除王克全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使党内局势稍为稳定下来。
处理派别纠纷（2）
1930年开始，中央苏区在敌我双方异常尖锐激烈的生死搏斗面前，出现了令人痛心的肃反扩大化。许多地方在反对“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的斗争中，滥施刑讯，大搞逼供信，轻信口供，任意捕杀被怀疑对象，牵连范围很广，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有的地方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周恩来对苏区出现肃反扩大化十分焦虑。他在1931年3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苏区内现在确有一种观念，夸大了敌人在内部进攻的情况，这种过分的估量，会动摇阶级斗争的信心，应指出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强调：在中央苏区存在着“对AB团过分的恐慌”，一方面把这个斗争“简单化”了，另一方面“你们又把AB团扩大化了”。
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就任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他到苏区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采取积极措施纠正肃反扩大化。他一进入苏区，就写信给中央政治局，信中谈到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他曾向苏区干部耐心地解释道：“斗争土豪劣绅，成分一定要搞清楚。抓反革命，一定要有充分证据。是敌人，一个也不能放过。是好人，一个也不要冤枉。”
1932年1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报告，通过《关于苏区肃反工作的决议案》，对肃反扩大化来了个急刹车。这一决议案，一开头便写道：
中央局在深刻的检查了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以后，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报告。
决议案指出：
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以当A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A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于是觉得AB团是肃清不了的。有了这认识上的错误，更产生极严重的对AB团斗争的方法上的错误，把反AB团的斗争简单化，缩小到“打AB团”的捕获、审问、处置的范围内，而忽视积极地去巩固革命势力。尤其是完全缺乏的，是反AB团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倚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
决议案还指出了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最严重的是党内因此发生恐慌，同志间互相猜疑不安，甚至影响到指导机关。这不但不能打击和分散反革命的力量，孤立各个异己分子，夺取反革命欺骗下的群众，相反的，倒使我们自己的阶级战线革命力量受到动摇和损害。
决议案规定：“苏区各级党部必须在接到后立即讨论和执行。”
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就这样得到了制止。
就在毛泽东率领红军取得东征胜利时，又被“左”倾领导者错误地打击。“左”倾领导者召开了宁都会议，批评毛泽东右倾、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有组织观念的错误。周恩来大力维护毛泽东，他指出了对毛泽东的过分批评，提议仍让毛泽东主持军事，并为毛泽东对待批评的态度作了辩护。当“左”倾领导者们撤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后，周恩来仍尽力保护毛泽东。正是周恩来的全力支持，后来才确保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及会后逐步形成的毛泽东对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最终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统治。
周恩来处理派别问题是很有艺术性的。张国焘在长征中曾另立中央，在红四方面军中开展分裂活动。1936年11月，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当时，由于张国焘长期欺骗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