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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另一件事关我国尊严的事情上，周恩来坚持立场，态度之坚决，令对方心虚。问题出在田中的一句话。
在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的欢迎日本客人的宴会上，周恩来先致词说：
“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牢牢记住。”
轮到田中致词了。田中也提到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说：
“……过去的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期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中方人员听了“添了麻烦”这句话，顿时停住了鼓掌，现场气氛由热烈转为紧张。中方代表觉得，日本接连发动了满洲事变、卢沟桥事变和太平洋战争，用这样一句话表示道歉太轻描淡写了。不过，周恩来在田中致词结束时仍然带头鼓掌，给他圆了场。但这是出于礼貌，对于日本方面任何企图抹杀或减轻侵华历史及其罪责的言行，周恩来是毫不姑息的。
第二天，周恩来会见了田中，严厉指出：“在昨天的晚宴上，田中首相讲‘添了麻烦’。这句话好像是弄湿了过路女人的裙子，向人家道歉似的。”“这句话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可以说是‘添了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
田中不得不作出解释。后来在双方议定的方案中，日方写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此事才算了结。
周恩来认为，不能抹杀或减轻日本侵华历史及其罪责，但他也认为，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造成的灾难，与日本人民无干，因此他代表中国政府在谈判中主动放弃了对日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表明中国人民愿与日本人民友好的诚意。
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政府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并决定自建交之日起，外交关系就转到中国，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对此，周恩来也是这样坚持的。但当田中问：
“从明天起，现有的外交关系就转到你们这边来了，但现在实际存在的日台关系还是要保持。这是我们的殷切希望。你们对此也许不同意，但是否可以表示‘理解’呢？”
周恩来略思片刻，当即表示：“可以理解。”周恩来清楚，日台关系已有多年，一下子不可能完全消失，只要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有明确的立场，实际运作过程中的困难是可以体谅的。这个答复表现了周恩来的大度和灵活。
一个人过于强硬，不知变通就显得死板；而过于灵活，不知坚持则会被认为没有主见，这两点在谈判中是最忌讳的。能把握好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不是每个谈判者可以做到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有“不字外长”的外号，就是因为他经常用“不”字来否定对方的提议，少有变通，相形之下，周恩来则灵活得多。
坚持与让步（2）
不仅在国际公关活动中需要灵活周旋，主动让步，有时在与敌对一方的谈判中同样需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该让步的地方也得作适当让步，有时甚至是较大的让步，否则谈判就不会有实际结果，因为谈判的目标不是要将对方置于死地。一场成功的谈判，每一方都应该是胜者。否则，如果一方已有绝对优势，又何必要坐下来谈呢？
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在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的多年政治谈判中，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既坚守原则，又从实际出发、灵活处理一些问题，有时主动作出让步，以推动谈判的顺利进行。
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之前，国共两党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有过多轮谈判。周恩来代表我党一开始就提出谈判的五项原则：1。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2。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3。红军改编后，人数和编制可适当缩小。4。红军改编后，共产党组织转为秘密，拒绝国民党组织，政训人员自行训练，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但不能反对和辱骂共产党。5。苏区改为特别区后，俟共产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得在特别区活动。这个方案既强调了必须坚持的原则，也包括了主动的让步，熔原则性和灵活性于一炉，表现了周恩来非凡的谈判艺术。据此方案，我方在谈判中始终处于主动，游刃有余；相反，国民党代表死守教条不放，大小事都须取决于蒋介石，显得被动笨拙。
在著名的“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周旋有方的谈判技巧折服了许多敌视共产党的国民党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目前各种重要问题”。中共中央明知蒋介石和谈是假，重开内战是真，但为了教育人民、揭露真相，同时也真诚地希望获得和平，决定由周恩来、王若飞等陪同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无诚意，国民党方面对中共代表提出的十一项讨论基础方案概不接受。怎么办？我们是为和平而来，不愿空手而归。周恩来当晚发表谈话说：“具体问题的解决，不免遭遇困难，这在意料之中，但为了求得问题的解决，我方准备做尽可能的让步：第一、暂时不提成立联合政府事，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国民党认为召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的方式有推翻政府之嫌，我们此次不提党派会议；第三、虽然中共不能放弃普选产生国民大会代表的主张，但不因此反对参加国民大会，并不另行召开会议。中共愿以此让步作为此次谈判的政治基础。”
熟知当时情况的人不难看出，周恩来的谈话确实表明中共作出了很大的让步，这样做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不敢和国民党较量，而且考虑到：一、抗战刚刚结束，人心思定，盼望国共和谈成功给国家带来和平；二、向民主党派表明中共以大的让步求和平、避内战的真诚立场；三、以主动让步使谈判有一个好的开始。
由于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前途、人民利益为重，不惜作出让步，赢得了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和赞成，在此情况下，国民党不得不坐下来认真谈判。这可以说是以退为进，以让步逼国民党谈判的一个成功的事例。
曲径通幽（1）
谈判中，因为双方观点、目标不同常常发生矛盾，有时甚至出现极不愉快的事情。对于这种情况，谈判者既不能回避，就要想办法解决。明智的谈判者会冷静观察和思考，最终能找到一条通幽的曲径。周恩来认为，谈判中的分歧是双方观点的交锋而不是双方人员的冲突，只要工作做到家，以诚相待，善于从“人”身上下功夫，谈判总会有结果。
在尼克松访华谈判过程中曾发生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周恩来是怎样解决的呢？
美国的白宫与国务院之间向来有矛盾，就连尼克松来华访问的代表团内部也不统一。1972年2月26日晚宴之前，给罗杰斯国务卿当翻译的章含之向周恩来汇报：罗杰斯及其手下的专家们对已达成协议的《中美上海公报》大发牢骚，并说到上海后要大闹事情。
虽然这是美国人内部的矛盾，但坐视不管却会影响到中美谈判的结果，果真如此，岂不前功尽弃？
周恩来认真对待这件事，思考为什么这样、有什么办法。稍一思索，周恩来联想到了一件事：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按职务，罗杰斯排在基辛格之前，应当同去，但尼克松却只带了基辛格去，难怪人家有意见。周恩来点了点头，明白事情的由来，他决定第二天到上海后，特地去探望罗杰斯，补上一课。
2月27日，当周恩来来到罗杰斯居住的锦江饭店时发现，罗杰斯等人住在第十三层，这是西方人忌讳的数字。周恩来面对怒容满面的罗杰斯及其助手，泰然处之，面带微笑与他们握手，在说话中特别提到“这次中美两国打开大门，是得到你罗杰斯先生主持的国务院大力支持的……”当罗杰斯等人怒气渐消后，周恩来又说：“有件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十三’的避讳。”接着又风趣地说：“我们中国有个笑话，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不见了，……西方的‘十三’就像中国的‘鬼’。”众人听后哈哈大笑。
周恩来走后，罗杰斯的助手问：“怎么办，还找麻烦吗？”罗杰斯摇摇头说：“算了吧，周恩来这个人，真是令人倾倒。”
一件可能影响谈判结果的麻烦就是这样巧妙地被避免了。既不提起《中美上海公报》之事，也不说别的，只是一次礼貌的拜访，一句恰当的称赞，一个隐喻的笑话，就达到了既定的目标，可以算得上是“曲径通幽”。
在不知不觉中解除对方的敌意和不满，还有一个例子也十分巧妙。
那是基辛格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第一次秘密访华期间发生的事。当基辛格及其随员到北京后，在他们所住宾馆的每一间房子里都有一份英文的宣传性公报，封面印着“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此，基辛格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我不能接受这种侮辱，尽管我非常重视美中关系。我指示我们的一位工作人员把我那份小册子交给中国礼宾司的一位官员，并且评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