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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北京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去了深圳“锦绣中华”的刘半仙，印象中他总在参与策划大的文化演出，不是把国外的弄到国内来，就是把国内的介绍到国外去，我们在北京见面时，他说的那些事情里有两件我印象最深，一是他说到一位他认识的女校友在深圳活得那么死气沉沉，他怎么想办法帮助她她都不开化，完全地自我封闭，滴水不进，难以融入深圳的活力中去。他说的时候那么着急，很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表情，我记得很清楚。还有一件事，他说起一位女演员穿着一套“难看得不可理喻”的裙子参加金鸡奖还是百花奖颁奖典礼，他当时的语气和表情是嫌弃中又夹带些气恼甚至羞愤，好像她是他家的什么人，他对她这样在外头丢人现眼是要负责任的。他随即对我说，他就要去做一个纯粹的商人了，要真正地富有起来后，再回过头来搞艺术，搞文化，要让艺术处于一种文化的氛围当中，这样至少让我们看上去会体面一些，不至于和国际脱轨得太远。他的话和行动让我觉得他是那种我没法与其相比的人——有想法，更重要的还有积极的行动。
看到女演员穿难看得不可理喻的衣服上台领奖，我可能会在私下里用极鄙夷的口气嘲笑她们，看不起她们。记得有一次在杂志上看到一大帮的女演员里，只有闯荡过好莱坞的陈冲穿着晚礼服出席典礼，结果在一大堆胳膊、大腿捂得严严实实的女人堆里，她反倒显得好像是穿错了衣服一样。后来果然再看到她出席类似场合，装着上就开始往回收，开始向大陆女演员品位那个级别上靠。也许这正好说明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有、或者说得好听点是还没有形成电影的文化传统，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所谓电影的盛典之说了。像戛纳电影节、奥斯卡颁奖典礼、新片首映之类，所有出席现场的演员，无论男女都得在穿什么的问题上煞费苦心，稍不留神，就要铸成大错，就连一些著名演员也都曾有过因穿衣不当被媒体攻击得几年缓不过劲来的时候，那无疑就像被人当众扒光了衣服一样丢人。相比之下我们的演艺人员的确要潇洒许多，套用王朔的话，“我是流氓（无产者）我怕谁”。
刘半仙的可爱之处在于当时还挺有一种想要建设点什么的责任感与牺牲精神。那时离开北京的文化艺术圈，就是挣脱一种封闭、死旧的文化生态。我还记得刘半仙要去深圳却弄不到边防证跑来问我有没有办法时的情景。
深圳的上戏校友里还有一个女孩丛容，是我毕业前夕在我的剧作指导老师陈加林先生家认识的。之前陈加林也是她的剧作指导老师，她的毕业论文就是创作一个话剧剧本。她总在提出自己的剧作构思，一出关于爱情的戏，根椐她对爱的理解与体验。陈先生又总在否定她的构思，当然是根据他的社会生活经验和戏剧创作经验。她总要去他家，他们总要讨论她的作业。她脑子很灵，有一天突然想到，这样的情景本身就是她要创作的戏：爱的一次次被否定，被扼杀，所有的清纯，所有的不合规矩，所有的不切实际，不再发生了。最终，女孩儿的“爱情”生活终于被理顺，终于得到了承认，而其实早已不再是那个最初的“爱”，本真的“爱”。她的剧名就叫《爱的构想》，结构完全是开放式的，在上海人艺剧场演得很好。全校的学生都统一去看了，大家议论说这个戏的编剧是我们上戏出来的。很佩服的样子。她后来分到上海人艺工作。
上海――深圳――北京 它的三个城市（2）
在陈加林老师家，我们一边喝着红酒一边谈些话题，两个女孩都有些相见恨晚的意思。出了陈先生家，她一定要我去她的人艺宿舍。我们躲在她的小屋里叽叽喳喳聊了一夜，隔壁总有人在敲墙壁抗议，但我们依然不肯停下来，一直在说。都是些女孩们最隐秘的记忆与体验。她的天真和率直，让我一想到这丫头写的话剧曾轰动过上海滩，忍不住就要惊讶几分。
后来这个叫丛容的女孩儿在深圳搞过一部电影，应该说那部电影在国内也小有影响，再
后来她成了深圳文化部门的小官员，我从北京这边的报纸上看到对她的一次采访，虽然想象不出她如今身为官员的严肃与成熟，但听到她说，不管搞创作还是做官，她的心态都没有改变，一直都是在从事一项文化事业，在为建设和营造深圳的文化氛围做着事情。我就觉得她可能还是和以前那个与自己一起谈心、一起逛街淘衣服的丛容一样，是可爱和自然的。
那也正是余秋雨一直在倡导的我们应该有的文化生态。他并不喜欢把自己和学生都限定在一种生活模式里，他嘴里和眼里的所谓“事业”总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往往是一项工程，这个工程是不断变化和丰富着的。
许多上戏学生在这点上深受他影响，从思维到行动，都更像是余秋雨的“嫡系”。余秋雨和上戏众多校友本身的加入深圳，已经为新型的深圳文化增加了不少的分量、色彩和活力。
一个城市，哪怕就是一个社区，文化人士的加入会为这一地区增色许多，无形中它的重量和价值也就会提升了。一些共同的志向与观念，有时候还会像星星点火一般，不知不觉就形成气候带动全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我认识的两个广播学院的朋友突然就去了香港，后来才知道他们的一个院长去组建凤凰卫视，“一根线上连着一串蚱蚂”，带走了一批广院毕业的学生，一帮人把凤凰卫视经营得有声有色，感觉上既不同于香港的电视文化，更不同于大陆的那些个电视编排，说它打擦边球也好，说它独辟蹊径也好，那都是因为大家有着相同或相类似的电视消费理念，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让那只凤凰飞得那么高，让他们的凤凰产业有了那么骄人的成绩。
我知道深圳人曾把“深港接轨”当作深圳与“国际接轨”的第一步，想要形成所谓“内地——深港——国际”这样的开放格局。
而余秋雨，好像一下就站到了深圳这个最有希望成为中国文化桥头堡的阵地跟前。后来也是在深圳，他更加远离了内地的“文人”群体，更多和更加频繁地接触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地区的文化界，他很快以自身的国学底子与现代理念征服了海外。
在深圳，他不仅走出书斋而且彻底抛弃内地“文人”圈，更独立地迈向完全的现代化、国际化。后来，他还曾就深圳文化发展的前景有过一篇文章，引得少数的人议论纷纷，其中也包括我在北京这边听到的那些中式文人的不满。他提出的“中国文化的桥头堡”、“深圳学派”等概念，被看作是一时性起，是不谨慎。
我自己想，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等量级别下的对话，其中必有误读或者误听。人们以为的“文化”，和他心目中的“文化”应该不是一件事。人们大概以为守着几座皇帝老儿家呆过的古城、拥有众多历代官方史料记载，就有了“文化”。
而他喜欢对我说，你一定要强调“人的文化生态”，要强调人对自己生态的自我选择，这才是文化。
他是主动的，一如他一向的风格，而他们是被动的，将要淹没的。
听他说话和表述，常有这样的感觉，在别人还停滞于表面，被现实中不断缤纷而落的现象罩牢、糊住时，他的话语总像是对着镜头过来的一只大手，越伸越长，穿过众多屏障，一下就抓住那个实质的核。让你的心、眼跟着也要一亮。
他说经济的发展与流通，将使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人来人往的流通码头，而现代文化非常关键的就是它的流通。如果没有流通，没有相互沟连的大网络，文化就会处于一种粘滞状态，僵死状态。文化的高深失去现代价值，也就没法焕发出来了。
“只有借助现代流通，文化才会成为现代产品”。他看到这些，并且会积极动作起来，以自身的行动去完成和证实，这令他总是超然于外，总要先行一步，也让他时不时地会引得一些人不满意。
我一直惊讶，他身上那些感性的、天真的气质，让他会有许多与众不同的仿佛突然而至的念头，然后他会把这念头拉入自己的语言构架里头，让它稳稳地落在一个强有力的、厚实的、极具理性的平台上。
我总是惊讶这个过程的转换，突变，它们是怎么样实现的呢？一个人怎么可以从那样的感性、天真好奇，一下子就到达那样的理性、深思熟虑？这应该是他自身最突出的个人魅力，是他总能征服谈话对象、征服读者的力量所在。这让他总是大气和宽广，会让我对他产生盲目的迷信，觉得他会在任何领域任何年代里独辟蹊径，成为强者。
过去做他研究生时，熏染得多，我几乎也快要有点这样的意思了，但后来离开了学术的氛围，完全放弃，就把自己放任为洪水泛滥凡事不过脑子的糊涂女人。
因为胸中有那样超前的想法和认识，余老师对我毕业后选择北京有些不以为然。他说你男朋友不是做生意的嘛，光是做生意，也应该去广州啊。
上海――深圳――北京 它的三个城市（3）
我自己却是一派懵懂。我总是对周遭大事、形势变化不闻不问，一派漠然，更不要说会有什么理性的见解与预知。对自己的未来哪怕是家居生活，也从来没有计划，一直是放任自流。
本来也是想在南方开始一种更有活力、更加宽泛些的生活的，可是到了广州，在从广东省艺术研究所到借住的老同学家途中，公共汽车上身边拥挤着的男人的长相，突然令我对未
来的广东生活心生畏惧。他们长得实在太难看了（请所有广东俊男别太生气），怎么好去亲近。
一个这样直接的理由，让我还没离开广州就起了不去那儿工作的念头。我只有自嘲，称自己好色，怕在广东找不到英俊男人作伴，北京嘛毕竟“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