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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余老师夸我，是不是也只是为让我高兴。管它呢，反正我从他的夸奖里得到过无比的信心，至少它的结果是令人振奋和愉快的。
真希望有一天沉淀下来的自己，也能和余老师一样地平和，善意，也会恰到好处地表示自己的欣赏与赞美，让身边的家人、朋友，也从我这里得到信心与动力。
曾经从一位在西方和美国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人那里得知：
“西方的文化是善于表扬、奖励的文化，是一种善于把感情外现的文化。只要你做出一点成就，你马上会得到社会的认可、鼓励，哪怕你的成绩很小，这种热情的认可足以构成一种良性的刺激，使你保持良好的创造激情，转为一种良性的循环。”
我就喜欢这样的方式。
甚至想对所有的人说，一定要及时地、大力地赞美你欣赏和喜欢的人，你的父母，好友，爱的人，他们从你这里得到的，一定比你想象的多得多。
他对爱情，是积极的悲观主义（1）
那天的交谈，我羡慕完体力劳动者，又开始羡慕表演系的学生，我说他们活得那么单纯、简单，总是热情和富有激情的，我想像他们那样。我想一觉醒来自己完全变了个人，我还想谈完一次恋爱马上欢天喜地接着谈下一次，我讨厌自己总是再也爱不起来。我傻乎乎地问他，难道一个人可以每次都真心实意爱一个人？
刚刚才谈过一次倒霉的恋爱的我，像枝残花败柳，低迷消沉，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去爱什
么人了，爱真的给掏空了。
可以的，马小娟。
他说他身边就有这样的人，每次爱上的女人都认为是最完美的，每次都会全身心地投入。他说起那时他的朋友、电影《小街》的导演杨延晋的几次恋情，讲得非常细，好玩得很。主要是当事人每次都那么全情投入，不厌其烦，不思悔改，更不觉得会有结束的那一天。他把他的朋友描述得既痴情又多变，对每一个都宝贝得不得了，都爱到了家，要命的是又都不能持久。
我心中暗笑，爱情只发生在男女主角心中的，在别人的眼里，那是另一回事。我刚好是杨延晋的老乡，据说我老爸在文革还做过他老爸的保皇党，但我爸对杨家的儿子却印象极坏。初到上海时，老爸就一本正经警告我，说上海有一个人叫杨延晋，你不要靠近他，他是个什么什么。哈！
现在听余老师这样愉快和善意地描述他的恋情，完全是另一番风景，就觉得男人也和女人一样，爱得不行时就需要向身边好友倾吐，也需要理解与分享，幸运的是这个杨延晋拉了余秋雨这么个聪颖善意的好友来倾听，他的一次次的恋爱才会按照他本来的样子呈现，才不至于像老家街上传扬得那么吓人。
几年后当我听说，这位当年的杨导又爱上了台湾女作家玄小佛，并且这次还真结成正果，而他们的证婚人，正是男主角最好和最尊重的老友余秋雨，我一下就笑了。从上次余老师对我说到这位老兄的恋情到这次跨海婚姻，其间不知又有几分几合，也不知这次余老师又会如何来描述他朋友的浪漫与多情。
就那样，他给我讲熟悉的朋友、学生们的恋爱故事，没有丝毫的贬毁，无论结局如何，他不舍得否认爱情作为人类情感本身的美好，他热烈地相信每一个现阶段爱情的真诚。
他说，每一个男女都处在自转之中，当一个男人最散发魅力的一面转向了一位女人，而这女人最美好的一面也刚好朝向了这男人，那么爱情就挡也挡不住了。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幸运，自转的方向和速度，相对于那个有可能出现或已经错过的异性，总要有偏差，所以老有人找不到自己的爱情。遗憾的是，即使相爱之中的男女，也并不停止自转，终有一天，遗憾的那面会转过来的，双方要看到对方的另一些方面，爱情并非经久不变。更加遗憾的是，你浑然不觉自己的反面正转向对方，而对方的不知哪一面又成为了别人眼里的光芒，正在那儿魅力四射着。所以有人爱得落寞，不明白爱为何稍纵即逝，不知道对方只不过自转的速度稍快了一点，而自己的那面可能也正转向另一个对方——
爱，已潜伏在某处，只等你转过身去。
我被他如此形象的比喻说得笑起来，高兴起来，我情愿这又是一个鼓励，就像很多年以后我又一次变得独自一人，在深圳街头的电话亭向他告别，他在电话那头一再地叮嘱我，小娟你一定要有男朋友，一定要去爱，好不好。
是啊，一个没有爱的女人，像个什么样子！
那天一定是我说话的状态让他起了疑惑，他突然有些不解，关心地问我到底结婚没有。
我开始装傻。我把自己和别人都弄得莫名其妙。三年里我总是隔不久就从上戏的院子里消失掉，十几二十天才晃荡回来，俨然探亲返校。应该是有个男人或男生什么的才说得通。我还真打了个结婚申请交到系里，但只是扔在那里，再没去管下文。
我那时对爱情、对男女关系悲观绝望得不得了，根本不相信。虽然他的“自转说”多少让我开心了一点，但我仍像枝残花败柳，毫无朝气对他说，也许婚姻并不需要爱情。
他认真起来，坚持说没有爱情的婚姻肯定是不道德的，恩格斯说的这句话永远正确。他说或许人类最终会取消婚姻制度，为保卫真正的爱情。根据“自转原理”，人们不可能永远结了离，离了结，这太麻烦了，那么爱情就是两人在一起的惟一评判，惟一理由了。
我也再次高兴起来，手舞足蹈，我说我们说的是一回事，你指的是将来，我说的是现实，既然现实里并没有消灭婚姻制度，那么肯定绝大多数人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我们一起都笑了起来。我想我们都看到了那个不言而喻的事实。
我认为他对爱情，是积极的悲观主义。
我们开始聊另外一些好玩的人和事。
不再上学读书了，真好，可以想聊什么就聊什么，完全不在乎是否浪费时间，是否偏离了主题。他那时还生活在大上海的文化与艺术圈儿里，还没有真正背离那些笼罩其上的地方氛围，他愉快地絮叨他的一些朋友的趣事，听得出他对他们的友情，他饶有兴趣地谈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
他还说起他以往的学生们，他对他们的来处、去向记得清清楚楚，记住的都是他们带给他的愉快。
他对爱情，是积极的悲观主义（2）
要离开了，那竟然是我第一次和余老师闲聊天，我放得很松，无话不谈。
我知道，龙华那天的长谈，带给我们双方更进一步的感觉，是离开上戏后维系师生交往的纽带。
上海――深圳――北京 它的三个城市（1）
从未像看上海那样，漫不经心和优雅地远看我居住了十几年的北京。
这座城市仿佛一个巨大的漩涡，无数青年自各地而来，然后一转眼，就被吸了进去，卷了进去。多数无声无息，无影无踪。这座巨大的城，还在不断地往外扩张，一环，二环，三环，四环，五环……等到退出城来，早远得再难看清。有一回听说，毛泽东进北平前第一次看北平就在香山上，那里可以看到北京全景。我和别人半玩笑半认真爬去看过，天气不佳
，雾尘满天，连颐和园都没怎么看清。
离开上海时余老师问我为什么要去北京呢？我傻乎乎地回答“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因为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哪里，要干什么，所以选择北京。在心里，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北京，天性散漫，总是在一个地方呆不长，只觉得北京嘛，位置最高，若再呆不住了，往哪儿去都是往下哧溜，省事。
我们谈起二三十年代的北平，那是他心目中旧时文人学者的家园。很多大学在北京，很多大学者在北京，那时的教授、学者完全不必为生计劳神奔波，大学里的薪水足够租得起一座四合院儿，养活妻儿之外，还好雇一名老妈子，包一辆黄包车。自北大、清华讲完课回家，就在火炉边看书、著书，而首都远在南京，这里的天空相对宁静、高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晚期的北京，身份还有些模糊，政治味道很浓，观念也相当陈旧，生活条件相对南方，更是艰苦、滞后，我的一些同学视进京择业定居为畏途。
这之前我去广州的广东省艺术研究所找过工作，可能因为我发表过一些文章和小说，更大的可能还是因为我是余秋雨的研究生，广东方面挺当回事地接待了我，所长副所长还有戏剧、舞蹈、音乐、美术好几个研究室的负责人都聚集到一间屋里，一个个地与我来探讨艺术，仿佛又一次的毕业答辩。
后来他们真的来函欢迎我去工作，我又犹犹豫豫对余老师说：“那儿是做生意的地方啊，我对做生意又没有兴趣。”
余老师认为选择广州可能更好一些，它毕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前沿地带，是中国目前最有活力和希望的一片区域。
他的话我并没有认真听进去，我以为他只是理论上那么认为罢了。
几年后他自己也去了深圳居住。他的话其实并不停留于理论的，那时他已开始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实践他的想法，甚至预感——有人就称此为“文化预感能力”。
后来上戏的学生当中，无论戏文系、导演系，还是舞美系、表演系，都有一批不错的学生也都去了深圳，或者搞文化，或者经商，都做得有声有色。我知道他们都会以余秋雨的学生、朋友自居，他们常常见面，互通信息，还像在上戏的小院儿里那样。
离开北京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去了深圳“锦绣中华”的刘半仙，印象中他总在参与策划大的文化演出，不是把国外的弄到国内来，就是把国内的介绍到国外去，我们在北京见面时，他说的那些事情里有两件我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