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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的人生态度、文化态度和价值取向，影响最深者当属余秋雨先生了，无论是在上海、北京，还是后来的深圳。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他的学生，也不仅仅是他文章的阅读者，大多源自于感知和想象。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想象一种语言也就是想象另一种生活。”在雪域高原，在茶马古道，在丽江大研古镇，在“斜晖脉脉水悠悠”的徽州古村落，在“三生花草梦苏州”的江南小镇，或是在山崖，在庙宇，在山风呼啸山丫，在烟火熏黑的祖屋，在古蔓荒藤遮盖的岩画前，甚至在异域的“加州旅店”，这种想象和感知是挥之不去的，是温暖的，是刻骨铭心的，如冬天雪夜里温热的老酒，如遇多年不见的知己。
在这种想象与感知中，我尤为激赏的是余先生关于“学者要有民间情怀，文化要有民间情怀”的呼吁。这是一个纷杂多元的社会，“走出书斋，去实际看看，在文本文明之外接受时间文明”。这是文化转型期的现代学人都要面对的问题。熟读余先生文章的人，都会感知到一种跨越历史与现实的人文精神和浓浓的家园意识，同时也会感知到余先生对构建城市文明的渴望和对当下经济发展的关注。余先生从中华文明出发，到阿拉伯文明，再到欧洲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整体性影响的文明，基本上都被他涉足。在我眼里，余先生既是文化的探求者，更是文化的实践者和文化的体验者。
美术评论家王广义曾提出“清理人文热情”的观点，他指出：“我提出‘清理人文热情’这观点主要是希望理论界尽量避免对一幅作品过度放大它的意义。我现在觉得这个观点在当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样无休止地放大，对人文热情的过度投入，可能使画家远离生活。”现在，有人甚至将学者分为专业学者与媒体学者，前者指的是那些固守书斋、专心研究学问的学院派，后者自然指的是那些除了研究学问外，还频繁在公共领域，就国计民生发挥作用的知识分子。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两者之间要人为地二元对立。人的学养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治学方法和人生态度也就不尽相同。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言必称韦伯”时，人们津津乐道地“以学术为业”与“为艺术而艺术”，是韦伯对韦伯偶像崇拜者带来的误区，这样的命题可以成为一种分析角度，但命题本身是幼稚而造作的。远的不说，我们的先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较之不是有更为高昂的学者主体性吗？
寻找传说与现实中的场景（刘胜佳）（2）
有些人将余秋雨先生，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先生称之为“媒体学者”，将陈逸飞先生称之为“媒体艺术家”，甚至直称其为“文化商人”。我个人认为在当下中国语境下，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伪问题。余先生长期与媒体的良好合作自不待说，顾晓鸣先生被IBM邀请作为品牌的代言人，广告的主题是“世界最具创新思维者的选择”。有人质疑顾晓鸣作为文化人，不应该凑热闹搞什么广告，甚至有人指斥他忘了知识分子的本职是什么。多年前，在江南水乡小镇，我跟陈逸飞先生有些交流，他认为自己是个视觉艺术家，而不像有些
人期望他只作为专职的油画大师。顾晓鸣先生面对质疑时有过这样的回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和价值观以及人生的态度和策略，无论穷富尊卑，每个人都是上苍精心创造的伟大作品，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一点，我深以为然。
“著书皆为稻粱谋”，这是中国古人说的，时尚把小便壶弄成艺术品，那么多的“艺术家”和“学者”和“教科书”都对之吹捧有加，引为经典，再端什么“者”和什么“分子”的架子，不是比小便更为酸臭了吗？很难想象，在当今时代，学者可以自鸣清高，面对社会责任和经济发展可以作壁上观。实际上离开学者的经济是不存在的，黄仁宇对明代簿记和中国资本主义发生问题的研究都已成为常识。所以，学者的神化、泛化，或者过分与媒体的对立，都大没必要，学者也要在变化了的世界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创造。不这样做，何处安身立命？学者也是人，你以为人是什么？首先是一个吃喝拉撒睡会死的动物。
IBM另一系列的品牌代言人，是《美丽心灵》的作者西尔维娅·娜萨，当世美国正统历史学家第一人布尔斯廷，就写有重要当代传媒批评著作《假事件》，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一直在做“媒体学者”。我不知道与媒体绝缘的学者是什么样的？也许他只是活在自己的神话里。
过去，有权就可以大干快上，干惊天动地的蠢事，比如填滇池“围湖造田”；现在权力加上钱，如果还出洋“考察”过几天，更可以干愚蠢的壮举，比如拆了真的老街建造仿造老街，砍掉古庙的弯扭古树，像法国一样把树修整齐，种上开阔的带有几何图形的草坪，在火山上修笔直的大台阶，更有异想天开的，给滇池边睡美人山“隆胸”，过度的欧陆风情的房产开发和造镇计划，若干年后中华大地上都是如雨后春笋般的欧美小镇……所以，在旅游经济发展可能过快，头脑可能过热，权力和金钱可能控制性过强的情况下，必须有相应的制约机制，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胸襟和气度。其中，知识或理智的制约力不能忽略。像余秋雨、顾晓鸣、陈逸飞这样的学者和艺术家不能沉默，还需要有更多有社会良知的学者的声音。
作家阿城在云南曾感慨道：“现代文明常常会使我们养成一种傲慢，对此前的生活或者生活方式不屑，又或者反过来，对此前的生活或者生产力方式有一种媚，我觉得都不足取，都难免会盲目。”我深以为然。
在秘境云南的茶马古道，每次踏着嵌着二寸许深的马蹄印的石板上，都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都能体验到中国西南特有的文化所具有的一种摄人心魄的内核：它自古至今延绵不绝的血脉文化，它包孕了那么多的民族群体文化，它产生了那么多的“个体”文化及“混合”文化……
中国需要书斋里的学者，更需要大批走出书斋的文化实践者。我们日益变化的世界，太需要“学者的民间情怀”和“文化的民间情怀”。为了心灵不再干涸，为了美景不再破坏，为了家园不再是荒原，为了城市不再寂寞，为了文明得以延续，为了更多出行者不再孤旅，人在路上，络绎不绝……
遭遇疑问之后（刘远）（1）
好多得知我是余秋雨学生的人经常会饶有兴致地问一句：“你是不是看了《文化苦旅》才考他的研究生？”但每每在我作了否定的答复后，都会招来几道疑惑的目光。在许多读者眼里，《文化苦旅》就是余秋雨的全部，他的学识才能，他的荣誉名声，甚至他坐过的院长宝座，都是由此而来。也自然，一个人如果不是因为看了《文化苦旅》去投奔余秋雨，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一个半生不熟的朋友一天委婉地对我说，余老师不去正儿八经地当他的作家，继续他的文化苦旅，怎么老是跑到影视戏剧圈里去掺和？我一时愣了，不知该如何解释，就好像不知该如何解释人为什么非要用两只脚走路而不是像其它动物那样四肢着地。
偶尔，也有明显不怀好意的提问，这些提问五花八门，但概括起来无非是些世俗的眼红和底气不足的贬抑，要不就是重新翻出一些陈年旧事来搅搅浑水。
现在，更多的人又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余秋雨不去著书立说，只看到他在电视里当嘉宾作演讲？
类似的疑问遭遇得多了以后，不由引发出一些感慨来。
照我的理解，作为一本散文集的《文化苦旅》，只是余秋雨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在《文化苦旅》写作问世之初，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一个部分。但偏偏是这可有可无的一部分，给当时的文化界也包括他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后果之一是，余秋雨作为一个散文作家被读者所普遍接受，而本来的学者身份在作家光环的照耀下被掩盖屏蔽。大众已经习惯于知名作家做不了学问，知名的学者干不来作家的现状，也就很难习惯一名学者竟然可以写出畅销书的事实。因为看了《文化苦旅》去当他的学生，这确实是个能被普遍认可的理由，甚至也是一个能博得喜欢《文化苦旅》读者赞赏的理由。这要比说看了《戏剧理论史稿》，看了《中国戏剧文化史述》，看了《戏剧审美心理学》，看了《艺术创造工程》等等，才去念他的研究生，更能满足大多数人的构想和猜测，因而也更为道德。每每看到别人疑惑的目光，我都要后悔好一阵，觉得不该为了细节的真实执意去扫别人的兴，但我也立即会替自己的悔意找一个解脱的理由：写出几本戏剧论著远要比写一本《文化苦旅》艰难得多，作为他的戏剧理论研究生，我有义务尽自己的微弱之力去尝试着恢复余秋雨被作家光环屏蔽了的学者身份。
确实，谁都没想到，当时已是颇有建树的青年学者和戏剧理论家的余秋雨，会去写一本《文化苦旅》的散文集，没想到学者的余秋雨会由此让位给作家余秋雨，更没想到《文化苦旅》这样一本业余作者的散文集，会在文学界引发如此翻天覆地的震动，并产生那样持久广泛的影响力。
直到过去了许多年，人们回想起《文化苦旅》的畅销和知名，才发现这本日后轰动一时的散文集，在事先几乎看不出一点儿走红的征兆，与随之而来的其它几本散文集问世时的风光相比，甚至显得有些寒酸。出版之初，既没有众星捧月般的鼓吹，也没有职业书媒们的介绍，更没有谁去恭维几句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