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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这样，我悄没声儿地完成了全部过程，没有被任何人发觉，那我又会觉得有点恐怖，因为这证明我日常的居住安全毫无保证。稍稍身手矫健一点的人都能快速地登堂入室，这倒是怎么回事？
想来想去，为了避免吓着了别人或吓着了自己，必须找一个人来“见证”这个爬墙行动。最合适的人选是住在前一栋楼里的院长办公室主任葛朗。深夜敲门虽不妥当，但毕竟是院长叫院长办公室主任“办公”，勉强还能属于“本职工作”范围。
睡眼惺忪的葛朗一见是我立即清醒，我把他拉到爬墙现场让他做个见证。葛朗坚决阻止我爬，说如果真要爬那一定是他的事。我说，他身体比我更胖、更高、更重，爬起来一定没我轻捷。他说，身为院长办公室主任竟然眼看着院长亲自去爬墙，一定是最严重的失职，天理不容。说着他已经爬了起来。
可怜这位戴眼睛的哲学教师在半夜时分猫着腰做起了近似窃贼的动作，我看他终于爬上了我家的阳台，又在阳台一角找了一块砖，闷声一砸，窗破了，倒也没有闹出太刺耳的响声。他从破洞里伸进手去，扭开门把，进去，把正门打开。我已快步奔到正门口，对他深表感谢。他搓了搓手，掸了掸衣，说明天会派人把窗玻璃配上，就走了。
我关上门，本想洗洗就睡，却坐在房间中央发起呆来。
九
这房子，是家，只有我一个人，我却当了一个很大的家。在这最小的家和最大的家之间，我似乎遗忘了另一个家，爸爸、妈妈的家。
刚才在盘算要不要爬墙的时候，我倒是想过另一个方案，不爬了，回到爸爸、妈妈家去，那是我遇到麻烦时躲身的最后港湾。但是，这个想法立即就否定了。从龙华回海防路，没有直达的公共汽车，可以坐104路，到新闸路下车后再步行三站地。104路倒是通宵有车，但午夜过后要隔很长时间才能开出一辆，我如果等到，搭上，到新闸路再步行，赶到爸爸、妈妈家大概要花一个小时左右。爸爸、妈妈家里没有空余的床位，我这样一去一定会把两位老人家骚扰得不知所措、手忙脚乱。
我爸爸当了十年“打倒对象”，人家还以为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官员，其实最多也只是科级罢了，比我现在取得的级别低得太多。但是这次他清楚地看到了，那个原来在他心目中简直是山高水远的“领导干部”职位落到他儿子身上之后，还需要他花费多大的精力。
首先是分到龙华的住房后需要最简单的装修，例如需要在毛坯墙上糊一层纸，需要在水泥地上涂一层漆。当时整个上海还找不到装修公司，一切必须自己动手。糊墙和漆地的事，由我、爸爸和小弟弟完成。当时，爸爸已经六十多岁，他用废报纸做成尖帽戴在头顶站上凳子去糊墙的一刹那，不知是不是想到了二十年前同样戴着尖尖的纸帽站在凳子上挨斗的情景？
装修完了是搬家。我书多，请几个朋友一起捆扎了几天，又向学校借了一辆大卡车，来回搬运。爸爸和几个弟弟全在车上，这边传上去，那边传下来。爸爸仔细，不时点数查看，以防遗漏。当最后一车书运走后，万航渡路140弄5号的旧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收拾厨具。看到几个碗沾满灰尘，想拿到自来水龙头那里洗一洗，谁知刚才搬书搬得太乏力了，一个碗没抓住撞碎在自来水龙头上，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接，立即在右手掌上割开一道又深又长的口子，血流如注，整个水池顷刻一片红色。
我立即抓过一条毛巾，用左手捂住伤口，去找医院。最近的医院是华山医院，但没有公共汽车能够抵达，而当时的上海很难叫到出租汽车，惟一的办法是自己走去。应该奔跑，但我这个人受父母影响，从小怕惊扰别人，只以比普通行走快一点的步伐捂着手行走。到静安寺附近遇见我们学院吴瑾瑜先生的夫人，吴夫人见我这个样子关切地问我怎么回事，我只轻描淡写地说割伤了手，去医院包扎，她问要不要陪我去，我说不必，她关照我几句与我告别，但低头看见一路上都是我留下的血滴，立即又转身跟了上来。吴夫人陪我走了好一段，直到在乌鲁木齐路口遇到了学院医务室一位叫卜羊根的先生，交代好才离开。卜羊根把我直送到医院急诊室，不停地恳求医生：“我们这位老师是写文章的，一定要把他的右手保留住！一定要把他的右手保留住！”
我能听到（7）
我知道事情还远没有到这个地步，只是我的流血量把卜羊根吓坏了。结果，右手掌缝了八针，留下了终身性的伤疤。缝完针的一段时间，我生活不能自理，只能住回海防路爸爸、妈妈家，由两位老人家照顾我。
爸爸、妈妈从这件事，警觉到我在日常家务上的狼狈，过几天总要来我的宿舍，替我买米买菜。我们宿舍虽叫龙华宿舍，离龙华小镇还有不短的距离，因此爸爸、妈妈扛着买来的
东西要走好一会儿。妈妈总是考虑到爸爸有糖尿病，让他提较轻的菜蓝，而她自己在肩上驮着米口袋。回到宿舍，爸爸洗菜，妈妈下厨，等我回家。
十
那个年代，中国大陆私人生活的窘迫是共同的。但是，又依稀出现了某种改善的信号。
当时还无法设想，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我们总以为，只有集体改变了，个人才能改变。
为了提高全院教师的待遇，让他们能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安心工作，我们把不少精力花费在“校办工厂”上。
校办工厂，这是政府鉴于教育经费奇缺而倡导的一个补救措施，倡导的方式是免税。可惜当时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不知道“免税”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心底里还瞧不起任何经济行为，只是一味等待着北京拨款。
我和我的同事们倒是听懂了，我们虽然不会办厂，但是相信这种“免税”的政策能吸引不少会办厂的合作者。我自从上任以后就发现，国家拨给我们的办学经费只能勉强发放教师和职工的薪金，其他什么事也干不了，这怎么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的改革计划呢？因此必须在“校办工厂”上下点功夫。
我们学院的“校办工厂”最多时发展到九家。最好的一家是玻璃试管厂。原来全国各中学的化学课都需要有实验试管，每个学校需要量很小，品种却很多，没有一家玻璃厂愿意承接这样麻烦的小活儿。然而，如果把全国各中学的需要集中起来，再把各种试管进行分类归并，找相应的玻璃厂，厂方就非常乐于接受了，它们本来也正找不到成批的订货。因此，我们学院的玻璃试管厂其实是一个中介公司，在当时，实在是一种迫切需要。
我完全没有从商经验，但对于事情有一种最质朴的逻辑判断，知道哪一种行为来自社会的真实需求，哪一种行为只是拙劣幻想。
政府一度鼓励“校办工厂”，除了试图补充教育经费外，还想借此分流教师队伍，让一些不适合讲课和研究的教师去工厂。但是一系列事实证明，不合格的教师基本上也管不好工厂，一切大事还得由我们自己来作判断。如果我不出面，也必须由副院长荣广润、孙福良和院长办公室主任葛朗过问。人世间的大判断，不分行业。
九家校办工厂的经济效益，除了学院留存外，主要以“奖金”的名义发给全体教师作为津贴。我们学院经济最好的那些年月，教师每月的津贴是上海同类高校的两倍，是北京同类高校的四倍。这种经济优势，使得所有的教师都不愿离开，这就成了我们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基础。否则，人心涣散，大家想走，一切主动权都不在领导者手里，哪里还谈得上改革？
十一
我们学院终于成了全国高教系统中人均收入增长最高的学校。
接下来，我们开始着力打造校园环境。
这对教师而言，是对他们过于局促的私人住所的变相衍伸；对学生而言，是对他们领受艺术气质的环境营造；对我而言，则是对自己美学课程中关于各种审美因素互动理论的具体实践。
在我们上任之时，校园的环境实在有点可怕。
校园本来不大，好心的各届前任领导企图把学院建成一个“万事不求人”的完备小王国，各个部门趁机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结果整个空间很快就被临时搭建的房舍撑足了，一片拥塞，满目无序。
最为壮观的是各色各样的仓库：这儿是课桌椅仓库，那儿是金属仓库，转弯是玻璃仓库，背后是砖瓦仓库，正在修理的是电器仓库，刚在建造的是工具仓库，而且每个仓库都在扩充，例如课桌椅仓库分成了新库和旧库两座，新库储藏没用过的课桌椅，旧库储藏有待修理的残损课桌椅……
我一座座看去，身边还有不少工作人员来求情，希望自己的仓库扩充人员编制和资金投入，又有人要求新建别的仓库。这种景象，让我想到现代物理学中“熵”的概念。满足一切无序要求的必然结果是制造更大的无序，直至涨死、乱死、缠死。
看上去最混乱的问题，其实最容易用干脆的方法解决。我在察看过全部仓库后找来总务处长谈了一次，便与两位副院长商议后作出决定：立即拆除在校园内搭建的八大仓库和它们所属的十几个小仓库，一个不留。
我在院长办公会议上说：“离学院后门几百米处就有金属商店、玻璃商店和电器商店，我们随时可以去购买，为什么要自立仓库？新的课桌椅，立即换到课堂里去，坏的课桌椅能修则修，不能修的立即当作废旧木料处理掉，藏在那里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