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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亲关系里，爱到深处不是孤独，是担惊受怕，是宁愿从未有过。
余老师的《隐秘的河湾》全文曾在香港《明报月刊》上连载，大陆还极少见到，我因为喜欢，尤其对那些他与他的家族成员间的那种亲情与苦难中相互支撑的文字，很难忘，所以忍不住要在这里大段大段地摘抄，与坚持读到这里的读者共同来感受一番余秋雨的内心一隅：
我的祖母姓毛。叫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户口簿上的名字，是登记户口的工作人员随手写上去的，这是祖母给他们的权利。她当然有自己的名字，但是，嫁给我祖父之后就成了“余毛氏”，名字成了最神秘的隐私，我甚至怀疑连大大咧咧的祖父也不知道。每天傍晚，我与弟弟替祖母捶背，又一次做着重复的猜名游戏。让祖母自己说出名字是不可能了，我们就大声报着本地妇女的各个常用名，再看祖母的表情，希望哪一次她失声答应，或眼睛发亮。但是，数不清报了多少名字，我想一定已经报到过了，她却毫无表情，也不阻止我们天天做这样的游戏。于是，我们的童年，就是在捶拍一位长辈的背脊，呼喊一个个中国女性的名字中度过的。捶拍，如同叩问，叩问着一个最简单的答案，居然一直没有获得响应。
但是，不知名的祖母却给了我一个名字。她并不识字，只知秋天下雨的日子出生了一个男孩，就随口一叫。她说，等雨停了，请庙里的和尚取一个正式的名字，她是虔诚的佛教徒。和尚为我取的名字叫“长庚”，祖母觉得村里已有两个同名，还是暂时叫她取的小名吧，结果一叫叫到现在，留住了那天的湿润。浙东农村当年的婆媳关系非常特殊，祖母的这个随意决定使我的躺在床上的母亲很高兴，立即写信告诉在上海工作的父亲。母亲的文化程度不低，却还没有在余家取得发言权。
旅行，家人，亲情（3）
祖母曾经为余家生下了十个儿女，真是对得起“余毛氏”这个称呼了。我是她的大孙子，在我出生前，祖母的十个儿女已病死七个。我出生后一年，父亲的妹妹又去世了，祖母只剩下了两个最小的儿子：我的父亲，我的叔叔。叔叔是在上海长大的，一解放便与很多热血青年一样自愿报名到安徽参加土地改革、治理淮河，与其他青年不同的是，他后来就留在安徽工作了。叔叔一直没有结婚，因此经常来上海看望祖母。为了我的读书，当时我家已经全部搬到上海。
祖母与毛泽东同龄。在他们七十三岁的高龄上，毛泽东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不久，我父亲被造反派关押，罪名是“阶级异己分子”。祖母完全不明白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也解释不清，她只得每晚要妈妈搀扶着，到一个会场的门边偷看批斗会，试图弄懂。一天终于看到，有人按着父亲的头说他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孝子贤孙”，祖母能听懂“孝子”一词，气得浑身发抖，要上台去声辩，父亲是她的孝子，不是别人的，被我妈妈拉住了。回来的路上她还不断嘀咕：“我只剩下了两个儿子……〃
真正的灾难是生计。我家大大小小八口人，全靠父亲一人的薪水过活，他被关押后造反派发给的生活费是人民币二十六元。为什么是二十六元，至今没有想明白，但天底下没有另一个数字被我那样小心翼翼地捧持过。八口人，三十天，二十六元，我作为全家的大儿子，每个月都要无数遍地摆弄这道无法做完的数学题。这时我所在的学院也被造反派掌权了，老是批判我们这批抵制过他们的所谓“保守派”，而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不是被批判，而是饥饿。后来幸亏初中刚毕业的大弟弟懂事，小小年纪出海捕鱼，全家才勉强活了下来。祖母要我写信给在安徽蚌埠工作的叔叔，告诉他上海全家实情，让他快快来接济。那天她向我布置完任务，又转身面对毛泽东的画像说了几句话，希望他看在同姓同龄的份上，帮帮余家。这种走到绝路上的轻声祈求，在我们老家叫“谶唤”。
极度饥饿的亲人们是不愿聚在一起的，只怕面对一点食物你推我让无法下口，我尽量躲在学院受造反派批判，一星期回家一次。那天，我一踏进家门就见到祖母堵在门口，急急地说：“你叔叔生胃病死在安徽，我和你妈妈已经把骨灰捧回来了。”说完，她居然牵动嘴角想笑一下，然后两眼直直地看着我。
五雷轰顶般的消息。白发凌乱的她，在这个星期里已经亲自到安徽把自己最小的儿子的骨灰捧回来了！她一辈子不会说谎，牵动嘴角想笑一下的小动作证明胃病之类是假话。她没有眼泪，眼光很定，又很虚。
过后妈妈给我说了实话。只因当时一切自杀都算是“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祖母怕连累全家，只能胡编，也不让我们去。我问妈妈，叔叔为何自杀，妈妈说，他以前经常为周围的年轻人讲解《红楼梦》，文革一来就算“放毒”，争辩几句成了不知忏悔，押在垃圾车上游街。叔叔哪里受得了这般羞辱，回家就用刮胡须的刀片割脉，抢救过两次，直到第三次终于完成了他的抗议，单位才来通知。
什么时候我会专门写写我的这位叫余志士的叔叔。玉树临风般的温雅书生，我从少年时代起全部课外书籍的提供者，第一次让我知道鲁迅是谁的人，居然为了一部《红楼梦》，三次割脉。如此宁静的刚烈，使我立即领悟了文化与生命的关系。我在最寒冷的一天把祖母从安徽抱回来的骨灰再抱到上海古北公墓安置，然后肃立半晌，用眼泪向大地发誓。
二十五年以后，我和妻子特意在安徽制作黄梅戏《红楼梦》，全剧最后一场宝玉出走前哭灵，妻子在演唱我写的那些唱词时，膝盖跪得鲜血淋漓，还把手掌、手指都捶拍肿了，她心里想的是：刚烈的长辈，您听到了吗？
当时，我最担忧的是祖母。她自称只剩下最后两个儿子现在却一个自杀、一个被关。我觉得应该让她回到浙江老家，那间她初嫁到余家时便入住的老屋，也许只有那个出发的码头，才能听懂她的叹息。家乡已经没有人照顾这位古稀老人，这在乱世不算什么，最现实的问题是我无力筹措让她回乡的路费。因此，听说我们这些大学生要一辈子到农村劳动，我就急迫得恨不能明天就下去，试图用一个孙子的体力为祖母挣一点路费，就当我背她回家了。一九六八年冬天终于到了一个军垦农场，我的劳动劲头把很多同学吓了一跳，月终获得四十三元酬劳，立即邮寄三十五元给家里，祖母就回乡了。
我们那个农场劳动的艰苦程度，竟然使得不止一个年轻人因实在熬不过而自杀，但我不会自杀，因为背后还有一个饥饿的家。林彪事件后邓小平主权，各个学校复课，我回到上海编过一阵教材，后来听到有批邓的风声，造反势力重新抬头，我也就称病回乡，隐居在一座山上，没有回到祖母身边，怕彼此不能互相照顾。直到“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先回到上海，然后再把祖母接了出来。
那年月，大家都轻松了，但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被否定，出现了一种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社会心理失序。灾难走了，似乎又没走；春风来了，似乎并不暖。这便是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作“两个凡是”的时期，长达两年之久。
旅行，家人，亲情（4）
先是听到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老师谢志和先生从监狱释放出来了，我立即到他家里去看望，回到学院后有一个老干部问我：“他吸取教训了没有？”
“你说的是什么教训？”我问。
“反对毛主席啊！”这位老干部说。
这下我又想起来了，谢志和老师当年被捕的罪名之一，是他私下议论，每天早晨列队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是唯心主义。为此他入狱多年，老干部还不原谅他。这位老干部并不是极左派，文革中也受尽磨难，但他心中最敏感的政治界线还是反不反对毛主席。至于谢老师怎么反，他没有记住，也觉得没必要记。他们这一代人，在乎的不是具体案情，而是立场、感情。
接着，我爸爸也平反了。十年灾难的解除，没有使他有更多的快乐。很多朋友来访，他都很冷淡。这一点，与后来很多小说、戏剧描写的劫后重逢的喜悦全然不同。有时，我也依稀听到几句他们之间的对话——
“老余，那次批判会上的发言，是造反派强要我……”
“都过去了。这十年你也不容易……”
我当时惊讶的是，这样来解释的人实在太多。
只有祖母还绕在那个问题上转不出来，那天终于问我爸爸：“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刘少奇、邓小平的？”
爸爸说：“我连一个区长都不认识。”
对于这么一个常识性陷害，整整十年，那么多朋友都沉默着。我终于明白，爸爸为什么能原谅那几个最早高声地要他坦白交代的年轻造反派，却无法原谅那些朋友。朋友应该知情，知情应该发言，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说几句平静的公道话并没有太大的风险，而对当事人却是救命绳索。此刻灾难过去，他们现在正合力声讨那几个造反派头目，父亲则背过脸，为晚年选择了孤独。
那天家里只有我和祖母在，听到敲门声。迎进来的是一腔安徽口音，两位先生来为我的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他们高度评价了叔叔，又愤怒批判了他们单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够“化悲痛为力量，加入新长征”。
我看了一眼祖母，突然发现，她眼里居然涌动着恰似一个年幼女孩被夺走了手中珍宝的无限委屈。我一见这个眼光便满脸泪水，此刻祖母已经八十四岁。
老人的嘴唇抖动着，问：“他第一、第二次自杀后救活，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
没有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来人说：“老太太，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