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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脚下一个极其简陋的小食堂里。那里连一份报纸也看不到，完全不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事。又是大幸，居然让我认识了一位八十多岁的沈老先生，他受当地文化馆委托管理着早年蒋经国先生在山间的一个读书室，经他点头，我就全身心地钻到那些旧书里去了。那儿除了《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外还有《万有文库》和比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化杂志，我反正有的是时间，一本本阅读。正经读书累了，就去兴致勃勃地翻阅一大堆《东方》杂志。读书室外面是长天荒草，安静无比。我从来没有获得过那么优越的读书条件，当然绝不放过，连生病的事也忘记了。”
“从古庙到读书室那条冷僻的荒路，我已经走得悠然陶然，几乎记不得年月了。”
“后来知道，这些年月，中国政治领域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上海文化界的气氛也十分紧张，而我则好像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冰冻封存了。”
后来他一下子拿出了几部大部头学术专著，一下就比别人多跑出去几大圈。
现在想，那也是他的一次成功转型，并且从某种程度来看，那是一次比今天更艰难、更痛苦的转型。那时候有多少人能看得清自己和国家的未来，又有多少人有能力把握得牢自己的命运！
我曾经跟余老师谈到过我父亲，一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者，当我还在我妈肚子里的时候，他写的舞台剧就被拍成了电影，一生创作了数十台所谓优秀剧目，他写的戏，直到现在还有人会唱，让我这个女儿也不知跟着风光了多少回。但他非常清醒，也非常勇敢，对自己的过去只有两个字，那就是“狗屁”。八十年代有人要给他出集子，他说他写的东西一个也没有保留，全部毁掉了，他已经为自己作了总结，不需要再出什么集子来总结了。
余老师听了，对我老爸大加赞赏，说中国像你父亲这样的人太少了。
可是即使是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人，在我看来也没能成功地转型得过来，即便他早在理论上、思想上认清了“文革”时期所谓创作的实质，即便他在形式上把青、壮年时期的所有作品毁于一炬，但是他太有自知之明，也太看得清别的同辈们的“垂死”挣扎，他老人家一生中最好、最有创造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已经被埋葬在了那样一段莫名其妙的、谁也摆脱不了的历史中了。
很多他的同时代人还在不甘地坚持“创作”，屁股后面拖着一根别人都看得见只有他自己看不见的“尾巴”，一根总也脱不了旧时代印记的“尾巴”。
我总爱对人说，还是我老爸好，我老爸不写东西了，不在外面丢人现眼了。我老爸现在除了给儿子写信，已不再拿笔。我老爸总在看金庸，看完全套再从第一部开始看，只剩下金庸能帮他打发余下的时光。
余老师说你父亲很了不起，如果中国更多些你父亲这样的人，就有希望了。
是啊，这样的父亲如果不是养育了我们这几个儿女，不也是彻彻底底的失败吗？这样的事儿你跟谁说去？
余秋雨也跟我说他的父亲，已经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文革”时被造反派弄去坐牢，在牢里得了肝炎和糖尿病。这是两种相互抵触的病，一个是要吃、要营养的病，一个是少吃、只吃粗食的病，这两种完全相反的病并存于一个身体里，他父亲被折磨得很苦。现在好了，医院和药成了他父亲的精神寄托，就像一个饿惯了的人，见吃的就要吃，他说他父亲饿怕了，病怕了，以至于养成了“医院依赖症”，八十多岁的人把医院当作了他的第二个家，每天有事没事要到医院走一趟，不去就像缺了什么，有病没病都要求吃点药，没有药在手边上就没有安全感……
遭遇“余秋雨现象”（3）
我们都嘻嘻哈哈谈论这些事，当好玩，一个既成事实罢了。但冷静下来想，真的是很气愤的事情，我们自己的亲人本来是可以有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的。
还说转型，要在一种多少年下来的定势中突然扭转，必须得具有实施强有力行动的能力。而那个早年被我们几个研究生称作“秋雨兄”的人，已经成功地转型了两次，并且两次都是先于群体，先于大势，无怪乎他是我们眼里的强者了。
在深圳思考和写作，成为“旁观者”（1）
1998年夏天，真正的二十世纪末。一位深圳宣传部的官员，夹着一份厚厚的策划书到了北京。
在中国一千八百多个博物馆中，100个最具魅力的博物馆被选中，100集大型文化专题片《中国博物馆》将由深圳市委宣传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完成。深圳人要在世纪末“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野心，开始一步一步地付诸行动了。
接头地点安排在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厅。深圳官员打开策划书，很现代很精致的内页里，图文并茂，铺陈的是各种文化人递交上来的关于片子的总体构想，一页页翻过去——我们伟大，我们辉煌，我们历史悠久，我们将在21世纪迈向人类新纪元……
对，这些都没错，也都是事实，问题是这样的话我们什么时候都能说，并且我们也不知已经说过多少遍，而现在是20世纪最后的时刻了，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千载也难逢的发言机会，我们能不能有点全新的视角，有点自己的表述？
深圳官员指着策划书，说，这好像不是我要的。
有他这话就够了。我也就干脆把他的东西往边上一推，省得装模作样琢磨那些大同小异的句子。我说我们来给你一个全新的方案。
摄制组总是这样，一个庞杂的群体，总是处在不停的沟通，争吵，再沟通当中。偏偏我做人做事的风格，向来不喜欢与人争论。本来嘛，大家都是成熟的个体，有自己的思维体系，谁会为谁的观念或者想法放弃自己的呢？很多时候身为总撰稿之一的我很沉闷，说不出话来。有那么一两次我还别扭得躲在背地里双眼潮湿。那些请来的历史学家、文物学家、博物馆专家，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基本知识、历史背景和史料出处，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并且在资历和年龄上，都有着绝对的优势，我非常尊重他们，但多些时候我并不懂得如何去与他们沟通和相处，我顽固地坚持要用自己的目光去看那些文物，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那些历史，我想他们可能也不怎么喜欢我。
我那时非常想念余秋雨老师，完全像个宠坏的学生，没有人来褒庇我的理念和方式，心里便老大的不乐意，郁闷得很，情急之下就会得对着深圳官员喊，余秋雨肯定喜欢我们这样说。
不久我们就飞去了深圳，在飞机上遇到“延机赔款”事件，乐滋滋捡了1000多块钱，落地时已是夜里11点多钟。一头扎进离余秋雨家最近的宾馆，我笑称自己这是来“偷”思想来的。我给他打电话，说误机了才到。他二话没有，告诉我他一直在等我们，他马上就到宾馆来。
见到余老师，我煞有介事交给他一个艺术顾问大红聘书，他接过去就开始笑。我们还给他捎去两纸箱的北京大桃子。他更乐了，说马兰不在家，我一个人哪里吃得了，这可是“顾问桃”呀。
这是上戏毕业后第一次见余老师，师徒二人免不了互相吹捧一通，他说你还那么漂亮，我说你还那么年轻。我们一起去他家，我想起北京的规矩，以为电梯工早该下班了，该不会让他爬楼吧？他在前面快步引路，一边笑我，说他居住的楼里电梯24小时开放，没有电梯工，说这样很好，像上海那样多可怕，进进出出都有一个电梯工守着，看着。有的还把电梯当家了，小空间里应有尽有，真是很可怕的。
到他家一开门，看见地上的木地板跟我家一模一样，我忘乎所以惊讶起来。他急忙提醒我，不要喊不要喊，现在是凌晨了。
我发现他家收拾得非常干净，并且一切井然有序的样子。电视机边上的相框框里，是一张马兰的照片。我那时还没见过生活中真实的马兰，凑过去看。余老师自己笑自己，说屋子是在我们到之前特意打扫干净好迎接我们的。
看得出，他对自己的这个家很喜欢，带我到各个房间里转一圈，一边把几处家什的来历、布置说给我听。我在他书房里探头探脑。他书桌上还摆着电脑。他说是新的，他正在学着打字。我吓他，说很难的，不过有人说连马小娟都能学会五笔，应该不会难到哪里去。
最后站在他家的大阳台上。外面依旧一片灯火。我也早已分不清东西南北身在何方。他指着底下，耐心告诉我我是从哪个方向、如何从机场到达他家的，又指着最亮的地方说，那就是香港。
看上去就像在他家楼下。
寒暄一番，余老师提出要去楼下喝酒。这才是最高兴的事情。
走在草地上，他又开始指着周围数叨小区的规划建设，哪儿要修什么了，哪儿又要盖什么了，清清楚楚的。他的话充满了期待。这本来就是一个叫我好生羡慕的居家好地段，树啊草啊坡啊海啊，该有的都有了，而人则毫不拥堵刚刚正好，又听他如此热烈地谈论它的未来，真觉得他现在真是蛮热爱生活也蛮懂得享受的，深圳的海风好像更多了些人间烟火，把他吹熏得越发生动、市井和可爱起来。心想，一个人在完成了他最初的学习与积累后，抽身而退，给他一种更安宁、舒适的归息之所，才是发挥他潜能与创造力、最终成为大家的最理想生态。
那时我正热衷于躲在家中昏暗的屋子里看欧洲庄园片，羡慕妒忌加难过，恨不得自己也能过过那样远离尘嚣的简单专注生活。曾经煽动过父亲重回老家乡下做“地主”，盖一栋大屋，给我留一间书房兼闺房用，但被父母狠狠地浇了盆冷水，骂我天真不切实际。其实自己也知道曾经有过的大环境已不存在，一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