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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不需要上什么框儿，小说发不发表的无所谓，反正我写了，发泄了高兴了就行了。发表不了不就是少两个稿费嘛，我有工资我又不缺钱花。
那时年轻就那么牛，总是不听任何建议，不作丝毫改进。许多时光在牛气哄哄中度过。
这时刚好又看见余老师在电视里，再也不穿牛仔裤了。我对自己说，我不喜欢他穿西服。我只记得他穿牛仔裤时的样子，有一点点胖，但是很自然很亲切。
以后见到余老师，他说很多人反感我上电视，太好玩了。他说电视是我的专业，我为什么要回避电视？还有一些自己称很少看电视的教授，也说总在电视里看见我。他好笑地说，他们都不看电视怎么还能在电视里看见我？那看来他们也还是不能完全拒绝电视的了。
我陪着他笑，因为这次是我从中牵线，让我的熟人把他请去上电视的。我已经能够轻松地告诉他，出来的效果哪些话说得好玩，哪些地方处理得不够好玩。我已经接受了他上电视的事情，并且我自己也已搞上了电视，偶尔做做电视节目的策划兼撰稿，有了多重身份的生存方式。
诗人邹静之因为写了一系列收视率极高的乾隆戏，不被他的一些朋友理解，他自己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很多事情根本说不清。
可能和别的人反感余秋雨出镜不一样吧，我曾经不喜欢他上电视是因为我是他的学生，长期以来习惯了与他在学术的氛围里交流，习惯了听他那些溶入了思索和生命体验的见解，而在电视上，面对的是普通的观众，肯定会有措词、分寸上的低就，这就让我很不高兴。
这之前我陶醉在自己的清高里，不屑于与普通人交流，整个人是青涩的。我每天埋头干工作，仿佛一名熟练工人，只在脑子里对自己说话，只盼着干完活儿立即飞回到自己的小屋里，接着发呆，自以为什么小隐隐于林、中隐隐于市，我还大隐隐于“朝”了呢。
我挺生气余秋雨干嘛要把自己抛向大众，他们懂什么呀。觉得真正的天才和思想者，就应该永远孤独和傲慢。
连余老师都不知道，有一段时间我在感情上有些疏远他，我有点生气。我不能容忍我的导师一下成了许多人的导师。
多么狭隘和幼稚。
以后的理解与释然，要来自自身的成熟，年龄与阅历的增量。还有返观余老师一向对我的放任和宽容，我学会了平和地去看待和理解周围的许多人与事。
总是听到他话里流露出来的对他的读者的感激，那样真诚，自然，从来都不矫情。
读者喜欢他的文章，他不仅高兴，而且觉得荣幸，总忘不了及时表达他的谢意。见面的时候我会说起认识的谁谁谁是他的崇拜者，谁谁谁案子破得很棒同时也很爱读他的书，他总是会一连说上好几声“谢谢，谢谢”，还说下次有机会要一起来喝茶聊天。他喜欢和他的读者交朋友。
许多人给他写信，许多人支持他，他们对他的爱戴与信任，有时会让他感到自己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和他的读者相关联的事情，如果一味地沉默，反会变成一种对他的读者的不负责任，一种欺骗。有一阵有人到处编造他三十年前的历史，他问我，马小娟，你说我要不要跟他们打官司。我还是那么不屑，说，打官司那是看得起对方，沉默应该是最大的蔑视。他说好，那我就不理他们了。可谣言仍在流传，以至于他的许多读者也开始将信将疑，他们给他写信，说即使那些事情是真的，他们也一样地喜欢他，热爱他的书。他苦笑说，你看这些读者真的是太可爱，太友好了，他们因为喜欢我的文章，竟然都情愿原谅我根本没做过的事情！
从他身上我感受到写作并非私人的事情，一个书写者拥有读者是幸福的，不孤立的。作者与读者相互间的交流与信任，是一条真实的纽带，不仅令人愉快充实，而且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责任感。
写作让他有了非常严肃的责任感（2）
因为有这样的情感交流，我相信他在镜头前的发言就是真诚和平实的，不会空洞苍白，不会“目中无人”。因为他是在真实地与他的数万读者交流，他从书里出来，现在是在电视上，和他们谈话。他和他们已经很熟悉了，都老朋友了，就好像面对面在聊天，所以他在镜头前总是那样自然和亲切，从容与平等。“我的读者”，他总是带着温情和友好，这样称呼那些人群中的无数支持者。他非常珍惜他们，他们给他的任何一点热情和支持，都让他开心，叫他津津乐道和难以放下。
“我在你们北京打的，被司机认出来了，坚决不收我的钱，真是很开心的。”
“我在机场书店，人家向我推销要不要买这本，这是余秋雨的新书。我说我就是余秋雨！那个情形真是很好玩很开心的。”
“我的读者有好几十万，我每天收到的信多得不得了，有的读者什么事情都愿意跟我说。”
“远行毕竟孤独，便写下一些文字来与远近读者沟通。”
“感受可以咽下，隐忧应该吐出，吐给谁听呢？那两个空间暂时还不会在意一个中国旅行者的想法，那就只能给我们自己人说说。”
他的读者遍及各个领域、各个阶层，他也乐意与各种各样的人们交朋友，他谈论他们，称颂他们，从他们那里看到存在的真实与意义。
我去宾馆找他，北京那天的天气突然像发神经一样，才四月就热得毛衣都多余，我一手抓着脖子上的高领毛衣，想要让自己凉快一点，一边去敲余老师的门。他打开门，问我外面是不是很热，正犹豫着不知穿什么衣服好。我笑说真不得了，我打电话进来，接线员非问我找谁，我说要找余先生还不行，还要说找余秋雨，才给我接通。他自己也笑。
我们一起去机场，我坚持要送他。他推着带轮子有弹杆的那种旅行包，一脸轻松省力的样子，说他经常这样跑，根本不用送。路上他高兴地告诉我，他的一位台湾朋友来北京办报纸，他在台湾的媒体干得很有业绩，但他突然跑到北京来，白手起家，要和北京的同行竞争，办一份领军京城报业的新报纸。这位朋友现在正处在新报的策划当中，一开始就准备请一帮有实力和业绩的文化精英上他的版面，相信北京人很快就会看这份报纸了。我听他的语气，他对这位勇于向自我挑战的朋友很是激赏。每次说到自己的朋友、熟人又要干一件什么事情时，他都是这样诚心诚意地传达着他的支持。就像我每对他说起自己又在做什么电视选题时一样，他从未有过泼冷水的时候。
他爱对我说，从大大小小的老板到白领，到农贸市场里卖菜的小商小贩，他们是现在中国最了不起、最有希望的人群，因为他们都是在用自己的劳动，在从事着一件非常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工作，他们不内耗生事，不因无聊恶意伤人，因此他们是最值得去尊重的。
他对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偏偏还打着所谓文化之类幌子的人与事，极为厌恶。
越来越发现，他有意要进入一种现在“中国式文化团体”的自我放逐状态中。离开了团体，背弃了圈子，他离他的读者、普通人更近了。
那次我又打马兰手机要找余老师，马兰说自己正在外地，在车上，叮嘱我下午以后再给余老师打电话。我老实等到下午拨通余老师。当时过几天就是春节了，余老师告诉我马兰跑到河南的一个什么地方演出去了。他说告诉你都不相信，那边根本不认识的人打电话过来，说我们这里很穷，也没有演出费给你们，可是我们的工人就是想听听马兰唱歌，想看看马兰。结果搞得马兰反倒不好意思推辞，颠颠地跑去了河南，刚才大概正在去“底下”的路上。
我一听心里就好笑，他们真是太相信陌生人了。打电话的河南人也够实在，几句大实话感动了马兰，也感动了余秋雨，对于需要帮助的人群，他们总是亲切随意的。
吾师余秋雨（下）
一个不是我们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1）
总是听他说起在各地发生的与文化、艺术圈之外的人们之间的友情的故事，明白他是发自内心的。
人们读他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读他的《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人们也读他的《霜冷长河》。许多人为他笔端下对文化与文明的追溯、探寻与叩问倾倒，我还听说许多大学生把他的《霜冷长河》当作阐释人生话题的样本在阅读。
人们容易忽略他作为一个社会的人的日常情状。
因为离得近，我能够从《霜冷长河》里读出现实生活中喜怒哀乐着的余秋雨，那些情绪和心得，不必再贴附于遥远的时空当中，都是自自然然的流露。尤其看他絮叨平日里外出遇到的热心朋友和读者，就知道这些对他的珍贵和重要。
读《霜冷长河》的时候，正好是余秋雨编剧、马兰主演的黄梅戏《秋千架》在长安剧院演出的那几天。
那天一场突然而至的夏雨洗刷了长安街，灰蒙蒙的北京城终于通透、明快许多，整个傍晚都像是延时不少，明亮亮的。我穿了臭美的衣服，从出租车里爬出来，街面上干净、敞亮。走进花店，我愉快地告诉店主人，今天要送花给我的老师，很重要的。
我带了几位熟人去看戏，最后还“勇敢地”上台把那束花献给了马兰。回到家里余老师和马兰给我打电话，马兰在电话里直笑我。
人家献花都是从舞台侧面的小梯子上去的，观众看得见，演员也看得见。我不管，我钻到后台，等在那，好不容易等马兰唱完最后一句从台下的掌声中直起腰抬起头来，我一脚就冲到台上，直不咙咚把一束花捅到她跟前，把她吓了一大跳。马兰说我都奇怪你是怎么到台上来的。
我自己也觉得好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干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