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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震撼，把我嫉妒坏了，在当时中国戏剧形式花样百出的招数里，我还没有见识过如此具有表现力的——后者总是形式大于内容，两张皮扯来扯去的，总也合不到一块儿去，把自己和观众弄得累死了；从没间断过看学院表演系学生排演的各种大戏小戏，总是吃过晚饭，趿着双拖鞋，就晃悠进红楼或是实验剧场，用挑剔的目光，看表演系那帮家伙入戏入得怎么样。印象中上戏倒是很少排中国戏，大多是外国优秀剧目，总能让学生把才华与天赋发挥到淋漓尽致。现在看尤勇在电视里演的那些粗汉子，比不上他舞台上魅力的十分之一。最看重的是萨日娜和潘军，好像天生为舞台而生，可惜他们毕业后渺无音讯。萨日娜倒是演过一个种树的电视剧，非常地投入和到位，即使这样，也再没见过她有更多表现自己的机会。潘军演的一个电视，更是把他当小孩了。后来活跃点的郭东临，留下的印象只是我们背地管他叫“郭胖子”。小陈红被认作是小林青霞，刚刚学会在电话里跟导演讨价还价；马晓晴见人就问是不是最近感觉她瘦了点儿。
甚至有表演系进修生听说我在大学里演过话剧，要约我一道排戏，急得我乱摆手，我说我普通话都说不利落，哪敢和你搞表演的同台，我演方言话剧差不多。
有一段时间在心里其实很羡慕表演系的学生，至少还有那么多的世界一流剧作可以让他们去投入地体验一番。看他们在舞台上的状态，如痴如醉，好让我艳羡，还有嫉妒。我以为他们完全可以在演戏的幌子下，把自我宣泄得一干二净，把自己调理得十二分的通透。只是多年后才醒悟得到，他们也会有他们的迷惘和失落吧，离开了学校这块纯净的艺术土壤，发配前往各处的话剧团、文研所，不要说没有好戏可演，就是连排一出戏也不知多久才有一回。那样的日子里，想起上戏的舞台和老师们的庇护，肯定要掉眼泪的。
一位邀我陪他一起写剧本的表演系学生，有点白俄血统，长得不中不洋，用那时的话说叫“奶油小生”。我们在一起时他总要大骂外面的导演，因为他们只给那些长相粗糙的同窗演戏出镜的机会，他说有些长得粗的人其实心细如针，性格也极柔弱，内在根本就没什么狗屁硬汉气质，可人家天生就长那么张脸，就老能有戏演。现在也是拉开了距离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髦，甚至流行的脸蛋，我们的身边其实到处都潜伏着一些优秀的人才，不要因为未被他的时代认可，就看低了他。而另一些喧哗一时的人与事，也不必盲从和迷信。风云际会，一切都只是瞬时的不期而遇；还有就是三毛从台湾来了，住在张乐平先生家。有人在校园里问我，三毛来了，你不去张乐平家看看她吗。我说我干嘛要去看她。我那时心里还是蛮喜欢她的，在南大读书时，所有人都不知三毛是个什么怪物时，我是第一个在南大书架上发现她的，一下就迷得不得了，到处跟人说三毛和她的荷西。但这次她跑来一口一个要认张乐平作爸爸什么的，被媒体弄得一惊一乍，我就不喜欢了，觉得这不是我喜欢的那个三毛。两年后她自杀了，我又后悔那次没去看她。一个那么热闹的人突然就去自杀，肯定不是我以为的那么简单。谁知道呢。女人本来是很容易成为朋友的；那年张艺谋携刚完成的《红高粱》去西柏林参赛，途经上海，特意在上戏实验剧场首映。那时全国人民都还不知张艺谋何许人也。我们因为看过他的《一个和八个》，知道他特牛。
向讲台上的余秋雨致敬（5）
电影里还有我们上戏的一个学生，他混在一堆抬轿的汉子中出现，剧场里立刻就鼓掌欢呼起来，还有人狂吹口哨，为上戏加油。
《红高粱》放完，大家疯得巴掌都拍疼了。张艺谋披件军大衣，站在台上粗声粗气说：我们的片子拍得很糙。大家也都粗着嗓子跟他学：“很糙。”散场后交流，会议室的窗台上都塞满了人，张艺谋一下就成了上戏学生眼里的大师，校园里成天都是“妹妹你大胆地往前
走”“上下通气不用愁”；
还有有一阵不知怎么回事，学校剧场里每晚都在演各种戏曲折子戏，我吃过晚饭就会晃到剧场去。那些唱腔，突然就触动了我，有时汩汩地从心尖上滑过去，有时又像要把我的心喊出来，好舒服。我差一点就掉了进去。但是戏曲的内容我不喜欢，满处都是糟粕。到后来我不允许自己再去听戏，我怕被它麻醉了。
那时对戏曲有点又爱又怕的意思，好多回都是在快要沉迷的时刻撒腿后撤的。戏曲对于我，就只是适合远看看的景色而已；
只要有要求，余秋雨也会介绍他的学生跟剧组。我们有一位学友就在余老师的推荐下进了《红楼梦》剧组，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还年轻气盛，又缺少应对方方面面的经验，没多久就又见那位学友打道回府转来。没有多问，只是听人说和剧组的人处不来，看不太上人家的那一套，自己不想呆了。
其实余秋雨是很希望我们多出去参与艺术实践，积累阅读与观摩之外的艺术经验的，但是大家还是没能迅速适应，一方面毕竟还是学生，不可能采取那样强有力的行动去影响一个剧组接受你的见解与想法，另一方面可能也缺少艺术实践的积累，缺少把观念或者思考转化为戏剧结构的能力。像我们毕业后，余老师与安徽黄梅剧院合作完成的黄梅戏《红楼梦》，他是以艺术顾问的身份参与进去的，整个的剧作与演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红楼情结”与戏剧追求，那是一种很投入的、像孕育一个自己的孩子那样的创造与实践，是我们这帮学生要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才可能争取得到的机会。
对我们那位学友的行为，他也并没有任何责怪或是不悦，熟知一切的他，当然也猜得到自己学生在外面会碰到些什么样的情形，回来就回来了吧，没关系的。下次谁还想去，他还一样介绍去。他只是鼓励、支持大家向外打开，并不过多干涉细节与结果；
二年级的暑假，余秋雨老师安排我们这批研究生前往敦煌朝圣。那年夏天我们随尾而去，他请好的专家和权威人士在等着给我们介绍敦煌的历史与艺术成就。借着导师的庇荫，我们得以看到莫高窟壁画的全部，讲解员一边打开几扇难得打开的洞门，一边强调“这是专家才看得到的，普通游人想都别想”。那时最让我想不通的是，外国人能看到的洞更少，比普通游人的还少，是最低级别。
从莫高窟出来，我们在沙漠里疯玩到深更半夜，完了饿得不行，放风的放风，盯梢的盯梢，潜入驻地食堂偷了几个大馒头分吃。第二天听专家介绍时我又困又累，一直都在打瞌睡，完全不知所云。我猜别的学友们比我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这帮徒弟，也不知是不是给余秋雨丢脸来着。
我只是被鸣沙山绵延的沙漠蛊惑住，时空错乱。后来跟余老师说起在沙漠里的恍惚与迷失，他喜欢得不得了。但是对敦煌艺术的感觉和与余老师的对话，却还是要等到十几年以后才会到来。
而余秋雨老师，敦煌之行后，写了著名的《道士塔》《莫高窟》。
现在想想，三年里上戏的环境和导师们的护卫，曾有那么多的艺术活动与实践机会，为我们打开着一扇大门，我也只是站在门口，让风吹拂了一下我的脸，扬起了几根刘海，却没有抬起腿来跨进去。只是止于大门之前。
再给我一次机会呢？
有人说怎么样经历都是一种经历。我也安慰自己，怎么样做学生都是余秋雨的学生，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主要的，别的都不重要。
写作让他有了非常严肃的责任感（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余秋雨的形象开始更多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他。有知道我们师生关系的，总忘不了说一声，那天在电视里见到你的老师了。
开始的时候，我很不高兴。当时我正在闭门看书和写作，大多时候坐在地毯上面发呆，完全把自己封闭了起来。我一厢情愿以为自己被人养了起来，可以逃班，可以不怕扣工钱，不必穿最好的不必吃最好的，只要有书读有字写就好。余老师在电话里问你怎么总不在家，
你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一直都在家，只是不想接电话，不想单位找到我。他会关心地问我你很忙吗。我嘻嘻哈哈说根本不忙，我正在发呆呢。他便在电话里笑起来，哦，马小娟正在发呆啊。
我总把这当作再一次的理解和容忍。
你的小说我都看了，他说，总是让人兴奋，写得很不老实，还有点黄，但是很明朗，很干净，不过它们总像是一幅幅很好的油画，却没有上框子。他说。
我马上嘻嘻笑。我把一大堆发不出去的小说寄给他，大言不惭在信里告诉他，没人肯发表这些小说，给他看也根本不是想要他干什么的，就是想让他看，看看我写的小说。
他说我的小说没上框儿，我竟越发地高兴，因为我房间的地上刚好就随意立着几幅朋友画的油画，又刚好是没上框儿的。我就喜欢这感觉。我受不了给它们套上框框再装模作样高挂在墙上。
我才不需要上什么框儿，小说发不发表的无所谓，反正我写了，发泄了高兴了就行了。发表不了不就是少两个稿费嘛，我有工资我又不缺钱花。
那时年轻就那么牛，总是不听任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