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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讲的这个故事让我一直都记得，放不下。他总是会把这些本身就充满感觉的事件和人物讲给我们听，留下大大的空间让我们自己去填充。
十几年后，制作过电视剧《让爱作主》《浮华背后》的电视制片人、演员江珊的父亲江怀延江爸爸说到他喜欢的余秋雨的散文，印象最深的是《天一阁》，里面讲到一位姑娘，为了看书嫁到范家。江爸爸说他一直放不下这个故事，希望我什么时候写一个东西可以拍成电视剧，既有很好的故事，又能传达些中国文化的特质，了却他的一桩心愿。我没想到江爸爸也和我一样，对这个故事记得这样清楚，还如此在意。
关于天一阁范家藏书的故事与细节太多太多，但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范家家族里存在过的这样一位女性的身世，或者传说。余秋雨一旦接触到，立刻就有了感觉，就紧抓不放，无以释怀。“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目光”。他一再地在课上、文中提到这个“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皆因他这位人文学者身上还深藏着感性的、审美的、想象的艺术家情怀。他在《风雨天一阁》里说，“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他总是对这样一些能够反映出人的真实生存状态的事件有兴趣，总是喜欢念叨这样的事情，不管是真实发生过的，还是艺术作品中勾勒的，既满足自己，也启发别人。
我看出他也和我一样，喜欢奇异、缥缈甚至幻象的体验与刺激，因为那当中，也一样会有某种真实的东西潜伏。
我喜欢念叨那些经历中不明不白、似是而非的瞬间，一些解释不清又终生难忘的转折，有时没选择好听众、场合与时间，会招来耻笑，但讲给他听，他都听得津津有味，更多的时候他要添油加醋推波助澜。
你看他自己写天一阁，说自己是读书人，它是藏书楼，自己身为宁波人，它在宁波城，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后来总算得到机会，去的前一天却遇上台风和暴雨，第二天穿着借来的半统雨鞋进到天一阁的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鞋里就进了水，便干脆脱掉鞋子，挽着裤管趟水进去。在别人眼里，这样的过程，只是巧合，但他不肯放过，一下就让自己有了另外的联想：“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明明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
我来读这段话，宁愿把它当作他天性中偏好有趣、魅惑体验的不自觉流露，虽然他把它拿来作了文章的一个巧妙过渡，上升得有点太过理性，但我还是更喜欢这个过渡之前的他，充满了天真与惊讶，和平时聊天时的他更接近。
《霜冷长河》一书的自序，整篇都在抒发他心中的大河情结。本来书还没出来时，一本打着他名字的《霜天话语》就满街都是，不过印得再漂亮，缺了他这篇自序便少了不知多少分量。他说要以霜冷长河的图景为背景，来谈谈人生。似乎很严峻、理智、沉重。但是听他娓娓道来大河在他生命中的纠葛，又埋满了神秘、奇异的因缘。
起先说：“几年前，有一次我到北京一位朋友那里去玩，见到一位异人。他见到我，双目炯炯地逼视良久，便说：‘这位先生，你从小是不是产生过一种遥远的记忆，在一条长长的大河边，坐了很多年，在你边上，还坐着一个人，相差大概只有十几步之遥？那人就是我。’”很好玩。
又说他果真从小就心中翻滚着一条从未见过的大河，“银亮亮，白茫茫，并不汹涌，也并不热闹，而且不止一条。这些河在哪里？为什么会如此神秘又如此长久地笼罩着我？”
后来到了黑龙江，“如此抽象的黑龙江，反倒特别接近我心中的河。难道，上辈子，我曾坐着狗拉雪橇驶行在冰封的黑龙江上？也许我在半道上冻僵了？刘邦厚先生说，冻僵的人脸上的表情是欢笑的，这又有点像了，要不然怎么总有不少人奇怪我，永远欢笑得不合时宜，连企图前来抢救我的人都吓了一跳？”“那么，我上一辈子为什么会来到黑龙江？父辈们是戍边还是流放？江边是否还有家族遗留？”
我猜他喜欢奇异、缥缈甚至幻象的体验与刺激（2）
最后转回来他写道：“说到这里我后悔了，不该那么轻慢地对待北京的那位异人。他说我上辈子在河边坐了很多年，这是多好的机语，我怎能摇头？十步之外还有人坐着，陪伴着我，是不是他，不要紧，重要的是长河在流，我坐着。”
不管那霜冷长河有多重要的意义，我喜欢听他絮叨这种类似心灵“秘境”的感知之旅，并且由衷地相信他。
那次已从上戏毕业分配到北京青艺的“刘半仙”回校，可能住在我们楼下的三层男生宿舍，不知为什么，我们女生嗡嗡地都跑下去找他，乖乖坐在他面前，让他算命。这个刘半仙算命是面相与手相加心理三结合，能算过去，也能测未来。听说相当准。也不知为何他算命的名气那么响。
这之前我也是根本不认识刘半仙，因为平时对那些“作神弄鬼”的事有兴致，觉得好玩，也就跟着来了。虽然第一次见刘半仙，结果还是被他“算出”了过去，搞得我有点不太好意思。记得刘半仙试探我，说在沙漠里走，水壶一滴水都没了，你是背着水壶接着走，还是把水壶扔了。我想也没想，说扔掉。他说也许后面还有转机呢。我说它本来就是用来装水的，水都没有还指望它什么。刘半仙一脸坏笑，说你这家伙好狠心。
我更加急着要他“算”未来。现在都忘了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儿，只隐隐记得好是好，但每件都得是自己去努力才得得到，总之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事落到我头上。现在再想，可不是，一些事自己不去努力，还真不会有送上门来的，比如总想哪天能走在街上被人拣了去做老婆，那人还有点钱能养着我，让我免受上班之劳役，但他又不干涉我的大脑，能让我一辈子过“无法无天”“想入非非”的日子，有那么一点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意思。可就俺这条件和脾气，天底下哪会有爱俺爱成那样的。真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人家说，这个刘半仙挺神的，还给余秋雨算命呢，算得也挺准的。原来如“比”！这就像现在的拿名人做广告，余秋雨一下也成了刘半仙的招牌，搞得那天我们几个傻乎乎的女研究生围住刘半仙，问东问西探讨了半天，愉快得不得了。
后来刘半仙算命的名气越来越大，据说还算到了香港。九十年代初他也去了深圳，和余秋雨马兰玩得挺好，两家住得很近。
据说在上戏读书时，刘半仙给余秋雨算命，还拿小尺子量余秋雨的虎口来着，听起来级别显然比我们的要高得多。男人算命与女人算命，关心的着重点好像也不一样，女人爱算所谓爱情，男人则偏重所谓事业。在上戏，连那些关于余秋雨未来的种种前景都给传来传去，总之是前面一片耀眼，老余注定是要飞黄腾达让全国人民景仰爱戴的。那时刘半仙把余秋雨的事业算得那样了不得，仿佛唾手可得，余秋雨也并不排斥，由他去说。这种事情信则灵不信则无，应该也算是一种良性的刺激、良性的循环。
两年前的暑天，我背个大包游荡至江南六镇，几乎每到一个古镇，都与凤凰卫视《寻找失落的家园》摄制组相遇。那几天他们的一位副台长、著名的航拍专家赵群力先生不幸在浙江的楠溪村遇难，搞得我一见他们就想到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从飞机上掉下来，心生悲怜。摄制组一位看上去游手好闲的家伙，大概看到我的行头装束不同别人，每次都要缠着打听我是不是在搞社会调查。最后互递名片之际，我知道他是深圳人，张口便问他，你们去周庄没找刘半仙吗。这个叫阿诚的人大吃一惊，说你怎么知道我认识刘半仙。
我一笑，我们的校友刘半仙在深圳工作一段时间后，现在自己在江苏昆山搞文化公司，但听说他在深圳有不少朋友，我也就那么一诈，就诈着了。
这个认识刘半仙的阿诚很喜欢聊天，对什么事都兴致勃勃的样子。
到冬天在北京，我跟余秋雨念叨世界真小，在古镇周庄时，一个叫阿诚的人在我边上打手机，刚好是给马兰的，好像在说你们去参加赵群力追悼会的事情。余老师听了，马上高兴起来，说阿诚啊，阿诚这个人很好玩的，他到处开茶馆，都是特别好的茶馆，然后总是约朋友去喝茶，你想想，请朋友去喝茶怎么挣得到钱。可他不管，还要贷款接着开茶馆，开得到处都是。下次去深圳，你也要去他开的茶馆喝茶。
我眼前马上出现古镇上阿诚四处找人闲聊天的样子，想起他说凤凰卫视的那部片子他也出了钱，不为别的，就想跟着出来到处逛逛。听起来仿佛一个活得随心又单纯的人。心想这些人都是余秋雨的朋友，经常要在深圳的某些地方喝酒、饮茶，一个圈套一个圈，真的就像余老师说的，他自己倒喜欢和文化圈之外的人交朋友。这倒有点像他的文章，越来越向外打开，越来越脱离他早先的业务领域、居住区域，是他的一个取向。
从“上海人”到“新新人类”（1）
1988年我们研究生二年级时，余秋雨写了散文《上海人》。
有一天走在路上，师妹幸灾乐祸跟我说，秋雨兄写了篇关于上海人的文章，你应该看看。
我问她他怎么写上海人的。
她说反正跟你平常的说法不一样，比如他把上海人的自私、冷漠说成是独立与自由，是宽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