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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都没有想过要搞清楚这件事，尤其是问问余老师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在我这里，分数本来就不是最重要的，并且分数还偏偏一直是我的一个“死穴”——上南京大学时我的总分就比不过班里其他同学，以后我也就干脆厚着脸皮对别人说，我混进了大学，又混上了研究生。
但是因为心里有那么一个“结”的客观存在，依了我的个性，竟然又对别的导师横生出几分疏远与陌生，总觉得在他们面前有些气短。而对余秋雨，除了觉得大家对路子，还平添了所谓“知遇之恩”。
真正到了上海进了上戏，懵懂的我才知道，余秋雨在上海的学术界、文化界早已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一位比我年长十几岁的大姐，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曾在南京大学外语系进修，待我考入上戏，她又刚好在上海师大中文系进修。她的进修班同学年纪都与她相仿，他们是大学里教外国文学的老师，他们都读过余秋雨的文章，听过余秋雨的讲学。他使他们自觉地把自己放得低低的，对他的学术成就充满敬畏，对他活跃开阔的思维满怀钦佩。同为教师，他们对他讲台上的风度更是念念不忘。他们的集体表情，让我对那个时代最常用的“精英”一词，有了最直接的认知。而我这个余秋雨的学生，一进入他们的圈子，就沾光添彩，大受欢迎，成为他们当中的宠儿。他们喜欢唱前苏联歌曲，他们喜欢带我玩，他们喜欢和我讨论外国文学话题。我还那样，总不爱用教材上的那些语言，我用自己的话表述对西方文学的热情和理解。他们都比我大十几岁、二十几岁，但他们喜欢我的话，他们看重我的思考。
第一次见面，他穿着条牛仔裤（4）
我想这多半都因为我是余秋雨的学生。
被称作“秋雨兄”的导师（1）
上戏的学习和生活改变我许多。
一开始我们都被要求“打开”，导师们爱取笑我们这些来自正统大学的弟子们的内向、羞涩。就像现在电视里的现场“秀”，我们被要求大声作自我介绍，不要常规的简历背诵，要搞点个人魅力展示什么的，害得我们每一个都涨红了脸。
我还记得一位妈妈级的学友最勇敢，站起来就表决心，要如何珍惜这三年的学习时间，又说要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当时的系主任陈多先生听得哈哈大笑，说你千万不要当海绵，光把知识都吸进去了不往外吐有什么用，不怕把你自己的肚子涨爆了。别的导师们也都跟着发出会心和善意的笑声，原来他们全都受不了我们的假模假式。第一次师徒见面，导师们就显示出一种集体性的不循常规的状态，吓得我们再不敢老生常谈，却又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表现自我的方式。这情景反倒比考试还难了。
类似的情景在表演系学生那里，完全就是小菜一碟张嘴就来。那时凡是来上戏找我的同学或朋友，事后总要念叨一下他们所受到的“惊吓”与“摧残”：有时刚进了校门，身后就传来亲热甜腻的声音问“你来了？”正在懵懂中犹豫着如何回答好，另一个方向却又响起一声断喝“滚！给我滚出去！”吓得魂飞魄散之际，却发现人家出声儿的人压根就没拿正眼看你，人家扬着脖子从你身边擦肩而过，嘴里还在那“你来了”“滚出去”。原来这一切根本与你无关，人家正背台词呢。有人嘴上不服，说我，“你这儿差不多就是疯人院啊！”我说我喜欢他们这样，在南大压抑惯了，这样挺好。
那时全学院只有一个传呼电话，看门的师傅是苏北人，谁有电话，他就在楼下大叫谁的名字。比如他喊“萨日娜”，舌头转不过来，就成了“杀人啦”，他一喊，楼上楼下的学生就都跟着喊“杀人啦”。杀声一片。弄得周围居民跟着乱紧张。
虽然我们还没有表演系那样的勇气，可以在上戏的院子里一边走道，一边旁若无人无比投入地念台词什么的，但在宿舍里，我们早疯成一团。
我们开始躲在宿舍提前“瓜分和分配”每一位导师，还给他们每一位起外号。个子小小的可爱的陈多老师，我们背地里叫他多多。研究中国早期戏剧家熊佛西卓有成效的丁罗男老师，我干脆给他取名熊老师——有一回夏岚冲进宿舍把我按在床上就开打，原来她迎面碰上这位丁老师，时空没能及时切换过来，一声毕恭毕敬的“熊老师”，把丁罗男喊得一头雾水。至于余秋雨老师，我们亲热地唤他“秋雨兄”。又因为我和余老师最对路，他有时还被称作“你的秋雨兄”。
这样的事在上戏的男、女生宿舍里大概上演过一轮又一轮，半真半假的，多少也能反映点学生对教师们的亲疏与取舍。有一回一个进修班的老女人老男人们因“分赃不均”，还为这样的事吵将起来，结果闹得“闺房密语”“寝室卧谈”统统都给抖落了出来，弄得那些被暗地里“瓜分来瓜分去”的老师们全都哭笑不得。
年龄相当，人又随和、善解人意的余秋雨，自然是仰慕者“争抢”的重点。后来大家把这事当笑话讲，余秋雨自己也摇头，觉得整桩事件秘密部分还挺可爱挺好玩的，不过后来演到公开部分，就太认真太不好玩了。看来他还是喜欢被女弟子们“认领”“支派”，喜欢这种游戏般方式下的明朗、认同，但一旦失了把持弄成街头巷尾的飞短流长，他可不欣赏。
后来台湾美女肖蔷说她在敦煌拍戏太苦，只有读余秋雨才得以熬过那段日子，不久又有台湾把他排在十大美男子之首的消息传来，他开心地在电话里和我谈论这些事，问我听说没有。我说听说了，报纸上登得到处都是。他呵呵笑：这真是太开心太高兴了。
有次我当着他的面一激动，差点也没把我们宿舍的“黑名单”交代出来——当然为了师妹们的面子，还是“理智”战胜“冲动”，“打死也不说”，免得把一段愉快、调皮的日子弄得太不好玩太没趣了。
那时的余秋雨竟然从没来过我们这几个女弟子的寝室，好像也从不主动找我们。也不知是否被之前的“争抢”事件给吓怕了。对待这些感性十足的“戏剧女人”，也许躲得远一点为妙。
研究生宿舍夜间没有熄灯一说，晚上大家都睡得晚，第二天中饭之前基本上都是“睡美人”的干活。有时门外会响起敲门声，我们要么不予理睬照睡不误，要么被敲烦了，便齐齐地大吼一声“谁！”门外立马静如死水。但愿这样的情形之下，不会有那个“秋雨兄”。
倒是经常在课间、在校园碰上后打声招呼，却又能感觉到他对这几个女弟子的近况了如指掌。像谁总爱跟谁一起玩一道逛街，谁又在跟什么人谈恋爱了，谁又不见了踪影，他总是有数的。
那时上戏后面的华山路幽幽静静，不宽的小马路上，完全被高高厚厚的梧桐树叶遮掩住，临街少有店面，一些花园洋房藏在围墙后面，不露声色。只有一路公共汽车来往，到了华山路，上下乘客都要减少。我们没事就在路上闲逛，到前面的小面包房去买法式面包吃。还有靠近衡山宾馆的一家外贸店，差不多快成上戏男女学生服装专供处了，凡是有新到外贸服装的日子，就会有上戏学生在校院里传播消息，爱买衣服的人就一哄而上。
被称作“秋雨兄”的导师（2）
还有淮海路、华亭路，都是爱去的地方。
经常逛得精疲力尽回来，走在华山路上，吊而郎当的样子，碰到秋雨兄，便会做贼心虚起来，干笑一声，逃进校门。倒是秋雨兄，总是老熟人一样，问声：“咦，又是你们两个人啊？”或者说：“穿得这么漂亮，去哪里玩了？”
其实我们都清楚，以他的风格，他不可能会批评指责我们逛大街消耗所谓大好时光，只要带着脑袋带着眼睛，上哪儿去碰上点事都不会是白碰上的，都会是有收获的。只是我们自己，因毫无建树，总有些不那么理直气壮。
在上海跟着师妹们，我学会了逛街。上戏离淮海路和华亭路很近，出了后门悠悠地穿过那些两旁尽是小洋房的窄马路，就到了华亭路上的服装摊。在华亭路上我们学会了跟卖衣服的上海人讨价还价，我总是看中一件衣服，便躲在师妹的身后，让她们用纯正的上海话杀价，好像邻里拉家常。
上海的小青年从来不会舍得和女孩子翻脸，价杀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挑明了说：“阿拉晓得咯，侬是上戏的学生，侬上戏学生在阿拉咯买衣服咯许多咯，阿拉勿会多要侬钱咯！真咯！”
到华亭路买衣服的除了一帮一帮的上戏学生，还有不远处音乐学院的学生，还有不少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老外。本来上海人穿衣服就有点讲究，到华亭路上去买衣服的，一般更不会有穿得太傻的，光是买衣服的人自己各自的衣着，就已经在相互影响着。那里也是大多数上戏学生弥补和完善服装审美感觉的现实课堂。
学校就那么小，谁今天穿了件特别点儿的衣服，都会遭到所有人的激赏。有一回在华亭路买到一双很特别的小凉鞋，平底，就那么几根小带子，简单大方，露出十只自我感觉特别好的小脚丫。走到宿舍门口，立刻被坐在门口闲聊天的男生盯牢。双脚都走出那束聚光灯，又听身后一声由衷的赞叹：“好一双香港脚啊！”
我们还喜欢结伴去逛城隍庙，吃上海小吃，每一次都撑得发誓下次一定少吃几样。我这个人不认路，经常糊里糊涂和师妹们在大上海的许多角落里乱窜。印象当中，正是从上海开始，我爱上了在大街小巷里游荡，在处处都是市井之声的人群里转悠。
说实话，那都是平时导师们纵恿的结果。
导师们总是鼓励我们走出校门，不要我们成天圈在宿舍里，生怕书本与学问会磨钝我们对生活、对生命的触觉，会磨灭我们对周遭事物的热情和感觉。他们总是说一定要转变过来，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