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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我皈依了什么哲学，以何种理论作为指导方针，我日常的主要工作仍是研究历史。很多学者好像驾驶着新型汽车，于不动声色之中取得了飞快的进展。对此，我忧心忡忡，不敢掉以轻心，生怕我的老爷车逐渐落后于他人。对此，和我境遇相同的克拉克也有同感，她说：“我有一种即将落伍的感觉，思维变得越来越不健全，我们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艰难跋涉，对外界缺乏了解，而一切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有时我和她一样，恨不能背下一本巨型字典。
后来，计算机革命来临了。1983年，我在圣地亚哥参加历史学术会议时首次听说有一种会说话的电脑。马里兰弗莱斯特电脑公司的业务代表让我坐在他的终端机旁。我在他的指导下往电脑里输入文字，然后回放，根据电脑的朗读纠正输入错误。这种机器发出的语言乍听起来十分难懂，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便可掌握。想到我可以从此摆脱必须请别人朗读才能修改自己手稿的尴尬局面，不禁怦然心动。此外，电脑还能把我的作品打印成盲文或其他硬拷贝的形式。但是，最大的障碍是价格。全套系统，包括打印机和软件在内，需要11，448美元。这对我来说是一大笔钱，过于昂贵了。我咨询了一些电脑用户，尤其是那些使用语言功能的人，他们异口同声对马里兰的产品称赞不已。
购买问题是在别人的帮助下出乎意料地解决的。学校院长主动表示提供一部分资金，历史系也随之响应。但出资最多的是我们大学的退休人员部，他们认为电脑能给我的工作带来巨大好处。通过多方努力筹集到大部分资金，我投入的2，000美元主要用在了后来的培训方面。
这样，我多了一个会讲“匈牙利语”的伙伴，它患有感冒，畏冷怕寒，因此我们一同搬进了计算机房，成为了形影不离的朋友。它有血有肉，我为它起了个名字叫“斯坦尼斯罗斯”。它为我朗读屏幕上的一切字母、单词和整个句子，一切都取决我把光标放在哪里和按动那个按键。我一旦删除了某个字母或单词，它会立刻告诉我发生的一切。我俩世界以外的人可能听不懂它的话，对它的反应感到莫名其妙，但对我来说，它表达得清楚极了，是一位深得我信任的仆人和伴侣。
盲人记者萨丽瓦格纳把她的伙伴称为“卡斯珀”，说它是一个“友好的鬼精灵”。但我没听说它患有感冒，因此我怀疑她的“卡斯珀”比我的“斯坦尼斯罗斯”先进。
在我失明的那段时间里，我在购买电脑前后一共写了三本书、若干文章以及为学术杂志撰写了20多篇书评。其中部头儿最大的是我在购买电脑之前完成的《美国边远地带的群居社会》一书，该书的笔记及手稿全部为盲文。为了它的问世，我们准备了堆积如山的资料和表格。这里，我用“我们”二字是为了说明我的学生所做的贡献，他们为我朗读的素材和那些盲文资料一起保留着。为了我们的友谊和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把这部著作题献给他们。我希望看到他们，我珍视他们的友情，但他们在我的脑海里却模糊不清，他们通过声音传达给我的音容笑貌，永远没有那么鲜明。
我渴望亲眼看到我的著作和文章，它们是我的思想产物与脑力结晶。然而，每逢接到出版社送来的样书和刊登我的文章的期刊时，我只能把它们紧紧地握在手里，我无法欣赏里面的文字与插图，无法阅读那些熟悉的字句，它们从我的头脑里诞生，由一架叮当作响的盲文打字机转化成文字。印刷的书籍对能够目睹其中的文字、书脊和封面的人来说是无价之宝，它能换取人们阅读的愿望。的确，新书能带给你一种不同的感受，它散发着特有的油墨香味儿，就连第一次翻阅时发出的声音都不同凡响，这些我完全能够体会。然而，我仍希望看一看它的封面、颜色以及环衬（尽管它们一片空白）。我想看到印有我的姓名的扉页，看一眼献词四周的空白。我想看一下标题的版式和缩写字母的处理，我想看清表达我的思想的所有字体。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书籍，录音磁带和盲文读物无法取代，它们过于沉重，冷漠无情，令人难于亲近。
此外，书店也是无法替代的。那里摆放着各种五光十色的书籍，你在书中既可找到诗歌瑰丽的佳句，也能发现艳情的细腻描写，新书里面有你十分熟悉的段落。然而，这些美好的一切渐渐弃我远去，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烦恼。
我知道，我的读者在那里，我的新书也在那里。然而，我和他们却如此遥远。我像一辆在错误道路上行驶的货车，走的是无法调头的单行线。我彷惶不定，也许我将无可避免地落入痛苦的深渊。正如盲人记者瓦格纳所说的那样：“适应环境是一件令人生厌的事，因为你不知道要‘适应’到何时为止。”有时，这种过程本身就使人厌烦。
我的女儿艾利森十几岁时十分烦燥，常常为获得一副芭蕾舞演员式的身材心烦意乱和拒绝吃饭。为此，我们争论、劝说乃至声泪俱下，真是伤透了脑筋。
这里不是讲述我女儿故事的地方，我只想说明那些年里我们确实遇到了很多麻烦。她的问题有多少与我的失明有关不得而知。然而，我在伦敦完成古根海姆使命的半年却使我们彼此受尽折磨。那是我视力衰退的最后阶段，走路摇摇晃晃，不但要紧张地用望远镜观察汽车站牌，而且要不断向陌生人问路，痛苦程度可想而知。由于我在伦敦的乐大于苦，所以并不如何在意。艾利森则不然，她讨厌这种情况，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拒绝离开我们临时栖身的公寓。她的顽固使我大为恼火，我们争吵，闹得不亦乐乎。弗吉尼亚伍尔芙1笔下的叫喊和我们的相比也只能自愧弗如。然而，我们究竟为什么吵闹不休呢？
有时，我的失明是其中原因之一，她说。回家以后，她留下了一个自杀的纸条（后来自杀未遂），上面要求在她死后把双眼移植给我。还有一次，我们动起手来。我抓住她，她一边反抗一边叫喊说，她看不到我的眼睛，无法隔着那层象征死亡的白内障看清我。这些话让我十分难过，我明白她的意思。她在说双眼是感情交流的工具，眼睛可以表达爱与恨、信任与怀疑、赞同与谴责。没有它们，孩子如何同父母沟通呢？
艾利森对父亲失明发表的意见仅仅道出了盲人不利因素的一个方面。对于盲人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看不到亲人可爱的面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亲人的相互微笑。眼睛既可接收又可表达，是唯一可以同时完成两项工作的器官，耳朵、皮肤或舌头对此都无法胜任。眼睛如此重要，是面部五官之首。试想，我们见到一个陌生人时能从他的脸上看出多少信息；想一想我们如何通过五官表达彼此的敬重与轻蔑。没有了双眼，我们的基本存在便会受到威胁，好比一个人顾影自怜但看不到自己的尊容。
在我的脑海里保留着我所熟悉的所有面庞，然而他们的实际形象正在日益改变，年轻人尤其如此。我知道，艾利森的变化很大，我头脑中的印象是她15岁时的情形，如今她已是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年轻妇人了。我抱过她的两个孩子，但从没看见过。他们停留在不属于我的视觉世界里，他们的面容对我来说永远是一团迷雾，把他们抱在怀中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时常担心我的手指会不小心碰到他们的眼睛，或走路时把他们的胳臂拉扯得太大了。我对他们而言不过是血缘上的外公而已。
此外，盲人在心理上还有一种不十分明显或公开的罪恶感。作为一个失明的年轻女人，克拉克在她的公寓遭到诅咒和房客们纷纷离开时，感到了这种情绪的存在。
我们在大街上行走的时候不敢面对他人，好像正在从事一场重大犯罪活动。我想，这种罪恶感是由于我们已在训练自己破我们的记忆，把它们驱赶到生活以外。我们能在梦中和它们相见，但却惧怕做梦。
然而，雪莉的面庞似乎永远在我面前，另我百看不厌。我们的生活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我对她十分自信，她的面容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并且坚定不移。我知道，我们都在变老。彼此能够看到对方变老的过程是一件好事。对于相爱至深的人来说，看和被看、想看和想被对方看是非常重要的相互关系。如果到了无法以你爱人的角度看你自己的地步，无可奈何的遗憾感觉便会油然而生。
结束驾驶生涯是一件困难的事。对于住在加利福尼亚南郊的人来说，放弃开车有如放弃了自由。从不再驾车的那一天起，我的日程安排便取决于他人了。我的感觉好似墨菲描写他下肢截瘫、成为一个被动者时的心境那样，“等待世界在它认为合适的时候向我走来。”我停止开车的时间在瑟伯之前。他这样描写他离开方向盘时的最后时刻：
夜间开车的危险是尘土扑面而来，成群的虫子飞到挡风玻璃上，它们时而像身穿旧军装的舰队司令，时而像卖苹果的瘸腿老妇，时而又像无数翘起的驳船船头。我冲出它们的阻拦，越过壕沟、穿过田野、冲上草坪。那些诩诩如生的舰队司令和瘸腿老妇也许真有其人，他们在休息之前到路旁呼吸新鲜空气，而我却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唉，我是如何欣赏瑟伯那种出类拔萃的感觉啊：“我开夜车时有一种想放声大哭的奇怪欲望，现在虽然克服，但仍止不住抽泣。”不久，他告别了可以随意支配的方向盘，从此引退。
然而，我不应该哭泣。生活对我来说不像瑟伯开车时那样阴暗。诚然，我常常和他一样“像一个戴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