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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星期二。验光师在我配戴了一夜隐形眼镜后为我复查。他验完视力后宣布说，我左眼的视力目前为20/750，是配戴隐形眼镜之前的两倍。因为分泌物增多，他要我早、晚各一次用生理盐水冲洗眼睛并且每两周来此一次接受清洁指导。再过两个月，他将考虑为我配制一副新的玻璃眼镜，将右眼的视力提高到最大程度。
日记到此结束。1987年春天，我接受了白内障摘除手术并非全部成功的悲惨事实。隐形眼睛的实际用途不大，几周后为了避免麻烦，我把它们抛在了一边。拉彭泽尔的眼泪不会永远能使王子失而复明。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动过两次白内障手术。戴维·布莱克霍尔在完全失明之前经历了四次失败的手术。瑟伯也是在四次手术失败后才彻底放弃努力而完全失明的。我的成功机会是二比一，至少比他们都好。
我只能永远用一只眼睛看东西了。我甚至可以见到司快尔先生在他的《尼古拉斯·尼尔克莱比》中说：“他只有一只眼睛，而人们往往大多不喜欢独眼的人。”一只眼睛看东西时没有立体感，但也没有因此感到十分不快，因为我是从完全失明的路上走回来的。假如我双眼健全而突然失去了一只眼睛，那么这个问题就显得十分严重了。
有时，一只眼睛确实使我感到烦恼。记得在什么地方读过有关一种原始文化的故事：人们害怕独眼人，因为他们是魔鬼的孩子。这种反常现象说明一只眼睛是恶毒的，它能带来死亡和毁灭。记得书中说过，在那个社会里，父母有时故意毁掉孩子唯一的一只眼睛，因为人们宁愿变成双眼瞎，也不愿成为恶毒的独眼人。我试图证实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社会，但徒劳无获。这是一个不愉快的故事，令人感到害怕。我认为，即使它千真万确，但每种文化现象都有其相对性的。在丹麦的盲人学校里，比亚恩霍夫看不清物体被认为是“过于邪恶”的结果。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属于怪物，而长了一百只眼睛的阿耳戈斯也是如此。还有一句话是：“盲人国里，独眼为王。”
我开始注意历史上只有一只眼睛的人物。泰摩兰1率领过蒙古的千军万马。汉尼拔2跨过阿尔卑斯山劫掠了意大利。在哥本哈根，纳尔逊3为了避免执行令人反感的命令而把他的盲眼放进玻璃杯；在特拉法尔加，他甚至靠一只眼睛取得了胜利。大比尔·海伍德为了西部矿工像老虎一样斗争。现代人物莫伊舍·达扬4在指挥以色列保卫战中为戴眼罩的人增添了光辉。以上这些独眼人似乎都是大英雄，但也有像小萨米·戴维斯这样喜欢用自己的毛病开玩笑的人。在一次高尔夫锦标赛中，人们问他什么地方有残疾，他回答说：“我是一个独眼的犹太人，属于有色人种。”
和萨米·戴维斯一样，如今我对只有一只眼睛能够坦然处之。但我的内心深处却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害怕再次失明，失去唯一的一只眼睛。
失而复明后的更多乐趣接踵而来。我注意到我和学生谈话时发生的变化。对于任何人来说，同遇到麻烦的研究生谈心都是一种挑战。他们在上课、写论文和考试方面出现的问题往往是由个人原因引起的——父母不和、恋爱失败、资金不足、死亡、恐惧和不安全感等等。打开面巾纸的盒子必须从上面开口。在这种情况下，我能通过观察发现他们落泪的前兆——撇着嘴或紧咬双唇、目光下垂和眼眶发红等。失明期间我错过了多少观察这些表情的机会呢？当然，我能听出声音上的变化：言语停顿、清喉咙、叹息和喘气——声音毕竟能向你传达很多信息的。但看不到面部表情依然不够。如今所有的暗示一览无余，我能保持主动，在需要的时候取拿出面巾纸。
我看到人们在微笑。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也经常笑容满面。朋友告诉我，我看上去比以前快活多了，显得更有信心，也许这就是原因。我能向别人报以笑容。胡尔说，盲人向别人微笑好比发出了一封收不到回音的信。现在我可以收到回信了。霍肯的视力恢复后，朋友们说她“比以前更有生气，面部表情更丰富了。”她学会了使用以前不会使用的面部肌肉。
走路时，我的身板比以前直。动完第一次手术之后，我从百货商场的大镜子前面走过时发现，我走路的时候向前弯着腰。失明期间，由于害怕不小心碰到半开着的门因此总是向前伸着双手，因此形成了弯腰的习惯。有些盲人为了避免在走路姿态上形成难以改掉的习惯而尽早参加了使用导盲犬的训练。如今，我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腰板比以前直了，走路时挺胸收腹，心里感到十分振奋。
走路数步子的习惯很难改掉。对于盲人来说，形成这种习惯十分自然，无需过多的解释。要想掌握从车库门到大门口或者从办公室到厕所的距离，数步子是一种简单而效的方法。而且，当你下楼梯时，数台阶能确保安全。现在虽然没有这种必要了，但积习难改。我发现只要走路时不考虑别的事情，不论去哪儿，我仍然在数脚下的步子。
过去失明时，姓名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如果对方不够大方，说话时不肯说出他们的姓名，我是无法辨别出他们的声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单刀直入，询问他们的尊姓大名。姓名对我来说，好比大海里漂浮着的一根桅杆。如果对方是熟人，我可以通过他们的名字对号入座，从脑海里搜寻过去的形象。如果是陌生者，我也要根据他们的名字创造新的形象。如今，和那些想不起姓名或不认识的人交谈时我感到自如多了。我意识到，别人的名字在需要的时候会自动出现，有了丰富的视觉线索精神可以十分放松。
别人的形象也是对自己的形象的一种加强。我们知道自己的模样，因为我们能把自己和别人进行比较。如果无法做到这点，我们本身的形象也会变得模糊起来。胡尔在失明期间经常说“自己像一个幽灵、一个鬼魂、一种记忆”，因为别人都脱离了的肉体“变成了声音、从子乌虚有里说话，在虚无飘渺中消失”。
自己的身体和性方面的某些兴趣与更明显的自我之间是否存在可能的联系呢？这个问题似乎超出了我的回答范围，但我重新扮演起以往失明时无法扮演的角色，这个事实却是千真万确的。所有跛子、瘫子或有生理缺陷的人，他们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残疾人。不论他们身为父亲、丈夫、一家之主还是学生，但都摆脱不了残疾人的身份。如今我能通过很多小事使自己得到支持。我能自己开车上班、自己加油、打扫车库、自己付款和向服务员付小费。我的残疾人的身份已经被其他角色所取代，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像一个正常人。
做完脊锥手术之后，墨菲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好像心灵和肉体都获得了新生。”虽然我在失明期间心如止水，现在却更加平衡。我有一种要充分利用所有感官的想法。我像一部发动机，所有的汽缸都在运转；我像一棵大树，意气风发，枝繁叶茂。
现在，我是否更比以前更像男子汉了呢？在过去失明的岁月里，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跟在妻子身后，拉着她的手，让她领着我前进。我坐在车上，让妻子开车把我拉来拉去。餐馆里，她要付帐单；车子坏了，她要送去修理。所有这些都可以十分容易地解释为对男子角色的妥协。在与性有关的陈辞滥调中，盲人没有自由，不属于任何群体。我曾担心会不会由于自己失明而忽视了雪莉的各种需求。她是否渴望过能有一个高瞻远嘱的男人？是不是需要一个能在危险到来之际挺身而出替她抵挡一切的丈夫呢？我不是阿诺德·施瓦辛格1，不是约翰·韦恩，但我在视力恢复之后却对这些成见产生了同感。
弗洛伊德对此曾经做过研究。他把视力同性满足联系在一起，因此失去视力便等于遭受了阉割。同样，在埃斯库罗斯2的悲剧中也存在这种模糊暗示：俄狄浦斯3由于性方面犯了无法原谅的错误，因此受到双目失明的报应。李尔王失去国王的权力之后，失明似乎是莎士比亚为他安排的最恰当的结局。我怀疑自己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些俗套的影响，我在手术台上也曾出现过遭受阉割的一闪念。我想充当新角色的愿望是否支持这种内在的洞察力呢？只有意识到我们面对的只是各种象征和社会的固定是模式时才能如此。盲人当然不能和遭受阉割的人划等号。尽管性满足和男子汉的角色是两种互不相同的概念，但在很多事情上却可相提并论。
奥利弗·萨克斯说，他的一个神经病病人突然感到嗅觉变得极其敏锐，令人无法想象，以至产生了一种新奇感。在这种情况下，嗅觉的增强使他无法对其他物体进行分类。过分灵敏的嗅觉压倒了其他感官对具体事物的判断。这种感知上激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手术后的第一年，我也曾被这种强烈的感觉所征服。尽管我不像萨克斯的病人那样重病缠身，但直到几个月之后我才能断定我所看到的是事物的本来面目。有一种体验，过去我只能将其隐藏在心底，因为它在广阔的环境中看不到，现在我可以将之公开了，我的亲朋好友都能看到，可以在所有人之间进行交流。重见光明是决定性的因素，它为这种对巨大外部环境的鲜明理解和个人的不同内在感受相互结合奠定了基础。
我没有放弃有条不紊的做法。或许这是天生的，或许我很早就养成了这种习惯。把一切物品摆放得井井有条可以让人们接受和适应失明带来的厄运。我知道哪里有我需要的物品并且能从那里继续寻找。如今，同样的规律已经打破轾梏，并且远远超出了我的控制范围。十八世纪的狄德罗1认为，明眼人更容易证明上帝的存在，因为他们更容易看到上帝的自然女神所创造的巨大秩序。然而，那些可怜不幸的盲人却无法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