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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路上，我感觉似乎驶入了迪斯尼乐园或全景电影院。五颜六色的汽车朝各个方向飞奔，它们从我们的车子旁边掠过，近得吓人。公路上的各种交通标志线看上去宛如一幅蒙德里安1的油画。它们分黄线、白线；有单线、双线；它们在十字路口处彼此交叉，在左转弯处突然停止或骤然转向。有时，车道变窄，直线变成箭头，路面出现了多处分支。十五年以前，公路上的标志十分简单，如今，它们复杂得像老妪脸上的皱纹。
我们从维多利亚棕榈大道拐入红树大街，然后驶入自家的车道，开进车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的房子，它属于我们还不到八年。车库里的景象首先使我震惊，里面有摆满旧杂志的书架，有堆放杂物的箱子。有的箱子盖着盖，贴着标签，有的塞满了乱七八糟的废旧物品。长条凳上放着各种清洗剂、工具和电线。我和雪莉不愧是搬家能手，我们的车库也确实称得上是一个巨大的货舱。然而，这一切在我的眼前却显得五彩缤纷，看上去那么绚丽，那么令人激动。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琢磨视力与美的问题。一个孩子能够看见周围的世界，但他知道如何领略美吗？如今，我返老还童，一切在我的眼前都变得如此美妙，完美无缺。即使是那个堆满了破烂儿的车库也显得鲜艳夺目，错落有致。做出某些重要判断时需要视力，但也需要经验和时间。那天，我成为了儿童时代的主宰者，对任何事情都感到满意。
我走进了的卧室，卧室里面铺着深红色的地毯。我推开拉门，绿色的庭院映入眼帘，那里芳草茵茵，鲜花盛开，蓝色的和黄色的小鸟到处飞舞。我十分激动，眼睛里一下子充满了泪水。我哭了，雪莉也陪我一起落泪。我们本应到家之后滴一些眼药水，冲洗一下眼睛，但现在没有必要了，因为泪水已经把一切冲洗得干干净净。
电话铃响了起来并且几乎响了整整两天。我弟弟迪克在电话中得知道这一消息后，一时语塞，不知说些什么才好。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用有些沙哑的嗓音说，他要定定神儿再给我打电话。
我没能吃下午饭，感到有些头晕恶心。午睡之后，我感觉好些了。
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基利恩医生的感激。我想，她能使我重见光明也一定十分高兴。这种情况也许对她来说已经屡见不鲜，但我敢保证决不会天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多年之后，我偶然看到了一本由希拉·霍肯撰写的书。霍肯女士是英国人，属于诺丁汉家族。她和我有类似的经历，有许多相同的感受。她患有视网膜发育不全和先天性白内障，十九岁时完全失明，靠导盲犬带路来往于阿文公司的书摊。结婚后几年，一位医生提出为她动手术，她决定冒险一试。当打开绷带时，她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片白光，一片令人目眩和几乎无法忍受的白光。然后是动人的蔚蓝色，美得无法想象。它有如世界的开始，美妙神奇，难于置信。
我和霍肯虽然素不相识，但可谓神交。我们的同感简直太多了：新鲜的阳光和绿草、第一次从车窗里向外望时所看到的情景“一切都在向后旋转……宛如乘坐着一匹巨大的旋转木马”、路面上的交通线（“唐，你瞧呀，路上画了竟然这么多各种各样的线条”）以及第一次目睹自己的家时所留下的难忘印象。
现在，我明白了我避免了许多不幸。例如，心理创伤就是一种巨大灾难，这种事并非每个明眼人都能理解。盲人重见光明后不一定全都十分愉快，手术后情绪消沉是经常发生的事。
心理学家阿尔贝托·瓦尔沃曾经研究过这样一个病历，为方便起见我们将其称为HS。HS是一位十分聪明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十五岁时因化学品爆炸造成失明。二十二年后手术恢复了他的视力。手术前医生对他进行的测试说明他的心理没有任何缺陷。从他的日记中我们看到：
手术后大约一个月我开始感到沮丧。我总想放声大哭，但却不知道原因，也许是看到的东西太多了的缘故吧……这是一条漫长而痛苦的路，把我带到了一个奇怪的世界。我甚至认为不如以前愉快。如今，我似乎十分脆弱，一种极度的疲劳感经常把我征服。
大多数经过多年失明而又重见光明的人都曾有过类似的遭遇。人的心理在视网膜和视网神经慢慢重新开始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在发生着变化。他们开始感到必须重新认识世界，他们不再是盲人了，人们会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正如瓦尔沃所总结的那样：“手术后的患者一旦开始怀念过去失明的痛苦就会变得抑郁寡欢起来，他们情绪消沉、爱发脾气并且容易疲劳……他们渴望回到过去，藉此获得安宁和保障，得以解脱。”除了这些基本原因之外，盲人恢复视力后还会由于眼中的现实不如想象中的美好而大为失望。此外还有一种原因也比较合理：有人因为痛惜失明给自己视觉享受带来的损失而倍感悲伤。
这些描述使我深有感触。所有这些——心理变化、更高的要求、失去的安全感以及潜在的失望情绪——我都有所领略，只不过还没达到心情抑郁或意志消沉地步而已。也许是我的灰袜子本性挽救了我。然而，我十分同意HS日记中的说法：“我感到最痛苦的是生命中潜在的那种模糊感觉，记得父亲去世时我有过类似的情感，那是一种任凭命运摆布而无可奈何的感觉。”我的感受也正是如此。
重见光明后的第一个夜晚，我的老朋友唐·斯图腾博鲁夫来到我家，探听有关手术的情况。他是一位感情深沉的人，多年来一直为盲人说话，目前正准备写一个剧本。在他的提议下，我们来到室外散步。天上冰轮乍涌，我尽管还看不到繁星，但那盘金黄色的满月却已显得如此瑰丽。今晚，共睹明月之人有谁能比我更快乐、更幸福呢？
唐以前曾为我朗读过阿根廷盲人诗人乔治·路易·勃格斯的诗歌，记得其中有这样一句：“最后玫瑰之娇美兮，置之眼前而不见”。
如今，那看不见的玫瑰和一度消失的明月都一一呈现在我的眼前。此情此景，唐也有些难以自已，眼中不禁涌出了热泪。
第六章 重见光明
尽管离正常人的视力还相差得很远，但目前的状况已经让我感到欣喜若狂了。看来我已完全摆脱了失明，然而等待着我的又是什么呢？以前那个充满自信、对丹佛宣判不屑一顾的男人在那里？七十年代初那个视力模糊、到处跌跌撞撞的人如今又在何方？我能带着心爱的妻子、女儿和外孙像一个正常人那样驾驶自己的汽车吗？这种愿望似乎太过奢侈，似乎有些高不可攀。然而无论怎样，我都是一位历史学家。不论事情如何发展，我都要详细地记下所发生的一切，我要把所有动人心弦的时刻保留下来。我继续写我的日记。我的盲文打字机在拆除绷带的当天又重新开始工作。有关日记内容如下：
3月27日，星期四。早上，我打开了厨房的碗厨宛如打开了一个首饰柜。牛奶盛放在蓝色的奶罐里。多年来，我每天喝牛奶用的纸杯不是想象中的乳白色而是桔黄色，上面印着鲜红色商标，“PERO”几个字母赫然在目！我家的煤气灶和厨房的桌案竟然是绿色的，以前我从未想到会是这种颜色。
下午，我的视力变得更加清楚。卧室的墙上悬挂着照片。照片中的人物一一映入我的眼帘：我看见了我那三岁的外孙以及当时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诺娜（雪莉的妹妹）。我看到了雪莉的脸，看到了她那双明亮的蓝眼睛。每个房间都有好看的图片，我的写字台上挂着三张耶鲁大学的照片，还有我们在伦敦购买的那幅画着老虎的油画。我有一种故友重逢人的美妙感觉。埃丽从花园里为我剪来了第一束玫瑰花，那是一种布兰迪的黄玫瑰，花蕊处的颜色比外面鲜艳。埃丽一共进来过三次，每次都换一件上衣，让我辨认不同的颜色。透明的红色牙刷吓了我一跳，我一直以为它是白色的。我的衬衫漂亮极了，尤其是彩格呢的那件，它和白色的餐巾纸一样令我惊奇，没想到上面竟然有许多漂亮的图案。
3月28日，星期五，天气晴朗。视力有些模糊，因此到基利恩医生那里进行检查。我能大致看清视力表上第一行那个大写的“E”，通过小孔能够辨认出第二行的符号。检查结果令基利恩医生感到放心和高兴。我的眼内没有葡萄膜炎感染，视网膜正常，眼压为13。她说，从这种视力开始，以后会越来越好。我问有没有可能达到20/80，回答是可能更高，甚至能达到白天开车要求的视力水平。
晚上九点，我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美国广播公司首次播出的系列剧《阳光先生》，剧本和当时吉纳雷诺德把我作为盲人教授让我发表意见时的一模一样。所有台词我都了然于胸，但却是第一次看到影片的动作场面。我看到了留了一把大胡子的杰弗里·泰伯，看到了他以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阅读盲文的情景（证明雪莉当时的观察十分正确）。
3月29日，星期六。早上，雪莉为我朗读了一篇题为《“阳光”爱好者的一束新的阳光》文章，那是河畔专刊上一篇有关我的报导：“阳光先生”昨晚欣喜异常，此君乃罗伯特·海恩。海恩先生二十年来第一次看到的电视节目是美国广播公司推出的系列连续剧《阳光先生》云云。我目前的视力水平还无法阅读报纸，但却能看到上面的照片。那是我的一张旧照，双目失明，意态萧索。
我依然沉浸在失而复明后的欢乐之中。我饶有兴趣地看着牛奶或葡萄酒倒入玻璃杯，看着自来水从龙头里喷射而出。我看着朝阳把我们的全部房子照亮，房后的草坪在朝阳中一片安然，翠绿欲滴。以前我对雪莉说，我很喜欢这所房子，我们买了它吧。如今我敢说，这个地方�